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中国而言，原是一种外来宗教，唐代之后逐渐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从宋至明，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在中国长期居住、和中国人通婚并繁衍，甚至有不少人熟悉汉族文学、思想及典籍。到了明清两代，以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自觉地尝试思考儒家哲学和伊斯兰教义的互通之处，用汉语翻译、创作了一批中国伊斯兰典籍，这些典籍至今影响着中国穆斯林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自此，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也很重视伊斯兰文化交流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如在1955年4月，时年82岁高龄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大阿訇作为伊斯兰事务顾问，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增进了国际伊斯兰社会对新中国及穆斯林的了解，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友谊，意义重大。
阿拉伯国家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区，在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当前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伊斯兰文化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中，只有深入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群体文化信息接受习惯，才能真正使文化传播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感染力。①因此，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伊斯兰资源，对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核心地区——阿拉伯世界产生积极的交流效果，成为当前中国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和现实挑战。
尽管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相比较，是“源”与“流”的关系，但如果不主动对伊斯兰文化进行正确的引导，进而作为软实力构建的资源和阿拉伯世界对话，那么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极端思潮就可能影响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此，做好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间的伊斯兰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不仅必要，而且迫切。而如何有效地推进中阿之间的伊斯兰文化交流，从中阿长期交往的史料和经验得出，教育交流、朝觐交流、商贸交流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赴阿穆斯林学生与中阿教育交流
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发展两国关系和中阿关系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同年5月，埃及政府派出宗教基金部长艾哈迈德·哈桑·巴库里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途径。访问结束后，双方签订了互助合作和文化交流协议，决定互派留学生和教师，这也是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中国教育部迅速着手留学生的选派工作，在最初的人选方案中，没有穆斯林学生，对此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第一批派去埃及的留学生中一定要有穆斯林学生，他指出：“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一千多万穆斯林，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反动派造谣说，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尤其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更是‘残酷’，因为他们是有神论者，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这当然完全是造谣污蔑了。然而在派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第一批留学生和教师中，却连一个穆斯林学生都没有，这样就给国外敌人一个机会和借口，对新中国进行恶意的攻击和中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至12月底，首批赴阿的七名留学生最终确定，其中就有两位穆斯林同学。2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这批留埃学员，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勉励大家努力学习，为中埃、中阿友谊架设桥梁。
在埃及的五年时间，第一批赴埃留学生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勉励，不仅承担了国内代表团访问埃及的陪同和翻译工作，而且以实际表现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了新中国理解并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情、主流人文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外交政策。此后，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相继建交和中阿关系的日趋发展，除埃及外，我国也开始向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陆续派遣留学生，赴阿留学日趋有序。
改革开放后，自费留学生逐年增多。中国穆斯林青年往往选择阿拉伯国家作为留学对象国，所学专业也日益广泛，阿拉伯语、宗教、历史、法律、经济等都有涉及。以伊斯兰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为例，2013年就读于爱资哈尔初中部、高中部、预科、以及爱资哈尔大学本部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总人数已达到1000人左右，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有270多人，其中公派学生70多人，自费生约为200人。在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们大多都能够秉承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穆斯林在阿学习的传统，增进了留学国家大学生和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其中部分留学生成为了参与到中国对阿公共外交中的学术精英。
三、以朝觐为纽带的中阿穆斯林交流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每位穆斯林在其一生中，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均要前往麦加朝觐，而伊斯兰教的两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均位于阿拉伯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因此，以朝觐为纽带，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宗教文化领域的交流，成为拓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重要途径之一。
1952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组织了一个由达浦生大阿訇为团长的16人朝觐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伊协筹委会组织的第一个朝觐团。由于当时我国与沙特王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朝觐团需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到麦加去朝觐。虽然经过当时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与巴方的共同努力，但在卡拉奇仍未能获得赴沙特的签证，朝觐团没能成行。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纳赛尔总统和沙特国王费萨尔共同商讨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问题。费萨尔国王表示欢迎，并当即决定，邀请中国穆斯林于当年7月赴麦加朝觐。于是，中国伊协于1955年组派了第一个朝觐团，此后每年均组派朝觐团前往圣地麦加朝觐（“文革”中被迫停止十年）。
为了落实周总理、纳赛尔总统和费萨尔国王在万隆会议期间达成的协议，1955年7月19日，中国伊协副主任达浦生阿訇率领19位穆斯林组成的中国伊斯兰朝觐团赴沙特朝觐。沙特方面给予高度重视，费萨尔国王在几个不同场合接见并宴请了朝觐团。1956年7月9日至11月16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率37人的朝觐团赴麦加朝觐，期间，除完成各项朝觐功课外，还访问了麦地那，同沙特阿拉伯官方进行广泛接触，阐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增进和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特国王三次接见包尔汉，并邀请他参加了清洗天房的盛典。此外，包尔汉还在吉达拜会了沙特内政大臣阿卜杜拉。沙特电台组织了对中国伊斯兰朝觐团的采访，希望借此机会了解新中国和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从1955至1964年间，中国伊斯兰教会组织朝觐10次，共132人次。
改革开放后，中国前往沙特朝觐的穆斯林不断增加，1979年10月在朝觐中断了14年后，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一行16人在安士伟阿訇率领下前往麦加朝觐，面对沙特对朝觐中断多年的疑虑，中国哈吉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将朝觐活动纳入正常轨道，还对推动中沙关系起到积极作用。1985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7次穆斯林朝觐团与各族自费和探亲朝觐者约1900人前往麦加朝觐。朝觐团40人中包括5位在政协等部门的省部级干部，除他们持有外交护照外，其余团员均持公务护照。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哈米德在接见朝觐团后说：“我们没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哈米德亲王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加赞赏。
中国穆斯林朝觐团正是以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外交，增强了中国和沙特间的了解和信任。1990年7月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全面开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沙特方面为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优厚礼遇。2006年起中国哈吉的民航包机直抵麦地那入境，沙特方面为人数逾万的中国朝觐团的活动进行安排，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均内设朝觐办公室，新疆、宁夏、甘肃等省区也相继成立了朝觐办公室，从组织上保证朝觐工作的规范化、机制化、常态化，并开展相关朝觐培训工作，使朝觐人员懂得旅行知识、安全知识、朝觐的意义、程序、禁忌、沙特政府关于朝觐的有关规定等，从而有助于中阿穆斯林交流。在朝觐人数上，1986年，中国赴沙特朝觐人数有2000余人，1993、1997年的朝觐团人数均超过5000人，2006年超过7000人，2008年朝觐人数近1.2万，2015年已达到1.45万。
四、在华旅居的阿拉伯商人与中阿伊斯兰文化交流——以义乌为例
2014年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到一个阿拉伯商人扎根中国义乌的故事。他说道：“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方普通人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的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真实地反映了在华旅居的阿拉伯商人群体通过和中国伊斯兰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互动，从而了解中国、亲近中国、传播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义乌等地的阿拉伯商人大量增多，而从这一时期起，中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与民间阿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及官办学校培养出的一定数量的穆斯林阿语人才，除一部分成为了清真寺阿訇、阿语教师外，大部分处于懂阿语而没有机会利用阿语就业状态的穆斯林青年抓住了这一历史发展机遇，秉承中国穆斯林的商业传统，自发至义乌等东部地区城市从事阿语翻译或相关的商务代理，有的则开公司办企业，架起了中阿客商国际贸易沟通的桥梁。比如，仅宁夏吴忠市到2004年底时就有700多名回族青年在义乌当阿语翻译。大批中国穆斯林成为了来华阿拉伯商人的翻译和商业伙伴，使得这些回族青年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成为了阿拉伯人了解中国的途径。
不仅和中国穆斯林的商业交流促进了阿拉伯商人对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国社会的了解，中国清真寺文化也在阿拉伯人在中国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近2010年时，每年来义乌进出境短期购货的外国商人多达27万人次，常驻的外国人达1.6万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单是伊拉克就有约700多人在义乌。在清真寺参加聚礼的外国穆斯林数量约1万到1.2万人，中国穆斯林约5万人左右，众多中外穆斯林的集聚形成浓烈的宗教氛围。而清真寺的中国阿訇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受到中国伊斯兰传统的影响，阿拉伯人通过在清真寺的交流能够了解到伊斯兰宗教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嬗变。
与此同时，随着与阿拉伯商人接触的增多，义乌居民越来越熟悉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当地媒体还专门开设了一个“跨国姻缘”栏目，阿拉伯青年与义乌姑娘的爱情故事成为义乌当地民众广为传播的佳话。对于住得很近的中阿居民，阿拉伯人家里做祷告时，他们就会肃静下来，以免打扰到对方；到了春节，附近的阿拉伯人也会和义乌当地人一起聚餐，共同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等。此外，义乌阿拉伯人中学习汉语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以义务工商学院为例，2014年时，该学院的留学生人数达到938名，其中40%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该学院也在浙江省高校留学生人数前10名的榜单上位列第8，是该省上榜的唯一高职院校。而更多义乌阿拉伯商人对中国语言的掌握，对于中阿间宗教文化交流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小结
当前，国际社会互动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跨国公司、社会团体、商人乃至普通民众都能够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其中，由于宗教思想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层面影响的广泛性，能够有效传播反映本国思想与传统的宗教文化对于构建一国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有着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深厚的传统宗教文化积淀以及长期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因而在对待宗教文化的跨国传播中，是有资源、有底气、有能力应对的。在对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构建上，中国于20世纪50-70年代全面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被阿拉伯国家铭记，成为21世纪中国继续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坚实基础。②近些年来国家宗教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文化部等组织的反映中国穆斯林历史文化和时代风采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展演、文艺演出在所在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而宗教文化交流正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2016年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文件中指出“文明和宗教交流”意义重大，提出了“宗教交流”的倡议，即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由此可见，在对阿宗教交流中不断总结经验，以我为主，形成交流与对话机制是未来中国深入推进伊斯兰文化交流，进一步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目标与挑战。
（本文为教育部2015重大攻关课题“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与运行机制研究”的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5JZD033）
「注释」
①夏文斌、王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第67页。
②刘欣路：《从中国的外交政策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软实力优势》，《中国穆斯林》2012年第1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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