“我们对于在入学考试中存在的严重错误深表歉意。此次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也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我们背叛了公众的信任。”8月7日，东京医科大学主任雪冈铁雄在发布会上承认东京医科大学在录取新生中存在性别歧视的事实，并深鞠一躬，向公众致歉，但否认自己参与其中。“我认为，这体现了东京医大对现代社会的很多变化不够敏感。我们没有理解，现代社会的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被平等对待。”
四天前，东京医大公布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承认了媒体报道的事实：为控制女生数量，东京医大自2011年起在入学考试中给全体女生扣分，优先录取男性。
这样的故事并不仅仅在东京医大发生。曾在东京医大负责招生工作的一名管理者告诉日本TBS电视台，做医生需要体力，女性当不了外科医生，也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工作，一旦结婚生子就轻易离职，手术较多且工作不规律的外科甚至有“3个女人才顶一个男人”的说法。因此，无论哪所医科大学都在悄悄“筛除”女生，想办法多招男生。
“这就是所谓‘必要之恶’，已经成为默契了。”他说。然而，对于日本女性来说，这种“必要之恶”就像她们身边埋下的暗雷，从上学到就业，随时可能被引爆，摧毁她们的希望和未来。
阴差阳错的发现
东京医科大学的性别歧视丑闻来自一个偶然。
根据《日本时报》的报道，该事件起源对东京医科大学的另一桩贿赂丑闻的调查。当时，有指控称，东京医科大学在职人员接受了一名日本官员的贿赂，学校保证该官员的儿子入学，以此换取政府补贴。
在贿赂丑闻曝光后，日本政府对该案件进行一系列调查。在内部调查中，该大学的律师偶然发现了东京医科大学在入学考试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日本《读卖新闻》报8月1日的一篇报道将此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推动下，8月3日，东京医大公布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承认了媒体报道的事实——至少从2011年开始，该校就对入学成绩进行“微调”，以降低女生的通过率。
东京医大的入学考试分为两部分，通过第一轮笔试的考生，进入第二轮考试，也就是小论文和面试。学校将所有考生的小论文成绩“打八折”，再给应届和复读不超过两年的男生加20分、复读3年的男生加10分，但不给女生和复读4年及以上的男生加分。这意味着，女生们被变相扣了分。
通过这种方式，东京医大每个班的女生比例被严格限制在30%左右。美联社从该校获得的录取记录显示，通过入学考试的女性比例从2009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8%，此后逐年下降，今年更是降至18%；2018年女生录取率为2.9%，男生录取率为8.8%。
日本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通常进入学校附属医院工作，女医生结婚、生育，很可能影响工作甚至辞职，导致医院人手紧张，因此学校在录取阶段就“防患于未然”，从入校的“源头”卡住女生。
丑闻曝光后，教育大臣林芳正谴责东京医大操纵分数“极不恰当，是严重的问题，削弱了人们对大学的信任”。而东京医大在8月7日正式道歉，承诺“根除”操纵成绩行为，并表示考虑对被扣分的考生进行追溯性录取。同日，文部科学省展开紧急调查，追查其他医学院校是否存在类似的性别歧视，被调查的高校需在8月24日的最后期限前作出回应。
校方的回应并未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失望。对性别歧视的反思，深深刺痛着日本社会的神经。8月9日，为了声援曾报考东京医大的女性考生，作家北原美野里、众议院前议员井户正枝和多名律师成立“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歧视问题当事者与支援者之会”，要求该校公开考试成绩、退还考试报名费。
“因为是女性所以就要吃亏，不仅不公平，而且太落后于时代了。”日本女性医疗从业者联合会理事种部恭子说。
“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
东京医大的丑闻曝出后，日本一家以女医生为受众发行网络杂志的企业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参与调查的103名女医生中，有18.4%的受访者对东京医大的行为表示“理解”，46.6%“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两者之和占比为65%。
“在医疗第一线如果没有男医生，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有受访者表示。事实上，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医护人员中女性也不足30%——因为医生被认为是个需要体力的职业，而女性通常无法承受这种高强度劳作。
“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得加班，疲劳已经让我流产了好几次，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一位女医生接受调查的诉苦道。据《日本时报》，女医生休假和离职情况较多是事实，但导致这一现状的是女性背负的家庭重担。身在医疗前线很难兼顾家庭，社会没有为她们提供坚持工作的大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对这种“默认的不公平”感到不满。一名以医生为理想职业的19岁女性对于这个倾向男性的天平，感到难以置信——结婚生子是理所应当的权利，为何当今时代还对此存在性别歧视？
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说，从接受高等教育到就业，整个过程中需要承担许多由于性别带来的不平等。据《日本时报》，名校东京大学的本科生中，只有不到20%的女生。东京大学辩称，这是因为许多家长为女儿操心，不愿让她们离家在大城市独自生活。许多父母认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没意义。“母亲和祖母觉得，我拼命学习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个女孩。”东京大学一位大四女生告诉《朝日新闻》，在她之前，家族里只有男孩上过大学。
尽管总体而言，日本大约50%的女性上过大学，这一数字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由于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模式根深蒂固，女性在职场屡屡碰壁。
“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一名日本女性告诉路透社。她顶着父母的压力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却在找工作时遭遇性别歧视。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中，只有67%找到了工作，她们中许多人要么在低薪的兼职中苦苦挣扎，要么从事前途黯淡的工作，为男性管理者端茶倒水、清理办公桌。在日本企业中，女性仅占管理人员的11%和董事会成员的3%，且大多集中在底层岗位，薪酬、地位和晋升空间都逊于男性，很少有人走上中高层管理岗位，这被称为“纵向性别隔离”。有些公司甚至以临时员工或兼职的身份招聘女员工，导致33.4%的职场女性为非正式雇员。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家庭优先”的观念让她们难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才创新中心”的数据显示，拥有大学学位的日本女性中，74%可能主动辞职，远高于美国的31%；其中32%是为了照顾孩子放弃职业生涯。77%的日本女性希望生完孩子后重返职场，但只有30%的人成功找到全职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幸运者中，有近一半人面临减薪。
“如果它失败，一切将倒流回从前”
3年前，育有两个孩子的大村玲花被迫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如今在加油站上班——尽管最高法院裁定歧视孕妇违法，很多女性还是在怀孕不久就被降职或被迫辞职。
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神野朋子告诉《金融时报》，法律保障女性在怀孕期间要求做体力要求较低的工作的权利，但她申请转到地面工作时，还是被迫进行无薪休假。后来，由8名律师组成的团队帮她争取到了3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的补偿。
“女人早就应该公开表达愤怒了。”她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日本女人不会生气，那他们就错了。”
为促进经济发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增加托儿设施，鼓励母亲重回职场，“创造所有女性都闪耀光芒的社会”。但正如《时代》所言，帮助女性“站起来”不仅需要政策的推动，还需要企业的变革。雇主必须为女性提供职业机会，以及获得晋升的途径。
去年，日本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聘用和提拔更多女性，但没有强制性措施。这条法律让武田感觉苦乐参半，而且“苦比甜多”。
她毕业于名校庆应大学法律系，当年找工作时被告知“只能干文秘”，但大多数条件相当的男性却已准备进入管理岗。
“它来得太晚，我都快40岁了，真让人难受又难堪。”她告诉《金融时报》，“如果它能帮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成功，那就太好了。但如果它失败，一切将倒流回从前。”
曾任日本女性活跃担当大臣的有村治子则反复强调，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应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必须致力于创造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会因为选择不工作而内疚，也不会因为把孩子留在托儿所而内疚。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2.25岁的Yuho是Shimizu公司为数不多的女性工人之一。尽管基建行业缺乏劳动力，但招女性工人仍被普遍认为“不可行”（IC图）
3.2018年3月8日，日本女性在东京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呼吁性别平等（IC图）●摘自《青年参考》201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