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玥璠湖北科技学院讲师
《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头版“文汇深呼吸”专栏刊登了“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系列报道之七《“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文章表示，“莫言热”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并强调“一部作品的最终译文不仅取决于原文，还取决于它的‘服务对象’，以及译作接受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审美口味、公众心理等非语言层面的因素。或许，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一点，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途中的障碍才能消失”。①
2013年《甄传》美版登录美国。同年1月份《甄传》制片人曹平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方面预计将斥资700万美元把76集的《甄传》改为6集时长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而中方完全不介入《甄传》美国版的任何改编活动。②2015年《琅琊榜》登陆外国。电视剧名从“LangGiaBang”，改为“TheRankingsofLangYa”，最终确定的版本是“NirvanainFire”。名为“《琅琊榜》字幕组”的团队已经完成了每集47分钟、共54集的所有英文翻译，在屏幕下方标注“由《琅琊榜》字幕组翻译和校准”（DubbedandTimedbytheLangYaBangTeam@Viki）。除了一如其他大剧在亚洲受到热议，该剧还在北美受到热捧。
从《还珠格格》到《爱情公寓》《甄传》《花千骨》等，中文影视走出国门受到关注的程度远高于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和接受程度。“熊猫丛书”是国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高度关注的表现，而影视剧以他者的声音走出去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更迅速也更为广泛。
中国译介的尝试及存在的历史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最早走出去的是文学。中国文学很早便以不同的方式对外译介：有目标语的主动译入，如国外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有源语的主动译出，如中国政府机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源语主动译出并得到政府支持的代表是“熊猫丛书”。“熊猫丛书”得以传播的方式主要是图书馆藏和报刊杂志。而馆藏并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接受的有效方式。书评刊物和大学主办的纯学术性刊物，针对的读者群和数量有限，“指望这些刊物来扩大译本在一般美国读者中的影响是不切合实际的”。③
概言之，中国文化产品译介不成功的案例主要反映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作品改编以后的产品在西方的接受度不如人意；二是归化和删节是西方在译介中国文化产品时惯常采用的翻译方法。
受建立在“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的影响，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而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而翻译最重要的是审美忠实。“忠实”不在于语言层面，而在于意义层面，最终是要“为读者翻译”。④
《甄传》和《琅琊榜》译介的对比及建议
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文化译介。译介由译和介组成，意思就是“翻译”和“传播”。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政治、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翻译规范、翻译政策、受众期待、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文化译介要考察翻译产品是否达到目标语国家的语言要求、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更要考察产品传播各环节是否有效。文化译介包含五大要素：“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
1.译介主体。翻译主体在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有所偏重。传播的主体包括个人、集体或机构。译介主体，尤其是文学译介主体应兼虑两者，“应该采取以非官方学术机构为平台和桥梁，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国学者为主和翻译辅助，双方取长补短的模式”。⑤中方在推出《甄传》上选择了合作模式，但在内容改编上选择了单向模式，应该是其不能被有效接受的原因之一。《琅琊榜》的翻译主体为民间字幕组，自己的观众身份为字幕的翻译方式提供了最好的参考。既然此剧被誉为东方的基督山伯爵，梅长苏的身份在预告片中被译成了“theCountofMonteCristo”，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也了然了此剧的主题。建议可借用前面头衔，将后面的“MonteCristo”换成“MountLangYa”。在翻译主体上按照美剧进入中国的模式，启用民间非盈利翻译团体，更接地气。中国影视剧译介主体应该采取非官方字幕组，亦步亦趋，边译边出，根据观众的评论进行调整的模式。
2.译介内容。译介内容的选择与西方文化相容还是冲突，是决定作品有效走出去的关键。中国文学译介内容模式所选作品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既具备世界文学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基于古代文学侧重现当代作品、所选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模式。⑥《甄传》中女人们你争我斗的场景及复仇的情节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他们还对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价值观表示认同。据美国方面称，他们关注《甄传》，也是因为其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⑦《甄传》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看似并不冲突，但在异质性上也做足了功夫，多有中国特色的中医（汤药、针灸、丹药）、宫廷礼仪和文化等，但由于情节删减，在诸多细节上凸显了意识形态的迥异和断裂，如皇帝的唯一裁决权、草菅人命、指婚、杀人以示忠贞、兄弟相残等。作品中对于各嫔妃的称谓的异化处理，不仅让懂外语的中国观众费解，对于不懂中文的英语国家的观众更是无从下手。如仅次于皇后位份的“贵妃”一词采用“Consort”（配偶）予以处理，虽然首字母大写凸显出不同，但是“贵妃”背后蕴含的中国文化含义仍然表明贵妃虽然尊贵，但仍属于妾室；而“consort”代表的是唯一合法伴侣，正式的妻子。片长的差异也是两部剧作反响不同的原因。《甄传》展现的六个浓缩的故事，不具有叙事的铺陈和连续观赏的意义。而《琅琊榜》保留故事的完整性，整部剧为一个整体，保证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发展性。目标语国家的观众承认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是他们欣赏此剧的重要两点。此外，中国兄弟情义的表现与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有理解的冲突，但恰好符合了目标语文化中对同性感情的理解，即在目标语文化中找到偏离的契合点。中国影视剧译介内容模式应该是保留作品中与目标语意识形态诗学相同的内容，同时保留中国文化情节的异质性，以解构主义的模式打破正统的历史讲述，借助戏说的形式讲述古典文化，所选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
3.译介途径。译介途径多种多样，包括出版机构、传播媒体、影视宣传等。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应采取加强国内外出版机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优秀文学作品影视拍摄、利用国外书刊杂志媒体宣传、利用国际书展等国际销售平台、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利用国际学术平台、增加政府对海外翻译家资助等多渠道译介途径模式。⑧文学作品走出去难，被接受更难。影视形式作为文学走出去的途径之一，在其自身的传播上相对容易。《甄传》制作的压缩，情节总结式的划分固然受到美国电视文化的掣肘和限制，但是也使得故事情节过于程式化。加之政府并未提供任何赞助和支持，在传播赞助人方面显得极为不足，这在中国影视剧的推广上属于普遍现象。最后中美双方相关影视文化人士斥巨资，自掏腰包。而在影视推广上，韩国显得更为积极，不仅予以资助，而且政府官员代表会亲自参与宣传，这也是为什么韩剧在美国也是先于中国影视剧“被接受”并受到追捧。据导演郑晓龙透露，美版《甄传》的翻译重任已经交给美国专业翻译团队，会力求忠实于原著，并会在修辞上下功夫。⑨《琅琊榜》目前透露的播放模式可以确保情节的完整性，即便受到翻译速度和进度的限制，由于情节的伏笔，虽然观众会经历等待，却与美剧每周1集的模式契合。且目前翻译字幕组属于免费义务操作，即便没有资助，在传播速度上也更占优势。并且播放集数没有太大变化，也避免了故事情节二次创作带来的断裂和后劲不足。因此影视译介途径应采取非官方翻译团队，发挥民间团体的志愿力量，通过网络传播。
4.译介受众。译介受众主要以目的语的读者和观众为主，他们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译介的效果。中国文学“走出去”应确立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和审美意识，顺应其心理效应、顺应西方语言习惯、采取民间姿态等译介受众模式。⑩文学作品的学术性与专业性很难做到雅俗共赏，自然也很难做到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不然阿诺德和纽曼不会因为翻译《荷马史诗》评判受众的不同以及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而争论不休。影视作品属于通俗产品，在尊重古典史实和宫廷礼仪的基础上，用建筑、服饰、头衔、历史背景为依托，演而变之，反而容易兼顾专业受众和大众的偏好。两部影视作品均涉及政治内容，但是受性别权力关系的影响，受众对于男性政治斗争主题的《琅琊榜》给出的影评中明确指出政治内容是其受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5.译介效果。译介效果是一个综合性的评判标准，“中国文学译介应该重视译介效果，科学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取得译介效果”。11译介效果在于观众的评价，受到亚洲邻国观众的热捧是第一步，更需要做的是对影视文化中心国市场的占领，改变欧美独占鳌头、一枝独秀的“霸权”局面。《甄传》美版播出以前早已在美国中文台播出，且已重播两遍之久，在美籍华人内部有着坚实的受众群体，并得到广泛好评。12但被美国本土观众接受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甄传》的剧组和导演花大精力和时间进行新的剪辑和包装，且不说额外情节的硬性植入，其行为本身已经表明这是一个再回炉，一味迁就美国本土观众进行改编，在语言转换带来的改变之上加入情节设置和故事铺陈的改装，有改编过头之嫌，造成此剧关注度不高的原因归咎于谁的困惑。《甄传》的播出时长也是造成“文化休克”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欧美国家属于低情境文化区域，因此电视剧的叙事方式差异性大，时长的压缩加上大量删减改编，使此剧人生跌宕、世事变化的大情怀缩手缩脚，加上情节的衔接转承的删减，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但是《甄传》中中国传统的言行举止、礼仪风俗、皇宫制度，以独特的感觉、感官视角为美国人带来全新惊艳的感觉。布景、服装、演员这些因素同样折射在《琅琊榜》的剧作上。除此以外，从国外网友的评论总结看，此剧大获好评的原因还包括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政治内容等。54集的时长保证了剧情的完整和细致发展，情节上的删改自然不多，便于观众接受。电视剧拍摄的手法、黄金比例的应用贴合了受众审美。这些归纳的观点从一位网友的评论中可见一斑，“是的，我正在追剧，很喜欢。54集连续剧《琅琊榜》奇妙的情节构思，需要我好好整理概括，希望在朋友的帮助下做到这一点。总之是4世纪中国蒙冤之人巧妙设计，为亲人复仇的故事，典型的中国版基督山伯爵”。（Yes,I’mdoingit-andlovin’it.NirvanainFireisthisyear’s54episodemiracledramaandIsimplyhavetorecapit.Withalittlehelpfrommyfriends,Ihope!It’ssetin4thcenturyChinaandinanutshell,isthestoryofawrongedman’sskillfullyexecutedrevengeforhisfamily,MonteCristostyle.）但还有一部分观众对于中国妻妾成群的理念和仆人对主人的愚忠无法理解，可以看到之前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已经成为欧美老一辈受众所了解的中国文化，新一代的受众需要影视界不断推陈出新，将中国文化持续推出去直至欣然接受。
总结
历史上译者无论采取归化或异化的方式，都能彰显其文化自觉，企图在边缘化的道路上闯出一条反对文化霸权和政治权力的道路。16、17世纪荷兰译者多采用归化的方式使得拉丁经典为己吸收，为己所用，转换成文化力量。文学译介主体仰仗的是国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影视译介需要的是作为观众成员的民间字幕组，从观众接受视角，以自己的团队为试金石，将部分翻译成果投入市场，根据市场动向确定之后翻译工作的决策。译介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于现代价值的逐步接纳有助于中西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互通，针对目前美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受到好评的现状，中国影视剧走出去呈现必然性和重要性。内容的选择上不仅是去迎合，更应该保留异质性，向海外市场渗透中国传统文化，进而通过影视作品作为开路先锋，引导海外观众转向读者身份，研读相关文学译作。影视作为推介文学产品的途径，也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按季播出，不要轻易删减或改编，因小失大。各国观众的审美和所代表的文化对于异族文化的传播或助益或阻拦，对能助益的国家尽量保证原汁原味地直接植入，对文化冲撞的受众则需循序渐进，慢慢输入，打持久战。这需要社会赞助人、影视制作方、剧作人和译者的共同努力，推出中国文化大餐。
「注释」
①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②高原：《浅析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以〈甄传〉进军美国市场为例》，《传媒国际评论》2014年，第55-60页。
③耿强：《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66-77页。
④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外国语》，2014年。
⑤同①
⑥同①
⑦同②
⑧同①
⑨同②
⑩同①
11同①
12同②
责编：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