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中国文化以开放、自信、丰富多样的姿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更加紧密，当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接受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以其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之需、世界之需
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历史与现代共生的、丰富而鲜活的文化。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文化高度的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
从纵向来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是一个整体。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土壤与基础，“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智慧的鲜活的文化。
从横向来讲，中国文化不是指汉族文化，而是一种一体多元的文化，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其丰富性多元性世界少有。中国文化包括了中国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文化，而中华民族通过多年的努力，处理好了各种文化的协调关系，终于形成了当前的多元一体、历史与现代共生、丰富而鲜活的中国文化。
当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重要引擎。中国在超大地域、超长历史、超多人口的背景下，以爆发性速度完成了西方400年完成的经济发展历程。这种规模和速度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近几年世界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中国展现出新的外交姿态，国家外交实力急速提升。在此情况下，需要中国文化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为诠释中国政治服务，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势在必行，是中国之需、世界之需。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在政府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努力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各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中外文化交流热不断升温，中国文化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媒体也搭建出“走出去”新平台，近几年，中国广电媒体“走出去”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国有广电机构、民营影视机构相辅相成，以齐头并进势态走向世界。孔子学院经过十年建设也取得了辉煌成绩，截至2014年12月7日，全球126个国家（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32国(地区)103所，非洲29国42所，欧洲39国159所，美洲17国154所，大洋洲3国17所。孔子课堂设在65国共851个(科摩罗、缅甸、马里、突尼斯、塞舌尔、瓦努阿图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17国79个，非洲13国18个，欧洲25国211个，美洲7国478个，大洋洲3国65个。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有61个国家和欧盟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达1亿人，比2004年初建孔子学院时增长3.3倍。虽然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骄人成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虽然中国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之并不相匹配，在“走出去”战略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整体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薄弱，国际话语权不强，复合型高端国际化人才匮乏，语言与学术创新支撑不足等问题。同时，文化“走出去”内容、路径和方式不科学等问题也亟待解决。本文就中国文化“走出去”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外语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
语言具有承载与构建文化和标记国家与民族的社会文化功能，语言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开展涉外工作和相关研究的关键支撑。但中国目前所能掌握的语言覆盖面已经跟不上国家在世界的快速发展。据统计，中国有3亿人学习外语，涉及56个语种，而面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个民族，及6000多种语言，中国作为一个外语学习大国，如此的语言覆盖面就显得极不均衡。且现今中国高校“一带一路”小语种专业开设明显不足。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5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而中国2010-2013年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的20种。且已招生的20个“丝路”小语种中，11个语种的在读学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瓦斯西里语3个语种在50-100人之间，希腊语、希伯莱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普什图语、僧伽罗语和菲律宾语等8个语种均不足50人。所以说，当前语言成了我们对外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开发新丝路的伟大事业当中的一个瓶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厦门大学教授苏新春通过对中国五大科研基金的语言学选题的多维量化分析，指出虽然2010年以后中国语言规划政策研究者已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但关注的重点仍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经济发展与利益攸关地区关注较少，甚至对“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现状都知之甚少，语言交际能力甚弱；中国会外语的人虽多，但集中于大语种，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状况十分突出，这些现状都亟需改变。因此，文化“走出去”语言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在未来发展中，应持续有计划地增设新语种，形成语言建设总体方案，把语种建设与对象国研究、区域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2.加强对传播对象国的语言文化研究，有针对性开展对外传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在传播交流的外壳下，都蕴藏着丰富、独特的人文知识，完整全面地记录着一个国家、民族深刻的人文底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国民性格。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必须要立足于对彼此的语言和文化的充分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差别甚大。加强对对象国语言文化概况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也可以加深各国民众的互相了解。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有针对性，对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国家采取不同的传播手段和策略，不可不加区分，批量传播。这就需要加强对于“走出去”对象国的语言文化研究。近两年，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孔子学院在个别国家的发展遇到“噪音”，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遭遇了极个别机构和人群的质疑和排斥。究其原因，汉语国际传播从业人员的一些言行与对象国价值观发生冲突，其中不乏欠妥之处。如对员工信仰问题的处理，媒体访谈中的话语失当等等。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65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自古以来就是多语言、多民族文化富集区，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矛盾与冲突，不同民族与种族的矛盾与冲突，呈现易突发、多样性、复杂化、长期化的特点，某一特定事件的爆发可能对周边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产生较强的国家风险外溢效应。同时，这些国家多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面临突出的政治转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容易引发国家风险。这样，为保证中国经济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顺利发展，应加大对“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语言发展、对外语言传播策略、跨境民族语言认同等相关问题研究，及文化政治、历史的研究。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语言文化优势，争取沿线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支持和参与，筑牢对外政治经济交往的民间基础、民心基础。因此要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
3.精心构建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精神富矿，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怎样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键。如建立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学术“走出去”之关键。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绝非短期内完成。这本身就是一项需要耐心长期展开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如何进一步将其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融合，在融合中如何保持其自身政治的特色，这些都是有待我们不断努力的。构建反映我国文化特点的话语体系关键在于要注重科学性。科学性是指我们传播的概念范畴表述要反映本国文化特点，符合中国国情；要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要尊重翻译的客观规律；要充分尊重和顾及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及风俗文化。这样才能把中国各方面的东西解读好。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针对倾听者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崭新的、伟大的事业。
4、继续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淡化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官方色彩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及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在“走出去”过程中要继续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政府作为决策与管理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承担自己应尽的职责，发挥其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的作用。政府层面的努力促进了文化交融、彰显了中华文化特色，但要应对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中国崩溃论”，应对当前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博弈加剧的国际形势，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就要淡化官方色彩。
以汉语国际传播为例，孔子学院遭遇的几次事件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国力增强、与西方国家博弈加剧的结果。从西方国家孔子学院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对于中国抱有强烈兴趣，交流合作的愿望也很强。但同时，中国国力的增强又助长了“中国威胁论”，催生了某些国家的防御心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孔子学院现有传播模式中争议的关键词主要是“官方资助”与“中外合作模式”。由于孔子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政府，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所持的偏见，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将汉语传播同政治目的划上等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中国官方资助的文化中心上。至于合作模式，孔子学院采取了与其他国家语言传播机构不同的中外合作模式，被指建在大学内部，试图控制对象国教学体系。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博弈仍将继续。这种情况下，汉语国际传播将成为更加敏感的地带，容易成为国家间矛盾的“火山口”。有研究显示，美国孔子学院的发展进度与美媒对孔子学院的负面评价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主导在孔子学院发展初期的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如今孔子学院的汉语传播已初具规模，应进入到持续平稳发展的新阶段，汉语国际传播需淡化官方色彩，逐渐过渡到政府支持、民间主导的模式，孔子学院应在外宣策划、纲领文件、官方口径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应强化民间机构的形象，避免成为政治符号。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共建科研项目“文化走出去与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西平主编：《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刘奇葆：《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14年5月26日。
③李开盛、戴长征：《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评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
④黄娟沈德昌：《政府定位：“文化走出去”的关键》，《学习月刊》2012年第8期。
责编：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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