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指导的一个清华－奥美中国国家形象课题组在英国调研时，访问了前英国外务大臣的发言人。我们问他：“你认为中国在哪几个关键领域需要改善其国家形象?”他回答：“我不认同人们对中国的认知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面临的挑战，中国不可能通过其对外传播改善其国际形象，中国需要的是在人权、言论自由和政治公开性的实质行动。我不相信通过中国丰富的文化传播就能改善人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这位英国外交官说的话对中国外宣界来说不是很中听，但是深刻地揭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无法改变其国际形象的根本问题，而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治国理念、基本价值观、政治制度是西方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从本质上无法理解和不愿接受的。而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中国外宣界长期以来都是回避的态度。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挨饿的问题，现在习近平通过“中国梦”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或者说话语权问题。所有中国故事的背后都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什么？中国理想的世界秩序是什么？中国的关键概念与西方的关键概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美国价值和“美国梦”可以在国际语境中传播，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能否在国际语境下讲述和传播？不敢在世界上传播中国理论，我们的外宣是打了政治折扣的。对外传播不可以抹杀党史、价值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要敢于讲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长期以来，在对外宣传上，内外有别，坚持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去价值，表面上无政治立场、无价值观，这是对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根基上的“self-hating”（自我仇恨）或“self-defeating”（不打自败）。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直言，长达70年的美国世界秩序更加接近终结。①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集团多年来发动的全球传播战、全球网络战、全球思想战和全球文化战的失败，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和通过武装力量进行自由主义价值传教的时代即将结束，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大变局的前夜。此时此刻，我们要冷静地思考未来的全球传播秩序，思考中国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外宣战略和策略，把自己从过去的外宣框架和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
本文结合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提出中国理论的对外传播要跳出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性议题陷阱，冲破“旧秩序”的思想框架，用中国古代无内外之分的普遍关怀的天下观，变对外传播为天下传播，把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外大传播的终极目标。
一、新自由主义和CNN政治正确性议题陷阱
19世纪以来，西方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这个标准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全世界属于新自由主义精英文化圈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新自由主义文化不是普世文化。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的根基很浅。值得怀疑的是，它在外交层面上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共同的价值观。亨廷顿指出，西方控制全球传播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CNN估计有五千多万收视率，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新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数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重合）。但是，讲英语的印度的精英党人与印度的现实政治分道扬镳，多年后，导致了莫迪上台。
坚持新自由主义文化或者被CNN及《华尔街日报》议题操纵的中国精英也要警惕，不要政治上脱离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与中国的政治分道扬镳。来自新自由主义的舆论宣传，不仅让国内人民群众迷了方向，也让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产生错误理解。2014年在梵蒂冈的一间建成于15世纪的小会议室里，候任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策划师说：“我相信，自从苏联沦陷后的这些年里，我们已经部分脱轨了。进入21世纪，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整个西方发生了一场危机。”
中国外宣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自己陷入新自由主义议题和CNN议题的陷阱，或者不愿正视全球问题是全球性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欧美两极分化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新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掌控美国和欧洲不满。有话语权的新自由主义权势精英把持着总统、议员、州长、大学校长和媒体领袖位置，他们制造政治正确性和新闻正确性的标准，结果在野的精英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和议题不为我们的主流媒体所关注，这也导致了中国的主流媒体、某些智库和有的政策部门在美国大选前的误判和误导。
二、跳出“旧秩序“思想框架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了普世主义或全球主义。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多元文明。先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才算在一个国际社会。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汤因比严厉批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并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到20世纪末，西方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字符，自以为欧洲的西方文明是世界的普遍文明。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垂涎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让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②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2015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生活在两极和单极的世界秩序里的民族国家必须顺从地在这个秩序里生存。但是，今天的世界变了，世界秩序在转型。这个转型的秩序带来大量的机遇和挑战。苏联的陷落不是东方集团的失败，也不是西方集团的胜利。但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后自认为成了世界霸主，单方面发动侵略和占领。今天世界面临的种种灾难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零和游戏错觉的结果。一个多极世界需要一个共赢的环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是理想的共赢环境。“一带一路”促进包合，而不是排斥。世界新秩序的特点应该还是包合。当前亟需建设一个互联、合作、共性和共在的网络。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仅经济全球化，安全和非安全也全球化了。我们不可能通过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换取自己的安全。恐怖主义不可能被军事大棒打倒，而是要靠社会经济发展和接受文化差异。如果严肃地看待全球问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和方式。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通过鲜明的“反政治正确性”立场赢得了民意支持。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确性”运动被视为是对美国主流精英统治集团的颠覆，遭到包括美国政界、学界、媒体界、文化界各路精英的联手打压，但投票结果让貌似强势的精英集团发现自己失去了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力，彻底颠覆了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的，大到维持全球秩序、小到美国社会控制的各个领域内无所不包且长盛不衰的“政治正确”规则。美国的精英集团也因此丧失了世界上的文化领导权。③
多年来，我们在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设中，把美国“软实力”标准作为我们外宣和国家形象建设的标准和目标。但是，在2016年的大选中，美国软硬实力双双下降，美国两党在政治上失去了代表性，主流媒体也失去了代表性，大法官、总统、联邦调查局和媒体等所谓的中立机构都带着明显的政治立场，直接介入大选，显示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在美国大选后，福山发表文章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美国的影响力一直更多地依赖于其“软实力”。④
美国政治正确性和文化软实力的双双失败为中国理论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要走一条创新型开放之路，一方面中国自己要坚持开放，另一方面也要促使欧美国家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对中国开放，促使欧美国家和其他追随西方坚持政治上和文化上二元对立的国家，超越各自的文化傲慢与偏见，超越不同形式的屏障和局限，对中国理论、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开放门户，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按照创新开放的要求，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应当勇于走进美国思想界和教育界的精英。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学者、中国课程、中国教科书要走进美国的大学校园。就像中国的名牌大学聘请美国教师在人文社科和新闻传播领域教书并使用美国教材一样，中国也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比如中国驻美使馆、欧美同学会、中国友协等官方或民间机构，把人文社科领域的中国教授和中国教科书推向美国大学课堂，宣讲中国理论和中国价值，深层次地影响美国教育界和美国的下一代，为中国未来联手美国及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世界新秩序铺平道路。
基辛格最近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访谈时说，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事实上，也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断向美国传递信息，迫使美国对中国开放。在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对基辛格的长篇访谈录《世界的混乱与世界的秩序》。⑤格说，从长远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塑造国际秩序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将是对国际秩序最有影响的国家。美国坚持的全球秩序与中国的治国理政是有本质不同的。美国左右两派都把中国视为异类，不会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是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理论必须走进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如果美国人不能学会用中国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国主流媒体在思想深处永远摆脱不了二元对立的对话报道立场和态度。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明”当成一种资格，以裁判者和世界领导者自居，自认为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半蒙昧和半野蛮”的中国境内的事情进行干预。西方在大学的哲学和历史教学中，不讲中国哲学和历史，仅在东方语言学中设立相关课程。这表明，中国文化是被排除在西方主导和制造的“现代文明”之外的。例如，中国与西藏正当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被西方定义为“奴役与被奴役”“占领与被占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而西方学界和媒体在讨论今天美洲的现实问题时，从来不纠结西班牙进驻南美、英国和法国进入北美，这是因为某些西方国家迄今仍然以所谓西方文明为标准，仍把中国视为“野蛮人”对西藏的“入侵”，而西方国家作为“文明国家”对美洲和印度的“启蒙、开发、服化”，是把这些地区和人民带入“文明世界”。
三、中国理论能否讲一个好故事
中国理论在世界传播中，能否提出有感召力的叙事方式？讲一个好故事？早在两千年前，孔夫子就讲了一个好故事，他讲的是未来“一带一路”新秩序，也是未来世界新秩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天在“美国梦”终结的时候，正是崛起的中国提出“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人类新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框架的时刻。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下大同的人类共同体。香港学者刘强说，“损99%益1%的全球秩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已走到了尽头，危机马上要爆发，由我国领导的全球新秩序势将于旧秩序的灰烬中重生，带领全人类走向脱贫均富的道路。地球上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当下就要共同致富。中国方案证明这是可行的，到2020年我国将全民脱贫。”基辛格说，“中国国内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两个百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第一个一百年是在2021年，第二个一百年是在2049年。等到了第二个百年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估计，他们在物质上和战略上将会获得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当时的任何国家的绝对平等地位。”⑥习近平2016年9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说，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普遍愿望。据相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中国将通过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高能源可及性、提高能效、加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⑦
中国理论的世界传播要有所侧重，要把重点放在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不同于近代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西方列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沿线小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多元文明圈。当年西方媒体严重诋毁中国形象，西方国家抵制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中国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自己的政治理论、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最后在联合国大会上成功地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一带一路”应成为中国理论对外传播的重点地区，应成为中国理论对外传播的抓手和重要议题。
正在来临的“一带一路”新秩序意味着重新叙述历史和文化。为什么中国有可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新的文明圈，并共同塑造未来世界新秩序？赵汀阳说，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之为“化”。化是变易，不是一方之改变，而是互化，是多种文化对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当今有人对国内穆斯林的存在十分焦虑，这就像宋与辽金西夏并立时代宋陷于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此种焦虑迫使宋朝的政治叙事从“天下人的天下”观念替换为汉人的中国，这等于背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普遍关怀之天命传统。⑧今天习近平将古人的天下理念表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上文化异质的国家能与中华文化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吗？赵汀阳说，中国是一个神学概念，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来自西方历史线索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征服王朝、帝国主义等等现代学术概念对于西方历史是自然连贯的，而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则造成历史线索的断裂。尽管1911年之后的中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西方主导的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无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兼容性，不拒绝任何人的参与，成为对所有人具有同等吸引力并且可加以同等利用的资源。⑨基辛格承认中国跟美国的世界观不一样。他说，美国认为，美国例外论让其有资格教育别人，因为美国人相信，当别人接受了他们的原则，世界就会更和平。但是中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例外的。中国人不会去试图驯化他人。中国人相信，如果中国表现出色，令其他国家艳羡，这些国家就会成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朝贡国”。⑩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中国是在传播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通过西方新自由主义试图渗透中国和其他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部门的种种表现，我们发现，西方利用其“文明”所占据的“道德高地”，不仅为世界，更试图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政治正确性标准和文明正确性标准。在今天的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中，得标准则得天下。谁掌握了标准，谁就能够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游戏规则，就能够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如果我们掌握了政治正确性标准的制定权，我们也就掌握了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源于其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人民健康的提升和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习近平在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会议上的讲话直接把保障人民健康与民族独立、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1975年提升到67岁，2016年提升到76岁。中国的文盲，从1949年占人口的80%，减少到1964年的52%，2010年的4%。这两组简单的数字，证明了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正确性、合法性。
（本文是中国外文局重点课题“中国梦、中国道路的对外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罗伯特·卡根：《美国不再管世界秩序》，《金融时报》中文网站，2016年11月22日。
②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③郭松民：《特朗普的颜色革命能走多远？》，紫网在线http://www.ziwzx/opinion/201611/23832.html。
④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金融时报》中文网站，2016年11月21日。
⑤JeffreyGoldberg，“WorldChaosandWorldOrder:ConversationsWithHenryKissinger，”TheAtlantic，Nov10,2016.
⑥同⑤。
⑦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新华社2016年9月4日。
⑧赵汀阳推荐：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http://chuansong.me/n/1793096。
⑨同⑧。
⑩同⑤。
责编：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