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孩子还不知道近视为何物，我就戴上了瓶底一样的眼镜，眼镜框的样式也没的挑，是黑色的四方形。我的眼睛本来挺好看，又大又黑，但现在被挡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看不到了。
对于近视这件事，我自己是懵懂的，不能接受的是我妈，她的反应比我激烈多了。她开始反思原因，首先是我爱看电视。从此，我就再看不到电视了。之后，她又认为我的近视和整天趴着看小人书有关，后来装书的绿箱子就不知所踪了。医生说红色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不能穿红衣服、不能包带红颜色的书皮。我妈还学习了一套据说能够治疗近视的按摩操，每天给我做两遍，我被揉搓得直掉眼泪。
五年级时，我的近视到了700度，我妈决定让我休学一年。那一年是很特别的记忆，一个集体中的小孩忽然被“摘”了出来，被迫独自面对时间。很多抽象的概念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的，比如“孤独”“恐惧”等。
我妈还带我到北京看医生，我又累又怕，坐在视力表前的凳子上崩溃地大哭，因为我连最大的那个字母也看不清了，近视度数升到了900度。我去挑眼镜框，高兴地发现北京医院里的眼镜框竟然是五颜六色的，于是我有了一副红色镜框的眼镜。
从北京回来，我觉得妈妈从心里放弃了拯救我的视力。我重新上了学，看书时间长了她也不再训斥我，有时候偷偷跑去朋友家看电视剧，她也像不知道一样。可是随着我渐渐长大，我越来越爱美，我也继承和发扬了我妈的神经质，把近视继续搞成一件很严肃的事。
我不怎么敢和异性说话，即使说话也不看对方的眼睛。《围城》里有这样一句话：男人不和戴眼镜的女人调情。我想我一定不可能找到爱人，会孤独终老。有一天，我在大学宿舍上铺看书，忽然瞥到了放在下面桌子上的高度数眼镜。我被它一圈圈的瓶底螺纹吓了一跳，那真是最丑陋、最可怕的东西，我生命里的一切痛苦都可以归咎于它。
作为一个特别强调秩序感的人，有一个具体的痛苦根源会使生活井井有条。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根源很快就被挖掉了。大四的时候，世界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小时候想也想不到的近视手术，虽说当时技术还不成熟，但我还是坚持去做了。手术很成功，我马上摘掉了眼镜。
隔了几年往回看，很奇怪近视这么一件平常的事，竟然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也很奇怪那么大的痛苦说不见就不见了。什么是病呢？它未必局限于人吃五谷杂粮一定要生的那些病，病是把指甲盖一般大的痛苦变成弥漫在整个宇宙的痛苦的能力，是失去了一个痛苦，还可以再滋生无数痛苦来补充的能力。病还是一种心理，得到某物的时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失去的时候却觉得匪夷所思、天道无常。有这种能力和心理的人，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人生就永远处在一种以虐为乐的病中。
（聂勇摘自《高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