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高能所成立之初，所里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如英语学习班，专业讲座和学术报告。1975年丁肇中教授到所里作报告，听众挤满了讲堂，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听了之后对其发现的新粒子感到十分好奇，被他准备在德国汉堡新建的大型探测器及其物理目标深深吸引。
1977年，丁肇中先生获诺贝尔物理奖之后不久再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接见时，邓小平希望他为中国培养科学人才，并提出培养一百人的要求。丁先生回答说：“可以培养，但第一批先送十人到我实验室工作、学习吧。”邓小平同意了他的考虑，并对丁先生的许诺表示感谢。于是国内有关部门做出安排，准备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挑选八人，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挑选两人，共十人到丁肇中实验室学习、工作。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我有幸成为这十人之一。
1978年元旦刚过，我和唐孝威、马基茂、郁忠强、童国梁、张长春等六人便乘飞机从北京飞往巴黎，再换乘火车到波恩，第二天乘火车抵达汉堡。丁肇中已在火车站接我们，热情和每一位握手，表示欢迎。接着带我们来到了他所工作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DESY）。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后他对我们说：“明天上午九点，在会议室见面。”
到DESY的第二天，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为了赶在PETRA(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出来前造好Mark-J探测器，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丁肇中带头，大家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半夜12点，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工作，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因为当时年轻，想多学些东西，早日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也就很快适应下来了。
当年3月，中国科大的许咨宗、杨保忠和高能所的朱永生、吴坚武也来了，十人都到齐了。
一次，丁先生请我们吃饭，逐一询问每个人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们都一一作答。他统计后发现我们十人中有五位是从中国科大毕业的，即朱永生、许咨宗、杨保忠、吴坚武和我，于是对中国科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向我们询问中国科大的详细情况。
我们向他介绍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成立的，首任校长是郭沫若，是由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创办的，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所的资源优势，形成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相应院系紧密结合，高年级学生在研究所做论文的特色。办校宗旨在于满足国家重大科技需求，培养高端科学技术人才。首任系主任中有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我们五位都是从科大原子核物理及工程系(后改为近代物理系)毕业的。在校时的系主任是赵忠尧先生，任课教师中有张文裕、关肇直、梅镇岳、彭桓武、朱洪元和李整武等知名学者。丁先生说，赵忠尧是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发现者，对正电子发现有重要贡献；张文裕在高能实验物理方面成果卓著，他们二人都令他十分尊重。以后他多次向我们打听在大学里都学了哪些课程，我告诉他，我们学过原子核物理课，是梅镇岳教的。正好当时手头上有一本梅先生编的《原子核物理》教科书，就拿给他看。他仔细翻阅后说，内容很新、很全，相当于美国研究生的教材。
1982年，丁先生访问了科大。他对科大的校园环境、校风及办学理念还有少年班都赞不绝口，并称赞科大是中国的MIT。之后又在1984年和1992年两次重访科大，并从优秀本科生中挑选研究生，他对科大、科大学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还有一件生活小事至今难忘。一次丁先生访问北京后回到DESY，打电话叫我们几位中国同事到他办公室，将一张张我们亲人的照片分发给我们，这些照片都是他亲自拍的。当我看到好久未见的妻儿的相片后非常激动，大家都十分感谢丁先生体贴入微的关怀。
一年多时间，一个性能良好的庞然大物——Mark-J探测器终于矗立在谱仪大厅里，这是Mark-J小组全体同事们汗水的结晶，其中包括了我们中国同事的贡献。我们都很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丁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不久，就在这台MarkJ探测器上取得了胶子喷注发现的出色工作。
大家辛苦了一年多，在实践中学习到了许多高能探测器的前沿知识，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从丁肇中先生身上学习到了严谨、执着的科学精神和作风，对以后回国参加北京谱仪的建造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方丹敏
郑志鹏，中国科技大学58级校友、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原广西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