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掉微信朋友圈的235天里,我彻底地戒掉了随时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打开朋友圈,然后手指像僵尸一样不断下滑的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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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黑塞在1927年所作的《荒原狼》中这样写道:“也许有一天,不管有无导线,有无杂音,我们都会听见所罗门国王和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说话的声音。人们会发现,这一切正像今天刚刚发展起的无线电一样,只能使人逃离自己和自己的目的,使人被消遣和瞎费劲的忙碌所织成的越来越密的网包围。”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微信朋友圈还未像今日这般兴盛。那时我的微信通讯录里只100来人,都是周围的亲朋好友。比起当时普遍公开的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它的出现像给已经干涸的河床里注入了新的水源。它足够私密,足够有趣,足够社交。看起来,过往的一切社交平台都已经过时了。
在读到黑塞的这番话时,我还尚未开始反省自己所处的状态,只是惊讶于黑塞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我将这段话摘抄下来,发在了社交网络上,隔一段时间,便提醒一下自己。
一次,我因为失眠,睁着眼一直等到天亮,天亮后才昏昏睡去。醒来睁开眼的第一刻,如往常一般,我开始不停地翻朋友圈蹦出来的新消息,想要知道在我睡着的这几个钟头里朋友圈中发生了什么。
600多个好友,我的新消息怎么都翻不完。随着手指机械地滑动,我越来越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当中。每多看一条消息,我的恐惧便会增添一分。直到最后,我整个人都被这些巨大的信息流压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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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就决定做一个实验。我将朋友圈关掉,想试试自己究竟能够多久不看朋友圈。
第一次实验持续了大约有28个小时。第二天下午4点钟,健身之后,我没有忍住,跑去打开了朋友圈。随后我又像以前一样开始刷新消息。我像是在沙漠里行走了三天三夜的人一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和我并不相干的消息。读累了,吃饱了,我又重新关掉了朋友圈。
不得不说,刚开始非常不习惯。在闲暇时下意识去摸手机,打开微信,点开朋友圈,这个动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不受大脑控制。关掉朋友圈之后,点开信息的那个位置变成了扫二维码。有好几次,直到扫码的那个方框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朋友圈这个东西已经被我关掉了。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将传统的阅读行为与看电视做了对比。在过去的阅读行为中,由于阅读需要一个连贯性的动作,你需要长久地坐在那里并且保持思维的连贯性。然而看电视时却不是这样,电视可以将两个完全无关的东西放在一起连贯地呈现给观众,并且你完全不会因为上一秒播出了哀悼地震遇难者的节目,下一秒便跳出一则让人发笑的广告而恼怒。
只要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信息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然而令人恼怒的不是信息与我们有关与否,而是一种全盘僵化的、被动的思维模式。尼尔·波兹曼这样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在尼尔·波兹曼写这本书时,社交网络尚未出现,尼尔·波兹曼拿来举例的对象还只是电视。在看电视时,错综复杂并且不断变换的信息让我们丧失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而社交网络将这种效应扩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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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了朋友圈,我的时间开始连续起来。在学习或是工作累了之后,我也不会再拿起手机重新打开朋友圈。我会换换脑子,站起身来,走几步路或者看看窗外。在乘地铁或是坐公交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里,我会尽量地让大脑放松下来,不再沉浸于对信息流的渴望当中。
最大的改变是,我的生活重新变得孤独起来,我终于回归了曾经很享受的独处当中。我的想法、精力和时间,都开始专注于我自身的状态。
我不再追求一种刻意的逃离。过去身上带着的一股都市人对逃离生活的向往,如今也没有了。因为即便是在闹市之中,当生活回归到自身这个状态时,这种所谓的心灵逃离也就不需要了。
网络红人和菜头曾经在《碎片化生存》中提到自己因为过多浏览140字的微博,已经无法进行长篇的阅读。事实上在关闭朋友圈之前,这种现象也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身上。并不是说阅读一定要借助关掉朋友圈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才能够完成,但的确,在关闭之后,我对阅读及写作重新重视了起来。
关掉了朋友圈这么久,对我而言利弊皆有;但我成功地将一件原本就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放回了它应在的位置。
(西山摘自《畅谈》2016年第24期,勾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