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凌晨，陪父母周游欧洲各国的曾先生一行抵达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但由于行程安排错误，且当日客房已满，曾先生和父母最终因为是否能在大厅休息一晚和酒店员工发生冲突，后者随后报警。
根据《环球时报》10天后的报道，警察将曾父从座位上拉起，拖出酒店，扔在地上，并将曾先生一家带上警车，放在了离地铁站不远的“林地公墓”。回到市区后，曾先生立刻找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寻求援助，并于2日清晨离开瑞典。
这次冲突并没有结束。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14日发布旅游提醒，提及“中国游客在瑞典被盗、被抢呈多发态势，遭受财产损失和安全威胁”，“还有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待”。
在接受瑞典《晚报》专访时，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以自身经历出发，称现在的瑞典，已经不是曾经那个“非常安全、夜不闭户的国家”了，他以数据佐证，“斯德哥尔摩平均每天都发生2起中国游客被盗抢护照和钱包的事件”，但警方从未破获任何报案。
这个以居民高幸福感、高福利、低犯罪率、低失业率著称的北欧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作“超级道德大国”——政治学家LarsTragardh在《可持续的现代性：北欧模式及其他》一书中写道，瑞典在传统上一直欢迎移民，社会氛围温和、多元。
2015年那场“难民潮”，让瑞典不一样了——全球化带来的困境久处不破；不断涌入、数量巨大的难民融合道阻且长，造成安全忧虑；对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焦虑让瑞典人悄然右转。和近邻法国、德国一样，瑞典正经历转变和分裂的阵痛——极端政党，尤其是高呼民族主义立场、反对移民的极右翼政党正获得越来越多支持。
另一方面，“超级道德大国”的身份和现状，让瑞典成为各国右翼领导人反对“政治正确”、支持本国民族主义时最爱援引的论据。
在2017年2月的一场集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台下高呼的人群，以高昂的语调说：“看看昨天瑞典都发生了什么？”他指的是自己在福克斯新闻中看到关于年轻难民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向汽车泼洒汽油、点燃，一时间火光冲天的片段，“瑞典！谁能相信这是在瑞典？”
但这就是在瑞典——暴力犯罪率不断上升，反移民浪潮日渐高涨，“种族歧视”明禁暗生。那个开放、多元的“好瑞典”，到底怎么了？
“犯罪之都”
今年1月7日，当63岁的丹尼尔·祖尼加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往家的方向走时，他并不知道这段路途是致命的。
这对夫妻住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郊区VarbyGard，一个臭名昭著的移民社区——这里曾被由难民组建的犯罪团伙控制，在警方两年的监控下，情况有所好转。祖尼加在多年前从秘鲁移民到瑞典，他的妻子则是泰国籍。
发现地上有一个球形物体时，他以为那是个玩具，停了下来，伸手拿起了它。一声巨响，球形物体爆了。冲击波让自行车化成碎片，妻子受伤倒在前方，祖尼加则当场身亡。
那个球状物体事实上是一枚M-75手榴弹，曾由南斯拉夫军队大量制造——它能轻易摧毁敌人的战壕和掩体。如手榴弹这样原本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战争武器，现在却源源不断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流入瑞典的移民社区，以每颗100克朗（约77.3元人民币）的低价落入犯罪帮派手中，不断摧毁瑞典人的安全感和信心。
在祖尼加之前，还有38名位受害者。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贴着的一张图表显示，自2014年起，手榴弹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其中接近80%的案件都发生在警方划定的“危险区域”内——如祖尼加所在的VarbyGard。
2016年，瑞典警方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划出了55个“危险区域”（No-goZones），建议本国公民和游客不要随意进入。这些区域多由犯罪帮派控制，包括强奸、抢劫、枪杀等暴力犯罪率远高于其他街区，十分危险。到今年，“危险区域”增至61个，包括一些地铁站——
如瑞典毒品交易中心林克比地铁站，长期由来自索马里、阿富汗、摩洛哥的难民控制，“瑞典本地人都不敢靠近”。
“难民内部已经形成了众多帮派，这些帮派的头目掌握着难民的一切。”上世纪移民至瑞典的索马里难民莫娜说。这些帮派常常“自我隔离”，宣布城市郊区的某一块区域为自己的“殖民地”，不断招募成员，为了敛财而抢劫、贩毒、相互斗争。不会瑞典语、没有正当工作的帮派成员，终日在街头游荡，攻击、骚扰他们眼中“穿着不合要求”的女性。
有时，犯罪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无端滋扰生事、挑衅警察。8月13日晚，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火光冲天，一百多辆汽车被破坏。身着黑衣的青年将一桶桶汽油倒向路边的汽车，嬉笑着跑开，看见警察就投掷石块。这并非孤例，而是惯用手段——瑞典民事应急机构数据显示，2017年瑞典共有1457辆汽车被蓄意烧毁；前一年被烧毁汽车的数量更是多达1641辆。
位于南部的全国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的情况更糟。“马尔默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欧洲‘犯罪之都’、‘强奸之都’。”英国右翼政治家、英国独立党（UKIP）前党魁奈杰尔·法拉奇曾评价。在马尔默，每周都有人死于枪击——大多是帮派成员。
这里，也正是战争武器流入的重镇——通过厄勒海峡大桥，从欧洲其他地区进入瑞典。这座于2000年建成的大桥，将马尔默与丹麦相连，最初象征着“欧洲一体化”和自由流通，但近年来，这里与武器、人口、毒品的走私联系更加密切。对于从丹麦来的车辆，边警之前并不会细致搜查，而手榴弹在去年之前，一直被归为“易燃物”而非武器。
在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工作的Appelgren担忧，如果犯罪帮派的“军备竞赛”开始，警察和普通人面对的，可能是冲锋枪。
时至今日，瑞典的安全状况在不断恶化。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过去两年，瑞典全国发生的强奸等恶性犯罪数量提高了近20%，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被破获。同时，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瑞典所发生的枪杀、强奸等暴力犯罪事件较前一年增加了10%。
但是，不论瑞典的犯罪学家还是政治家都不会肯定地说：是移民给瑞典带来了犯罪。尽管瑞典国家犯罪预防理事会发布的《2017年瑞典犯罪调查报告》显示，自2014年以来，各种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绝对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原因更多被归结为难民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对犯罪定义的扩大。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去年2月，一条由警官PeterSpringare发布的推特得到数十万转发，有不少人称赞他“在政治正确的大流中，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强奸、抢劫、暴力袭击、性骚扰、袭警、毒品交易、吸毒、企图谋杀、又是贩毒、又是强奸……经常是这些事。嫌犯国籍伊拉克、索马里、土耳其、阿富汗、未知、瑞典、未知、叙利亚……经常是这些地方。”
另一些人则抱怨警察系统内部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犯罪学家、二代移民Mulinari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于非白人来说，被瑞典警察拦截、搜查是日常”。在他的研究之前，曾有人在Instgram上开设一个名为“郊区警察暴行”的账号，有留言写道，“警察称我的朋友为该死的叙利亚人”，“警察走过来告诉我，‘你的车看上去太贵了，你不配开’”，以及其他一些无端恐吓、搜查的行为。
2016年1月28日，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儿童在瑞典移民局外睡觉（IC图）“超级道德大国”
时光倒流回2014年。那时，不论时任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还是普通的瑞典人，大概都难以预见瑞典在几年后的不堪重负。
来自温和联合党的赖因费尔特在夏天发表讲话，呼吁瑞典人对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多一些宽容”、“敞开心扉”：“我知道摩擦必不可免。但我们能够克服，实现融合。”
他的提议并非盲目乐观。二战前，瑞典是一个文化单一的国家，该国移民人口比例到1945年甚至不到2%。二战期间，瑞典接纳了大量从挪威、丹麦躲避纳粹的犹太人；自1970年开始，“多元化”成为瑞典社会的一大重要共识——这意味着，来到瑞典的移民不必通过与瑞典价值同化的方式融入，而是保留自己的价值观，并让它成为“新瑞典”的一部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移民增长得越来越快。不论是逃离故国的伊朗人，还是受到皮诺切特独裁统治迫害而流亡的智利人，还有来自摩洛哥、索马里等北非国家的避难者，都选择在瑞典落脚。
最具争议的一次，是瑞典在南斯拉夫解体后收留了10万名来自前南国家的难民。时任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力排众议，让难民享受诸多福利——免费住房、生活补贴、教育及就业指导等。语言的相近也为这批难民的融入提供了便利，许多人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这也成为世界范围“难民融入”的典范。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瑞典政府充满信心，多年来一直维持宽容友好的移民政策，U.SNews还曾将它评为“最佳移民国”。这个人口不到1000万的小国，每年接收的难民数量在8万左右。对于多数瑞典人来说，“接收难民”已变成一种日常。
直到2014年，失控的开端。在赖因费尔特的讲话后，每星期都有1500名难民来到瑞典寻求庇护。8月开始，这个数字迅速飙升，两个月后，瑞典每周接收的难民达到了1万人。2015年，瑞典接纳的难民数量创下纪录——16.3万，总难民数达到24万。而这只是向官方申请庇护的难民数量——另有4万名左右难民非法偷渡到了瑞典。
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瑞典“国门大开”，对难民的资格审核相当宽松。来自未成年人的申请，当局基本会无条件批准。在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移民局只能凭借着信任原则——瑞典医生也拒绝为难民进行骨龄测试来确定真实年龄，认为这“侵犯隐私而不准确”。对于偷渡入境的难民，瑞典当局也很少强行驱逐。
那时，瑞典是移民眼中的“梦想之地”——按照瑞典政府的规定，难民可享国民待遇，获得和瑞典人在住房、医疗、教育、产假等方面一样的福利。
“人人都说美国是梦想之地，但依我看，梦想之地实际上是瑞典。”瑞典亚述社区主席、二代移民雅库布告诉NPR，“在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不需要为教育花一分钱。福利制度优越，社会在照顾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良好价值观的开放社会。”
然而，这给瑞典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2015年，政府将7%的预算放在安置难民上，而后续福利支出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研究表明，平均每名难民每年要花费12万瑞典克朗（约9.3万元人民币）；以养老金为例，据2017年的官方调查，移民将使国家的养老金支出从700亿增至15000亿瑞典克朗。为了应对经济压力，瑞典当年削减了30%的对外援助支出。
2018年6月28日，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夏季峰会，就困扰欧洲多年的难民问题进行讨论（@视觉中国）
“瑞典人也需要呼吸的空间”
对于瑞典国民来说，瑞典却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梦想之地”了。
据BBC，与1970年代的福利水平相比，现在的瑞典人的福利、补贴已经至少降低了30%——尤其是养老金，金额已大幅减少。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许多工厂关闭，工人就业机会减少，而难民的到来加剧了失业率的提升。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瑞典人发现自己沉重的税务负担最终“供养”难民，自己却并没有生活得更好。美国美世咨询公司（Mercer）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瑞典已经成为北欧地区经济压力最大的国家，60%的瑞典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担忧。
瑞典政府也在不久后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承担数量庞大的难民。2015年11月24日，瑞典首相洛夫文宣布，政府将开始限制难民人数。这位当初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宣称“我心目中的欧洲从来不会修墙”的中左翼政治家，不得不含泪打破自己的承诺。
“这么说我也非常痛苦，但瑞典再也无力接收这么多的难民，瑞典人也需要呼吸的空间。”他哽咽着请求理解。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瑞典的移民政策不断紧缩。洛夫文的演说过去几周后，瑞典宣布不再接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的难民。次年1月，瑞典政府再次宣布，将强制驱逐境内未通过审核的非法难民。
尽管难民接收还在继续，但不论是审核的严格程度还是数量，都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今年以来，瑞典接收了23000名难民——约为2015年的八分之一。普通人对待难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剧变——2016年，认为应该暂停接收难民的受访者比例从最初的34%上涨到了60%，且还在不断上涨。
然而，摆在瑞典政府面前的一项现实问题是，如何让接收的难民融入瑞典社会。到达瑞典的三十余万难民中，80%不具备在瑞典工作所需的文化水平。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16.3万名难民中，只有约500人在当地找到了工作。绝大多数难民语言不通，逃避工作，依靠瑞典政府提供的补助勉强度日。
这些无法融入瑞典社会的难民们集聚在一起，在各个城市里“开辟”一个个“自治区”——难民就在这些街区里，按照自己的信仰、习俗和方式隔绝地生活。更糟糕的是，极端主义在这些高失业率的社区不断滋生，让瑞典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然而，将移民与暴力增长相连，在瑞典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强调人道主义的‘瑞典模式’是瑞典国家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瑞典人罕见展现出民族自豪感的方面。”Politico写道。
为了“超级道德大国”的神话和“瑞典的骄傲”，政府官员甚至多次在移民问题上撒谎。今年3月，瑞典劳动与市场部部长伊尔瓦·约翰逊接受BBC的采访时，谎称瑞典强奸和性骚扰案件的数量“正在不断下降”。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她后来承认自己捏造事实并道歉。同样，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前总理卡尔比尔特称瑞典的移民政策非常成功，将暴力犯罪上升的情况一笔带过——事实上，英国、加拿大外交部都曾向本国居民发布过旅行警告，理由是团伙犯罪和爆炸频发。
“像其他开放的欧洲国家一样，瑞典的政治精英显然低估了仍然生活在民族主义中的民众数量。”政治学家LarsTragardh告诉《纽约时报》。2016年1月4日，哥本哈根的安保人员在火车站检查前往瑞典旅客的身份证件（IC图）
“神话正在消失”
“十年前，移民是瑞典政治中的一个小问题；现在，它是瑞典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BBC写道。随着2018年大选——一场围绕着移民、犯罪等话题的特殊选举越来越近，瑞典“超级道德大国”的神话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塌。
就像大多数欧洲国家近年来经历的那样，瑞典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D）迅速崛起。源于瑞典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SD原本名声不佳，但在领导人伊米·奥克松的带领下，SD焕然一新。现年仅39岁的奥克松先是驱逐了思想极端的成员，并不断软化SD的形象——将标志从燃烧的火炬更换为在瑞典广受欢迎、象征着春天到来的蓝色银莲花。
2010年，SD得票率不过5.7%，刚过进入国会的席位门槛；2014年，在“难民潮”进行之时，SD的支持率悄然攀升至12.9%。
在刚刚结束的议会大选中，SD更是打出了“安全与传统”的标语，试图唤醒人们对于1950年代瑞典的怀念——安全、繁荣、纯粹。他们提出要保护国家福利和公民宗教（天主教），恢复“人民之家”的概念——即国家是一个家庭，每个人都应互相帮助和关心。讽刺的是，这个概念的最初提出者，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希望瑞典停止接收难民，让他们寻求真正的难民援助。”SD在宣言中说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移民回到他们的祖国。”
对于一些瑞典年轻人来说，加入SD已经不是一件可耻的事。39岁的韦斯特蒙特是SD斯德哥尔摩地区委员会候选人，他表示，自己的成长经历是他那一代中持“反移民”观点者的典型。
韦斯特蒙特在青年时曾是中右翼温和派的成员，“但对我来说，他们变得过于自由了”。在斯德哥尔摩郊区长大，他身边“一半的孩子”都是移民。“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移民问题，而且我也明白政府说的并不是真的。”韦斯特蒙特2010年加入SD时，他的父母非常尴尬，于是他改名换姓。
“但很多温和派已经来我们这里了，现在我爸爸支持这个党（SD），我希望我妈妈也能。”
与瑞典民主党人崛起相伴的，是执政党的衰落。9月9日，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28.4%的支持率领先，虽然保住第一大党地位，但支持率却创下数十年来新低。SD以17.6%的支持率位居第三，创下至今的最好成绩。
“瑞典民主党的表现没有之前一些人担心的那么强势，但该党的崛起仍然是件大事。”Politico评论道，“正如欧洲其他国家经常发生的那样，中间派政党正试图模仿民粹主义者的一些言论。即使这种策略使主流政党在选举中免于更糟糕的表现，但它不能阻止负面变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