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文
唐德宗的开局，大概是很不错的。史家称其“动遵礼法，食马齿羹，不设盐、酪”。这12个字，前四字从大体说，他没有随心所欲；后八字入细微处——“马齿羹”即马齿苋，属野菜一类——他还曾“出宫女数百人”，在饮食起居（或曰“生活作风”）方面力戒奢华。
即在唐代宗去世的那年，有几件事，唐德宗就做得很有风范。
一是“诏天下毋得奏祥瑞”。唐德宗刚坐上皇位，就有“泽州上庆（即卿）云图”。唐德宗说：“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献。”命人将充作“祥瑞”的大象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即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此举也堪称破除迷信、保护生态。这且不说。人家想拍他的马屁，却被他狠狠地踢了一脚，可见其头脑清醒。有此一“踢”，至少在近期内，不会再有人呈献祥瑞自讨没趣。
二是以淄青节度使献钱“慰劳淄青将士”。这位节度使叫李正己，他之所以“献钱”，乃是因为“畏上威名”，献的钱不算太少，总共30万缗。以此“慰劳淄青将士”的主意是宰相崔佑甫出的，唐德宗从谏如流了，效果不错，“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自不待说，亦使李正己“大惭服”，面子与里子都大丢其份儿，又使“诸道知朝廷不重货财”，无异于告诫各级官员不要再步李正己之后尘，在这种歪门邪道上用心费力。
三是杀鸡儆猴治弊政。弊政之一，“中使所至，公求赂遗，重载而归”，宦官受贿索贿之风极盛。“中使”邵光超奉诏前去赐李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缣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于山谷，虽与之莫敢受”。弊政之二，“法度堕地，将相宦官竞合第舍”，因为大兴土木，而被“时人谓之‘木妖’”。唐德宗“素疾”其弊，故“毁其尤者”，即“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
唐德宗这几招颇得人心。史书称“中外皆悦”，称“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淄青军士以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如果一直保持这个势头，则李唐王朝的“中兴之主”非他莫属。
遗憾的是，史家对唐德宗的总体评价不是太好：“在位二十五年，寿六十四岁而崩，帝猜忌刻薄，在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受欺于奸谀，用卢杞、赵瓒以至于败，小人之能乱国也如此。”此乃盖棺论定，大概也就是他的结局了。
就是这几句盖棺论定的话，窃以为值得细细琢磨。
无论是“猜忌刻薄”，还是“耻见屈于正论，而受欺于奸谀”，都与他的“强明自任”即以见识高明自负有些关联。因为开局不错，赞誉不断，颂歌盈耳，于是刚愎自用，忘其所以，这都可以使唐德宗的心态发生变化：人家可是开创“太平之治”的“一代明主”啊，用得上你们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吗？于是就以顺从正确合理的言论为羞耻——不管如何“正确合理”，我既顺从了你的意见，说明我不如你高明——不再那么虚怀若谷，清醒自律，励精图治。“耻见屈于正论”与“受欺于奸谀”，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耻见屈于正论”的，必“受欺于奸谀”。“受欺于奸谀”的，也终究会“耻见屈于正论”。因为持“正论”者发的总是“谔谔”之言，有损他的自尊，极易使他“猜忌刻薄”，认为人家别有用心，不是“轻己”，便是“卖直”，不能容忍。“奸谀”之徒总是投其所好，满足他的虚荣，顺适之快确乎相当受用，极易使他甘心情愿地被人牵了鼻子。卢杞专以“美言”杀人，排斥异己，包括将德高望重的颜正卿逼上死路，但在唐德宗眼中，卢杞却是正人君子，在他被逼贬了卢杞之后，还对李泌说：“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李唐王朝走向衰败，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如今回头去想，在唐德宗励精图治之时，更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歌功颂德，在平民百姓，或许发自内心，但其中更多的却是希冀与期盼，而不是既成之功德；在官场中人，或许更有功利之考虑，多栽花少种刺，多妩媚少逆鳞，此风一盛，遂有奸佞小人乘机以售其奸。所以，大凡治国理政，须时时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