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物课堂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实验，把两根萝卜条，分别浸入盛有清水和盐水的烧杯里，观察它们发生的变化。一段时间后，清水里的萝卜条依然坚挺、硬脆，而盐水中的萝卜条则慢慢皱缩、瘫软。
我们要讨论的是社会问题，所以这是个比喻。
当今各个领域的人都开始感知一个事实：在我们身边，像盐水里的萝卜条一般绵软无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慵懒，缺乏进取心和意志力，没有压力也没有雄心，不工作或对任何工作都不上心，更谈不上任何理想主义激情。这些年轻人被称为“软世代”。
那么，在当今社会，是什么构成了那一杯泡软“萝卜”的“盐水”？
“软世代”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在微博上做过一次问题征集——什么是“最让人焦虑的问题”。结果发现，呼声最高的那个问题竟然是：“不想工作怎么办？”他在节目中感叹：“太不可思议了，年轻人竟然不想工作。”
另一位对“年轻人不想工作”现象发表激烈意见的公众人物是企业家董明珠。2016年年底，在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中，董明珠有些激动地说，很多“90后”不愿意去实体经济企业工作，而喜欢开网店，一个月赚两三千元，能生活下去就满足了，“这一代人或将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隐患”。
董明珠这番话更多地被解读为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打架”的延续，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了——她指出了另一个事实——为数不
少的年轻人表现出没有个人发展需求的共性。
“开网店”当然也是一种工作、一种创业，但在这个“二八效应”体现得十分明显的领域里，绝大部分“创业者”最终不得不面对仅能糊口的结局，而且投入时间的拉长并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资金、经验、技能、思想和创造力的积累。
开网店只是一个例子，在各领域都存在一种工作状态，它孤立、重复，对人的提升没有要求，因而也就无法与人的发展需求对应起来。然而，许多身处其中者并没有严肃面对这个问题，偶被提醒也被视作“杞人之忧”。
轻易生存的时代成为“软世代”，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现实提供了条件。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机器人正在取代工人成为生产车间里的主角。劳动力紧缺、生产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生产效率提升的需要，是主要原因，但企业家们可能在公共媒体上不方便诉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已很难找到合格的工人。
年轻的工人要求工作场所有空调、安装无线网络，要求管理者和颜悦色，但他们仍然会随时撂挑子。辞职早已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些人是因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有些人则是周期性的，没有钱就入职，工作几个月有一点积蓄就“脱产花钱”，花完再入职；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坚持。
这些表现都让前辈们无法理解，但对“软世代”而言，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条件优渥地活着，至少是轻而易举地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先为全书的论述揭示了一个基调性的时代背景：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两百万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
他说：“从20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历史。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几乎所有的主流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这一基调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种生存状况的基本氛围：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
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千百倍地提升，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自然中获得供养。人，成为唯一一个摆脱“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这一上帝法则的物种。
“软世代”正好处于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变局的衔接处，上一代为他们推开这扇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富二代”，但每一个人都属于“免于饥寒的一代”，从城市到农村，这一点没有差别。
上升的通道生存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人们丧失奋斗动力，人们还有继续进行阶层跃升的欲望，以及物质享乐的欲望，但前提是，这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
实现这些欲望，曾经比较容易。改革开放初期，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人们要实现阶层爬升，只要有足够的胆量、一定的眼光和不太坏的运气，往往就能成功。
今天中国所处的，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升级版本——资本经济时代。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一个疯狂的工具——杠杆。加入这一工具之后，财富创造的整个逻辑都被颠覆了，“积累—投资—利润—再投资”变成“对资本讲故事—获得投资—对消费者讲故事—生产产品—再融资”。
逻辑颠覆带来角色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很多时候资本决定一切，人的价值无下限地降低。原始积累过程已经不再必要，这就让勤俭失去意义；创造力很关键，但与资本相遇更关键，而能否与资本相遇，几乎与个人的胆量、勇气无关，只与人的先天身份有关。
我们可以把对创业有利的个人条件罗列出来：胆识、体力、知识、技能、意志、创造力、容貌，还有“爹”。
“爹”的意思，就是阶层再生产。社会结构日趋定型，意味着社会流动困难，人们的未来逐步被“封顶”。王健林的名句“定个小目标，先赚他一个亿”风行一时，被人们当作娱乐资源争相传播。其实这在心理上是有隐秘的原因的——自己早已被这种财富游戏开除了，娱乐性的围观只是一种掩饰被剥夺感的表现。
当然，中国的社会流动放缓，是在相当一部分人获得阶层提升、绝大部分人物质处境得到明显改善之后的放缓，立足于接近“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这就回到“轻易生存”这一根本因素，再加上“上升困难”这一现实条件，一部分年轻人的奋斗欲逐渐熄灭便顺理成章。
杞人忧天？资本经济时代的确让最好的那一部分机会成为阶层特权，但它并不影响那些它瞧不上的领域，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时代的玩法彻底失效，“积累—投资—利润—再投资”的财富创造模式仍有生存空间。只不过，人们很难再“从摊主到董事长”，而变成“在跑步机上运动”。
积累变得非常艰难。对社会中下层人群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
普通城市中产阶级处理完住房、车辆、医疗保障、孩子教育等基本需求后，收入所剩无几。
和20世纪末不同，今天消费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人生观，已经很少有人能为了更长远的、成败未定的计划去克制眼前的欲望。比如我们经常注意到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对家庭责任缺乏担当，对未来完全茫然，一次次更换新一代电子设备是他们收入的主要去向。
从大院杂处到同层聚居，那些将“赚它一个亿”视为“小目标”的上层玩家与中下层没有任何现实交集，但他们的财富膨胀方式具有强大的外扩性，会间接影响中下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在社会动力的燃料中，注入“剥夺机制”这一添加剂。我们不难在身边找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白领，也可能是摊主、店主、模特、公务员，他们想要在城市里买一套房子（动力），于是开始省吃俭用存首付，但存的时间越长，离首付金额越远（剥夺）。
一些人可以依赖父母的供给生活，另一些人则寻找一种最容易保证生存的途径，如董明珠所说的那些在家开淘宝店勉强生存的年轻人。
后方保底、前路迷茫、动力机制被剥夺机制中和，这些客观现实构成了浸泡“萝卜”的“盐水”。因此，一些年轻人的“变软”，不是源于天生的意志缺陷，而是一种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理性选择。
几乎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有“沦陷”的倾向。就经验而言，“这一代人或将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隐患”这种预测，都被历史证明为多虑，中外皆然。
比如，机器人逐渐普及，未来的实体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资源配置者便可完成高效率的生产。而少量劳动即可创造巨大财富，这一趋势也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的理想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涌流的财富怎样和每一个人相关。
（费德提克摘自《年轻人》2017年4月，本刊有删节，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