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灵塔、富士山和樱花，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无人不晓的象征。
■纸本著色天狗草纸（东寺·醍醐寺卷），日本镰仓时代，13世纪。这幅画卷用长鼻天狗妖作为隐喻批评了当时佛教僧侣的傲慢。画中可见，到了日本的中世时代，樱花的品赏活动已经在上层中流行。（上图）“国花”前史：樱花文化溯源
近代以来，樱花被上升到日本国花的高度，成为明治、大正及昭和前半期日本帝国种种意识形态的表象，成为帝国隐喻的集约。这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一个在“日本”这个特殊语境下为各种力量所推动的“自然化”过程。近代以前，关于樱花的种种言说，已经为樱花作为国花登台准备了种种可能。
樱花在日本文化中的登场，最早见于日本8世纪初所编撰的《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等历史典籍的神话传说中。《古事记》里记载的天孙（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的妻子、神武天皇曾祖母—木花之佐久夜昆卖（《日本书纪》中为“木花之开耶姬”），其名“木花”在古代日本专指樱花。且据著名语言学家山田孝雄考证,古日语存在ra音转为ya的运用情况，故“佐久夜”(sakuya)其实就是“樱花”(sakura)。换句话说，木花之佐久夜昆卖即“樱花女神”。与此神话故事相关联，日本有一始自原始时代的“浅间信仰”，即把富士山奉为神山的一种自然崇拜。在日本关东、中部地区,建有不少浅间神社，其中供奉的主神就是木花之佐久夜昆卖。木花之佐久夜昆卖与神山富士山结合，并成为其神体，成为世人祈求平安与守护的神祇。也正因为木花之佐久夜昆卖被视为樱花的“神灵”，樱花树自古以来被看作神木。
除了上述神话，樱花与谷物之神灵相关联的说法也颇为流行。有学者指出，樱花（sakura）中的sa为谷物之神，kura为神之坐台，因而樱花就是田神（谷物神）依附之所的意思,樱花盛开即为田神到访的象征。从弥生时代已经成为农耕民族的日本人把樱花当做田神之花。此外，日本民俗学者和歌森太郎认为，sa也是稻田的神灵。从诸如磐座（iwakura）、高御座（takamikura）等例子看（日文里“座”读作kura），kura在古语中应该是神灵的供台。对于农民乃至整个古代的日本人来说，樱花也许原本就是稻谷神灵的依归之物。也就是说，和歌森氏认为稻谷神—sa神即田神信仰一直存在，且此信仰的神祇就栖宿于樱花之树。
不过，被称作日本民俗学开创者的柳田国男通过对垂樱（樱花的一种，又称“丝樱”）的考察，发现垂樱多植于墓地灵界以及神社佛阁处，认为樱花与死灵信仰有关，推断是因为人们相信行空神灵地上降临之时，乃择樱树而栖；还根据民间观樱花祈求亡灵免除地狱之苦的口头传承，认为上古存在把观花作为祭礼的时代。
日本学者折口信夫认为，奈良朝的和歌中未见有赏樱花描述。上古的日本栽植樱花不是用来观赏，而是用于实用性的占卜活动，樱花的开放凋落，可以预兆稻谷丰歉。换句话说，樱花与稻作祭礼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从神话故事，还是从民俗学的视点出发，樱花都与日本人的土俗信仰相连。由以樱花祈祷丰饶的稻作祭仪，逐渐产生了镇花祭、安乐祭等习俗，即在樱花凋落的3月末至4月初为祛除病疫举行祭祀活动。这在平安朝的宫中、神社非常盛行。
可以说，与樱花相关的民俗信仰，正是樱花这一文化符号所蕴涵的日本民族性所在,构成了这一意义体系的母体。它表明，在宫廷贵族醉心赏花的王朝时代以前，在远离社会中心的另一端—一般民众层面已经有了对樱花的“反应”，樱花被赋予“圣”的性格与意义，此为樱花文化历史的演进打下了基础。
后来，世俗的赏花活动才将樱花这一文化符号无尽地复制、传开来。经过始自王朝时代的宫中、贵族知识层的花宴(赏花与酒宴结合),到中世的武士阶层乃至近世扩展到大众的赏花观樱;从和歌、俳谐、小说里的文学表现，到绘画、纹饰再到社会生活,樱花渐次浸透于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樱花逐渐被赋予了“俗”的性格，以至于说到“花”，一般指樱花，即“花—樱花”的等式成立，花成为樱花之借喻（metonymy）。
■模仿老年人在大阪的斜坡上散步，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画中以爬山比喻人生的旅途，可见樱花在人生的旅途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在日本人的自我认同过程中，与“他者”差异化的文化民族心理，也成为樱花内涵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它赋予樱花“民族性”的意义，直至樱花在近代被推至“帝国之花”的位置。
日本最早的和歌大成《万叶集》(8世纪中期)中有大量关于植物花草的诗句，其中咏梅诗达118首，远超过樱花的40首。另外，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8世纪初）中，咏花诗绝大部分是写梅花的，写樱花的仅有两首。梅花源自中国，在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向中国一边倒的律令时代，日本连审美、赏花的趣味也模仿中国，因此，从宫廷到律令官人都醉心梅花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到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咏诵樱花的和歌数量则压倒性地超过了梅花，以后“花”一词也多指樱花。据说，平安迁都后，在宫廷内苑的紫宸殿南庭东西两侧，即左近卫府与右近卫府旁，分别植有梅树和橘树，但到了9世纪中期，随着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左近卫府旁改植成了山樱，始有“左近之樱，右近之橘”的说法。
古代日本人的赏花对象由外来的梅花转向本土自生的樱花，究竟有无民族认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具体的言说证据无从考查，但在律令体制走向衰落、由天平文化时代向藤原时代过渡之际，正如以遣唐使的废止和大和绘、假名文字、女性文学等代表的“国风文化”兴起取代“唐风文化”的时代趋势所显示的那样，日本人已尝试由模仿中国文化到开始本国文化的探索与创造，并取得一定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樱花作为“民族性”的符号登场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樱花的品赏活动在日本中世于武士阶层中风行，樱花也频频出现在绘画、文学和日常器物的装饰当中。系马图屏风，日本室町时代，16世纪（上图）；樱花木制漆金带角盥，桃山时代，17世纪（下图）。“花数樱花，人数武士”
日本的樱花文化包含两大传统：边缘与中心。从平安中后期开始，樱花从土俗边缘走入社会中心，除了宫廷的花宴，还有贵族、武士举行所谓“樱狩”的赏花或赏花加打猎等活动。到了江户时代，更是出现以“群集”“饮食”“群樱”的群体参与为特征的赏花活动，少数人的“风雅”化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支撑这种大众化文化的，无疑是社会的集团心理结构。这种集团心理推动中心与边缘、上层与民众各自培育的两大传统合流，樱花也自然成为全民之花。
随着明治近代国家创立，樱花被植入国家这一共同体，通过各种“言说”的演绎，“樱花—国花”于是呼之欲出。樱花被赋予民族、国民、武士道乃至国家等象征意义。
明治后期的诗人、评论家大町桂月在其文集中曾写道:“在日本，言山为富士山，曰花则乃樱花之谓也”“日本国民一般爱樱,樱花实乃日本国民之花也”。至于原因,他解释、比较了樱花与日本国民具有的特质后说:“其色淡红无造作态，突然开放而后转瞬无所眷恋地凋零，群树齐生，满山皆花蔚为壮观。若论日本国民之特质，淡泊恬然，达观慷慨，不畏生死，非个人而倚整体抱团方显强大”，因而断言樱花是“日本国民之表象也”。■吉野山漆金架，日本江户时代，19世纪。
■彩绘樱树图案碗，日本江户时代，19世纪。
■彩绘樱树图案盘，日本江户时代，18世纪。
■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更是出现以“群集”“饮食”“群樱”的群体参与为特征的赏樱花活动，少数人的“风雅”已化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樱花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金底彩绘流水樱花图案舞扇，日本江户时代，18世纪。
■白底樱花桐叶团图案和服，日本江户时代，19世纪。
■樱花与鹰，葛饰北斋绘，日本江户时代，19世纪。和迁哲郎认为，樱花“突然、匆匆地绚烂绽放”，且“不执拗地眷恋枝头，而是同时匆匆地、恬淡地凋落”的特点，用来象征季风气候风土里生长的日本人的气质“非常贴切”。这里，和迁展开的虽然是日本风土文化论，但也反映了他的樱花观，即因为恬淡短暂、来去匆匆的气质，樱花象征着日本民族。
其实，早在江户中期，国学者本居宣长就曾经把“大和心”之美比作朝日映照下的山樱花，本居的樱论影响射程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除台湾、澎湖列岛，还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后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但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必须付巨额的“赎辽费”予日。其时，日本一媒体人这样著文道:
“伐清大军大举进攻，席卷辽东之野，有人遂在半岛植樱树五株，谓名曰‘朝日樱’，想必是为了让异域芳香馥郁永久，万年之春常驻。岂料转瞬间满目江山复归他人之手，名与花皆落空跌入尘埃。然而，不必拘泥于今，花若遇春总会发，要使敷岛（日本国别称—笔者注）的大和心得以彰显，唯有等待春天的再临。此间的樱花将是未来之花。必将迎来东风，吐露芬芳。”
■风中之花，歌川丰国绘，日本江户时代，1795年～1825年。美人与樱花在浮世绘中成为一个典型的题材。我们从中可以读出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强国的日本战胜中国后的狂气；其次，樱花已被视作对侵占土地可以显示拥有“所有权”的象征物,如同打败敌人,把己方的旗子插上敌人的阵地。在此意义上说，樱花已被人为地看作明治帝国的象征之一。
日本近代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篇首写道：“武士道与其所象征的樱花一样，为日本这片土地所固有的奇葩。”虽然在言武士道，却同时反映了他的“樱花观”，即樱是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也可从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为中心的神道里探根索源。自然崇拜使得对国土之爱深入日本人的内心，祖先崇拜则支撑着对现世神天皇的忠诚。
因此，他总结出武士道里根植了“忠君爱国”的精神。换言之，这种“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精神是武士道的内核，为日本固有的“大和魂”。而同为日本所“固有”的、千百年来为日本人所喜爱的樱花，被视作武士道的象征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因为新渡户终究没有展开为何将武士道和樱花相提并论的理由，篇首唐突这么一句不排除受时流影响的缘故。
除了国学者、思想家等知识人言说的力量，明治政府也利用教育等公器有意识地推动樱花的国花化进程。从1881年11月至1884年3月,文部省音乐调查部门编写的《小学唱歌集》共91首歌曲中,除了如《君之代》《招魂祭》等灌输国家主义、天皇尊崇思想的曲目之外，歌唱樱花的就达28首。随着教材的广泛印制传播及歌曲的传唱，樱花即为国花、象征日本国家的意识从儿童开始就根植于日本人的精神深处。
下面，不妨来看看日俄战争后旋即发布的《军人精神教育》中的一段文字:
“其实自古以来，有‘花魁数樱花，人杰数武士’之说。所谓武士，即尔等军人也。若把军人以花喻之，则樱花正合也……（中略）一朝遇无常之风，则旧枝花香不再。即纵使烂漫绽开至极，一发枪弹飞来，则当毫无眷顾，如一滴露珠消散于战场。其心其事，何等勇烈高尚哉!”
“花数樱花，人数武士”原为日本传统剧—净琉璃、歌舞伎狂言《忠臣藏》中的一句台词，这一赞美“赤穗四十七武士”、以宣扬武士道为主题的故事，经过200年左右时间的反复演绎，到了明治时期已家喻户晓。
■日本战国时代仙台藩主伊达政宗位于仙台城堡的雕像，掩映于灿烂的樱花之下。自古以来，日本就有“花魁数樱花，人杰数武士”之说。日本文艺评论家小川和佑指出，从樱花生命短暂，疾速凋落，人们看到了武士对死的无惧，武士与死常常表里一体，不可分割。像樱花凋谢那样死去才是武士道的体现，这一社会思潮通过《忠臣藏》的不断上演而成立。这种从樱花思考生死观的社会思潮，后来径直成为日本式思想之一。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新设立了国民军，通过从精神上注入“武士—樱花”生死观，将军人塑造成军国的武士，樱花成为军人的隐喻。战死军人被喻作散落的樱花，其死在战前已经预约。这种生死观在二战中充分体现为“为天皇（国家）去死”，生死的价值等同于轻轻的樱花花瓣。
■浅葱底梅松樱竹芦短衫兜图案染绣和服，江户时代，19世纪。(上图)“若樱”散华：樱花的“帝国隐喻”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五一五”事件发端，日本政党内阁制终结。接着，以“二二六”事件为背景，日本军部势力确立了对国家的绝对支配权。军部内部的派阀争斗休止，为“总体战”的实施及法西斯主义的强化创造了条件。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生产方面，还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日本陷入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漩涡，滑向不断挑起、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在此历史语境下，樱花被赋予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或者说，作为“国花”的樱花，成了制造为国家和天皇不惜赴死的日本国民一体化印象的符号。
总体战政策的结果之一，是日本大批的知识精英被御用，成为鼓动、美化侵略战争，动员日本国民奔赴战场的吹鼓手。像武者小路实笃、川路柳虹、土井晚翠、高村光太郎等一批文坛的领军人物不遗余力地鼓吹“举国一致”“一亿一心”，以诗歌等文学作品形式展开各自的“爱国”言说。
土井晚翠在《大敌迫近》(《公论》1944年8月号）一诗中写道:“富士之巅高入云/高不过大和魂/绽放吧樱花万朵/力量凝聚吧百炼破邪之剑/即使有形的一切/皆消亡却有大和魂/与天地之凛然正气/万古恒存益发昌盛。”显然，土井所讴歌的大和魂，即像“万朵”樱花凋谢那样的、不畏死的精神。■樱花绚烂之极而又易逝，像极了青年夭折的生命。这种相似性，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成了号召士兵为国捐躯的有力武器。（上图）
■靖国神社和樱花树，千代田，日本东京。文化知识人关于樱花的“言说”，也体现在鼓动战争的军歌创作活动中，樱花在大量的战争动员歌曲里登场。大庭景阳作词的军歌《樱花》，以“忠义樱”一语，赞美“大和男子”的忠烈，歌颂“天皇的威德必将广耀世界，与樱花一道迎来千秋万春”。一首由文部省作词作曲、编进学校音乐教材，并在国民学校音乐课广泛教唱的歌曲《特别攻击队》，有这样一段歌词：“啊！大东亚圣战/我们誓言为天皇赴死/先驱者散落/如同若樱飘零。”众所周知，特别攻击队即神风特攻队，是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挽回颓势，陆海军特别是海军舰空兵采取的自杀性攻击的“人机炸弹”，歌曲用“若樱”（日文“若桜”，意指树龄小的樱花树）设喻，把战死的年轻士兵比作凋落的樱花，即樱花为战死者的隐喻。正是“若樱”这一巧妙的装置，驱使无数年轻生命为天皇专制的法西斯国家赴死，而且，这死亡非但没有恐惧与残忍，反而添上了“美”的色彩和浪漫。
在鼓动战争的宣传里，有关樱花最多的表述恐怕就是“散华”。散华原本为佛教用语，意为：（1）做佛事时在佛面前散布花；（2）四（密教为两个）法要之一，法会时在花筐里装入五色莲花状纸花，一边唱佛教颂歌一边散撒；（3）法会上散华歌唱的一种颂歌。因为日语中“散”表花谢之意，“华”也指花，故“散华”被解读为“花凋谢”，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成为“战死”的隐喻，经过反复鼓吹，乃至变成了一种将“战死”视为神圣的、富有宗教色彩和荣誉感的“美称”。对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的人来说，无疑会从“散华”中看到“美感”与“责任感”。“樱花散落”成了歌颂宣传军国主义的一大主题。
1943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战死,《音乐之友》(1943年7月号）发表了胜承夫作词的《啊,山本五十六元帅》歌曲，歌颂“军神”山本之死像樱花般“散落天空”。杂志还刊载了佐藤春夫作词的作品《魂已高翔》，赞颂如樱花散落般死的“大丈夫”气概,祈祷“军神”转生为“故乡的樱花”，魂照靖国。樱花不仅是战死的象征,而且还被赋予战死者的转世物的象征意义。
事实上，正是那些无数如若樱般“散华”的战死者亡灵,叙述着军国法西斯日本从顶点的坠落。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逝去，樱花在“美丽日本”的话语中重获自然之美的象征意义。美丽日本，美丽樱花
近代，日本建立了天皇制近代国家，实现“脱亚入欧”，跨入列强行列，随后明治帝国走上侵略亚洲之路。樱花的国花之路与其相随并行，在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推动下，樱花参与了“帝国隐喻”的构建。
作为“国花”，樱花装饰了日本军国主义非理性的狂热，也随着帝国的覆亡而凋落。战后，军国主义的体制及土壤被铲除，战败规定了日本历史新的转换，樱花作为“帝国”的隐喻自然不复存在。
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正如其内涵在历史上呈现出多重性一样，现代日本也同样如此。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樱花的隐喻有了新的元素，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战后文学中，以梶井基次郎、坂口安吾、石川淳等为代表，其关于樱花的言说从根本上颠覆了“帝国之花”的象征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问题，在回归、保护自然，寻回“美丽日本”的社会思潮与行动下，重新启动了全国各地的赏花名胜地，樱花原本的美得以重新确认、普及；以生活中常常遭逢的日用品的樱花创意、每年春季媒体沸腾的樱花情报、赏花活动等为表征，可以说今天的樱花尚盛开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据三得利“次世代研究所”2001年关于“现代家庭年中活动”的调查报告，57.2%的家庭有赏樱花活动，因为调查对象限定为家庭，而实际上社会上以公司、亲友、学校等为单位进行的赏花活动也很多，这也说明了日本社会长期固有的集团主义、群体意识基础依然没有改变。
此外，与战后日本右翼保守思想持续存在相随，企图复活战前樱花种种象征意义的话语依然存在，但毕竟不是主流，现代的樱花更多的是渗透进日本人文化生活中、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与人们精神消费相关的元素。
舒方鸿法学博士，日本北海道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