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随着中国的国家崛起，多层次、全方位的总体外交、综合外交、复合外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社会所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外交己经不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越来越体现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双重结构的时代，①而以国家间互动为主的“国际政治”也过渡到了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世界政治”阶段。②在这一阶段，民间外交正在成为一国外交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中国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加快参与国际规则调整和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性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外交正在从主要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向追求共同发展和国际安全转变，从建立“点对点”式的政府式关系网络，向“网联网”式的全球伙伴关系转变。③在这个过程当中，民间外交作为“最后一公里”对于政府外交的主干道的影响正在空前加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外交的落地实效。
从近几年中国民间外交的实践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仍然在一些环节上存在比较明显的痛点与错位，并在一定情况下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如何纠正错位，如何打通痛点对于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民间外交”的错位及失衡
1.身份错位
由于中国社会尚处于不断深化改革之中，“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某些环节有待进一步理顺，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这导致了当前中国“民间外交”在主体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民不分的现象。这种身份错位，不仅让中国的民间外交在表象上存在着官话多、套话多、务虚多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让民间外交的自发性、灵活性被行政化的机制所异化。一方面，由于民间外交的官方色彩浓厚，民间外交通常成为紧密服务于官方意图，为经贸搭台助兴的政绩工程，从而追求场面，重视仪式效果而忽视实际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外交的发展常常取决于领导的支持，因此其很容易受制于领导的任期长短，不仅面临着“人亡政息”的尴尬，而且也面临着必须在3-5年的任期内“出彩”的压力。这造成了各地的民间外交重视一时的眼球效应而忽视持续性、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官办的民间外交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自发的民间外交的生长空间，并限制了来自于民间的创造力、亲和力与生命力，这让中国的民间外交始终处于向体制要资源、要支持的寄生状态，而无法从市场、社会中汲取发展的资源与活力。
2.对象错位
中国民间外交除了官方色彩较为浓厚之外，其工作对象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一方面，从当前中国民间外交的实践来看，其工作对象主要侧重于政经、文化精英阶层，其议题多集中于经贸合作、政治互信、文化交流等宏大意图，其活动也多是经贸会、艺术节、高端团体互访。这种活动无疑对于拉近双方精英团体的相互信任与熟悉大有裨益，但是往往相对忽视了对象国的社会大众。
另一方面，从目前中国民间外交的开展情况来看，中国民间外交的活动区域也存在过于侧重发达国家，相对忽视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倾向。即便近几年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民间外交有意识地强化了在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作，但这种“嫌贫爱富”的总倾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在我国目前的友好城市中，发达国家的城市依然占据了接近2/3的比重。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民间外交多依赖文化、经贸的交流而开展，而目前西方国家在文化、经贸上相对较为强势。其二是中国社会对于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总体上来说仍然缺乏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面向西方开始的，虽然现在这种态势已经有所改变，但这种行为的惯性仍然存在。其三是中国社会开展对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外交还缺乏相应的人才。中国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留学西方的，中国的外语教育也以英语为主，这让中国的民间外交缺乏与一些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地区深入交流的能力。
3.途径失衡
在当前中国的民间外交中，存在着严重的“最后一公里”障碍，经常出现热热闹闹的会议开完之后了无声息，高层互访之后民间冷冷清清的现象。在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群众仍然以“功夫”、“熊猫”等简单符号来认识中国。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间外交在渗透当地民间社会方面缺乏必要的路径。一方面，高层精英的互动往往难以有效推进两国基层民众的相互来往；另一方面，深入当地承担工程建设、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繁荣的中国企业又往往缺乏与当地社群互动的意愿与能力。
中国的企业虽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大批走出国门，但是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匹配上却非常不平衡。我们的企业缺乏国际化的经验，尤其缺乏与陌生社会打交道的经验。在一些社会，为了安全，许多企业采取全封闭或半封闭式管理，将中方人员隔离于当地社会，这不仅丧失了与当地社会深入交流的机会，而且引起了一定的误解与猜忌。除此之外，中国在走出国门方面的高度不平衡性，也加剧了中国软硬实力失衡的局面。走出去的多是修桥铺路、做生意、做产品的，而媒体、文化、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国际化则往往相对缺位。这造成了当地社会看得见中国的产品，看得见中国的商人，却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感受不到中国的精神。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在部分别有用心的外国媒体的煽动下，将中国企业的经济行为理解为中国对当地社会的经济剥削。
二、中国“民间外交”的新思路与新方向
为了打开中国民间外交的局面，让中国的民间外交能够匹配于中国国家崛起的实际需求，中国的民间外交需要打开思路，寻找方向。
其一，中国民间外交要在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战略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官民分工、官民分开的改革。要改变长期以来，官办民间外交的惯性，抓大放小、简政放权，将官方对民间外交的资源支持通过招标、分包等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来给予民间组织。
其二，要充分重视利用中国海外企业在推进民间外交时的重要作用。把中国的海外工地、海外投资，当作中国外交“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节点。要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以企业为重心，积极开展以企业外交为特色的民间外交活动。让中国企业成为推动中国与所在国民间加强互信、增进友好的关键性力量。
其三，要借重公益性社会组织、爱国宗教组织来推进中国与所在国的民间外交。要改变长期以来把钱花在当地权势集团身上的作法，通过公益活动、宗教活动的方式，把中国的影响力送到真正的当地社会大众之中，让中国的民间外交能够接地气、通民情。
其四，相比于小圈子的艺术文化交流，惠及大众的民生工程更应该成为民间外交的重点。教育、医疗与扶贫尤其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教育方面，我们在所在国更应注重小学与初中阶段的群体，投入少但收效好，因为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变受助者的命运，让中国对于他们，不仅意味着艺术、文化、情趣，还意味着生存、发展与恩情。
其五，要改变中国民间外交不平衡的局面，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到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西方发达国家民间社会与中国的民间联系，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经贸、投资、旅游来实现，恰恰是不发达地区与国家更需要我们在资源配置上予以高度重视。
其六，要高度重视文化消费活动在推进民间外交中的作用。阳春白雪的传统艺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要获得当地社会尤其是当地年轻人的认可，关键在于要有好听、好看的文化消费品。日本、韩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之处尤其值得我国借鉴。那就是用动画片、连续剧来生动鲜活地推销自己、赢得好感。中国的民间外交不能总是京剧与民乐，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动漫、电影与电视剧来为中国形象站台。
最后，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历史机遇，通过互联网来实现中国与所在国民间的联系与互动，一方面要在技术上为网络共同体提供更多的硬件支撑，另一方面要在互联网文化传播、互联网商务贸易上进行更多的突破，以切实构建不同国家民间社会之间的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叶险明：《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②刘德斌：《公共外交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③周鑫宇：《民间外交要有新思维》，《世界知识》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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