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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金黄色的阶级性
色彩本身是人类在生物性进化过程中，为加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而发展出的符号系统；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体系内，它却演化出维克多·特纳所谓的仪式化特征，成为人们确立身份意识、分析阶层归属的视觉性载体。这中间，赤、黄、青、白、黑一直被认为是五种最基本的色彩，阶级性在它们身上也体现得最为充分。
比如在先秦时期，金黄色并不见得高贵。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皇帝，其龙袍却是黑色。到了隋唐年间，金黄色逐步受到重视。
唐宋年间，金黄色虽逐步被皇室垄断，但尚未被皇帝个人独享。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皇权进一步加强，可以穿着金黄色的，只有皇帝、太子、皇后等寥寥数人而已。其他的，哪怕是血缘极近的皇室成员，也只能通过佩戴黄色饰品等方式来表示尊贵，比如清代的“黄带子阿哥”即属此例。
发展到现代，颜色的差别仍然体现了阶级性，最典型的比如“金领”、“白领”、“蓝领”之类名词的出现，仍是对人类阶层差别的一种指代。
金领阶层往往是社会精英高度集中的阶层，年龄在25岁至45岁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经营策划能力、专业技能和社会关系资源，收入年薪在15万到40万之间。这个阶层不一定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拥有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技术和经营权。金领，是一般职场人士梦寐的阶层。
瓷器：皇家御造
《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十一条记载：明正统十二年十二月（公元1447年12月），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古代宫廷不仅对生产色釉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手段，在使用上亦有不可僭越的清规戒律。清乾隆《国朝宫史》卷十七“经费一·铺宫”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答应用各杂色瓷器；皇子、福晋用各色瓷器。
为防止黄色釉瓷及烧造技术外泄，在烧制黄釉瓷前，首先要得到皇上谕旨，要皇上批准烧制黄色釉种类、数量及所需费用。其次，要在指定的官窑由在册工匠制作。之后，成品派专人押运到宫廷。残次及色次品则全部送往京城集中销毁，不得流落民间。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督陶官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色次品押运京城集中销毁，虽然浪费巨大，却在客观上形成黄釉瓷因存世稀有而珍贵。
佛教：封建等级时期僧人可着黄
在西藏行走，绛红色是一种极易见到的颜色，那是藏传佛教的专用色。
其实，在前弘期赤祖德赞时，僧服尚黄。《拔协》记载，赞普敬俸僧人，“哪怕在一个普通人（俗人）身上看到一块黄色补丁，也要向之行礼”。说明黄色是当时僧人专用的服色，或者说僧服以黄为主。僧服的黄色，一则为了与吐蕃时期“赞”与“赞普”的红色服饰相区别，二则受到当时汉地僧服的影响。唐时内地佛教得到相当发展，禅宗大兴并且影响到藏地，唐代佛教出现了不同宗派，依照各部律文穿着黄、赤、皂、木兰、青等色僧衣。
为什么在封建帝王时代，金黄色为皇族的专用颜色，但僧人却能着黄呢？
“黄色之所以在佛教中有尊贵的地位，和佛祖有着直接的渊源。”木雅活佛特别强调说：“释迦牟尼舍弃王位，开始树下一休，日中一餐的简朴修行生活，他秉承一切从简的理念，不再接受好的衣食。于是，他去天葬台拾取被人丢弃许久经过日晒雨淋的白色裹尸布，清洗过后缠绕于身。久而久之，这种黄色的着装被沿用下来。”
当初佛缘颇深的黄色为什么要转为红色呢？“主要因为汉藏往来愈加频繁，为了规避中原皇家常用的黄色，所以选用了绛色。”活佛仔细地解释道。绛红色是红色和黑色的混合色，僧人应穿皂色（黑色）或绛色袈裟，而“皂”与“绛”都是近黑非黑的颜色。
许多人说，现在藏传佛教的僧服形成了用颜色来区分教派的传统，宁玛派用红色、格鲁派用黄色、萨迦派用白色。在木雅活佛看来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其实，现在藏传佛教僧人统一以红色僧服为主，黄色是用于法衣，而且只有受了比丘戒以后，才可以着黄色的法衣，但平时的披风还是以红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