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情的附丽与自由的个体
从《渴望》到《我的青春谁做主》，都明确倡导启蒙意义的“自决自由”，即“我自己觉得什么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被外部影响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受他人的干涉，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①但是，与情爱先验的道德纯洁性伴随着的还有生存本能与社会渗透，它们在现实层面并不与情爱本体的崇高意义直接对抗，而是在艺术叙事中将人生的多层意义或生活的残酷一面与情爱并置，从而在审美观念中作出对自由主体的重新限定。现代婚恋观所确立的自由恋爱关系及个人的主体地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包办婚姻没有了现实土壤，但与理性主体相关的情感主体却总是在依附于一种道德或物质的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青年》是在为现代都市的择业观、奉献观作出世俗化的意义阐释；上世纪90年代的《渴望》又成了道德模范和传统伟大女性的现代解读。当这种历史与道德指向在爱情中逐渐隐退后，并不意味着制约情爱主题的其他元素的消隐，现代都市的物化强调使得物质追求再次成为情爱中的制约因素。如《蜗居》中的海藻因为生存的困境而产生了情爱的依附，在依附中，海藻的情爱才成长为超越物质利益的情感迷恋，以至于后来转变为可以为爱放弃物质。
《欢乐颂》一度设想将爱情从物质中拯救，却恰恰印证着消费社会的身份认同。22楼的五个女孩子在时尚外衣“撞衫”与都市趣味“相投”下掩盖身份的差异，继续将物质与爱情划上等号。安迪的爱情只能在富豪魏渭或包奕凡之间发生；小地方来的邱莹莹遇到的只能是“猥琐男”；而樊胜美“捞女”梦的内心阴影解除之后，事业刚刚起步的王柏川才是她的最佳配对；关雎尔与赵启平拥有再多的“文艺共同语言”，也只能无果而返。在此我们看到，当情爱的神圣崇高与金钱崇拜、不择手段的卑下并置时，爱情的圣洁不可侵犯的本质立刻体现，而当情爱的高尚与另一种高尚如国族、利他相并置时，情爱的让位变得可以理解。王柏川是因道德层面的帮助正义才赢得了樊胜美真心；关雎尔与赵启平的爱情如昙花一现，与其说是抵不过曲筱绡的“死磨硬泡”，不如说是自动退出。这无形中将情爱主题分成了可依附与不可依附两类，虽然自由地选择爱情已经确立，但都市中的情爱主体双方始终难以拥有平等的对话权。
二、性爱的世俗化消减了情爱的永恒
情爱与性爱的身/心二元性在艺术作品中常互为补充，情爱作为性爱的精神升华，性爱作为情爱的肉身感应。电视剧的大众传播特性使其在性爱观的表达上是含蓄甚至回避的，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增加了情爱的神圣性及神秘感。用传统性爱伦理观对待感情世界的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都市世俗中逐渐被淡化，维尔纳·桑巴特认为：“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②，当两性的性爱形式与感觉发生变化时，社会生活的方式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国内学者刘小枫将其总结为：“性爱不再是婚姻（作为一种圣事）的一种补充，而是具有单独的自在目的⋯⋯性爱世俗化的社会基础是城市生活的形成。”③《奋斗》、《心术》中的都市未婚青年同居一室，性爱不需为情爱的永恒性佐证，将爱情的自由进一步向前推进。《欢乐颂》将曲筱绡与赵启平的婚前性爱描写为都市爱情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从身体交流到精神交流再到谈婚论嫁的现代人婚姻爱情的步骤流程。
世俗化既导致了对情爱神圣性的消磨，也导致了对性爱和肉体的松绑。在这种情爱的祛魅中，性爱成为了重要表征及导火索，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此类主题的都市剧—《来来往往》、《牵手》、《让爱做主》等。在这些作品中，道德的高尚与伦理情操被现代人的现实境遇所取代，无论是王纯还是林珠都不再是人格上的卑下者，她们同样被还原为血肉情感完整的个人，而钟锐和康伟业的身心出轨也不是道德败坏，而是家庭的平庸和事业的孤独。对于情爱主题中性爱的审美态度既是社会文明开放程度的体现，也是审美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借以表达新观念的艺术手法。因为一方面，都市意识的逐渐成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意识，进而导致了情爱的凡俗化；另一方面，都市也把孤独、疏离等现代性情感和陌生人自由碰撞的机会带给人们。当都市中两个完全平等的情感主体之间的情爱成立后，它还要面对现代性的焦虑与孤独等不安全感对情爱的冲击。也就是说，在前现代的观念中，一旦婚姻成立，即使婚前没有爱，或婚后没有了爱，也必须维系婚姻，因为婚姻的权威已经被认可了，不能因为没有爱情而背弃权威；在现代，如果两个人没有爱情，这个婚姻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对爱情的认定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对自身的真诚，忠实于自己，没有爱就不可以结婚，婚后没有爱也无需要维系。显然，一个不断处于变动中的情爱主题在都市题材电视剧中逐渐浮出水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过度忠实于自己也是泰勒所说的现代性隐忧之一：个人主义的片面化发展，导致放任的社会，道德视野褪色以及孤赏自恋。④爱情的根基被现代自由主义冲击得相当脆弱。
三、都市爱情的复魅与秩序重建
对于婚外恋情的书写是现代社会爱情体验的艺术想象。情爱与性爱都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部分，是表意主体传达现代情绪的一个载体。“爱情被书写成性的吸引、欲的满足，以及孤独的现代人之间的互相取暖慰藉，有着本能、暖昧、飘移的面目⋯⋯将爱情置于更加可疑与不利的位置。”⑤现代交往方式产生出现代的男女友谊，它极易在彼此独立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基础上由男女友谊转变为男女爱情，其根源则是现代都市流动的陌生人所带来的纯粹平等主体的碰撞，以及现代都市碎片生活和不安全感所产生的两性间的欣赏与吸引。不再依赖于任何利益关系的情爱主体可以拥有情爱的神圣含义，这意味着恋爱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刺激着现世男女，令其困惑不已。《空镜子》中孙丽放纵却不断收获新的爱情，孙燕每每克制欲望却总难发现真爱。正像孙燕对着镜中自己追问那样：“多数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像个盲人行走在世界上。”
在《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酒后拥抱亲吻了肖莉，让单位的人误以为肖莉是宋建平的妻子，以至于宋建平不敢把真正的妻子介绍给同事，这让宋建平懊恼不已，刘东北将其解释为男女间的三种背叛：身体的背叛，心的背叛，身心的背叛。这段都市人对现代“身/心”关系的重新体认，解释了都市中自由观念的现代性。宋建平看似酒后的身体背叛，其实是内心的灵魂背叛。面对妻子，他已经心力交瘁，却只能苦苦支撑。也许是因为怜悯，也许是不忘旧情，但这种背叛是刘东北所不认可的。在刘东北的眼中，现代的身体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可以随意支配却不用背负道德的归罪；而心则不同，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活动，决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心出现了变动，就应该让心重新寻找新的空间。刘东北在现实中遵从着他自己的背叛理论，不断制造婚外情、一夜情。通过两性身心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都市主体的迷失是身心双向的，理性主体的精于算计或是感性主体的欲壑难填带来的都是现代人的无根之感。如何在宋建平式的极度压抑与刘东北式的极度放纵之间寻求平衡点，成为电视剧表意实践一直极力尝试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的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意图超越现实困惑而赋予爱情以终极意义，“一个有序的世界既是现代性的承诺，又成为个体面对现代性的矛盾性时的必然选择。这样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悖论：婚前可以尽情选择，婚后必须天长地久。要想解决这个悖论，只能付诸爱情的神秘性、纯洁性和神圣性。如果爱情是理性的、可计算的、可比较的，自然也就是可变迁的。如果爱情是神秘的、神圣的，那么自然就不会变迁。”⑥审美现代性对于道德和人伦的现代性救赎，通过《金婚》、《父母爱情》等剧中跨越世纪的情爱故事将爱情重新复魅，而其核心思想仍然来自古老文化中的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佟志、文丽携手走过50年，这当中也曾出现过旁逸斜出，在两性主体分别面对李天骄、小夏的感情冲击时，表意主体并非用道德谴责和污名的方式，而是用琐碎与庸常为爱情神秘化，使陌生异性丧失了在爱情和婚姻中的不确定性和游走性，秩序和确定性得以建立，爱情守住了。
四、结语
《欢乐颂》因其真实的都市生存刻画而被今天的网络一代所推崇，剧中人物各自的生存方式本不应该成为高低贵贱的评判标准，其开放式的结局为爱情的产生、存续提供了多样化的基础。无论明确结果或展示生存状态，经济的繁荣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与冲动，对爱情的阐释也出现了两极化：一是爱情理想化，用乌托邦式的浪漫想象追问爱情的意义，探讨人生的终极价值；二是爱情世俗化，探讨商品社会环境中，爱情怎样与金钱物质共生。有学者认为，正是在现代以来的故事作品中，现代性伦理、现代性社会才有了被激发的个人反省⑦。承认现代性的多样性与建构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纠偏并不矛盾，在情欲分离与两性和谐的爱情书写中，审美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不断侵蚀所导致的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等行为观念始终保持着警醒，让媚俗与欲望在可控的范围内无法突破底线。特别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真善美不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工具，而是与现代性中缺少敬畏之心的盲目消费观、金钱观进行抗争。
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网络小说改编剧的互文性研究”（16DC24）的阶段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④［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第5页。
②［德］维尔纳·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③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5页。
⑤王梅：在通俗与现代之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61－62页。
⑥张杰：不确定性、陌生人与现代性的矛盾性，《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236页。
⑦刘小枫：《沉重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