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大主题下的个体表达
国家意识的影像化呈现，长期以来走的是主题先行的老路，个体寄存于主题之下，通常看完影片，个体形象一直处于尴尬的缺失状态，往往被僵硬地贴上为国奉献的标签。这种创作理念在现代传播中，收效甚微，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容易引发观众对人物的不信任。当下，青年观众是影视作品最主要的消费者，也更偏爱通过影视媒介了解国家大事。所以宏大主题的构建，更应该寻找一个贴近观众的小切口，用一个个生动的个体形象吸引观众，用真实的人和情感建构国家意识。《我的青春在丝路》摄制组将镜头对准在丝路工作的年轻人，从人物选择上拉近与青年观众的距离。五集十三分钟的微纪录片，不是长篇累牍的史诗巨著，而是更符合青年观众观看习惯的短片。“在”不仅代表一个方位，也是一种状态。青春正在进行，用影像记录青春。严肃的宏大主题多了一份动态的青春气息，脱离了以往作品中单调的政策解读，而是把人放在首位，用真实的个体故事映照当下的国家，用独特的个体表达完成宏大主题的表述。
二、第一人称的个体讲述
《我的青春在丝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主角，讲述自己在丝路工作的点滴故事，强调自我的表述与选择。第二集《诗与远方》中，在尼泊尔负责引水隧道工程的中国青年胡天然，面对第一次出国工作所经历的波折以及收获的成绩，并没有去刻意表示自己对祖国的奉献，而是认为尼泊尔就是他的远方，自己的工作就是一首壮丽的诗篇。他用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来彰显自我的价值和认知，用自我付出的满足与报效国家的使命相呼应。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方式，更符合年轻观众的话语和认知习惯，形成了一种共鸣。而一些专题片，用他者的话语来拼凑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拉开了和普通观众的距离，降低了观众观看的欲望。
三、告别悲情叙事的个体记录
通常主题先行下的先进个体描述，往往有一个悲情叙事的模板：为国奉献而牺牲自己的健康与家庭的幸福，从而达到“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精神主旨。在作品中，摄影机作为旁观者真实记录的职责很难履行，更多是摆拍和情景再现的回溯画面，让人物失去了可信度，也让影片失去了吸引力。《我的青春在丝路》第五集《吴哥窟的拼图者》中，主人公张念在吴哥窟负责茶胶寺的修复工作，从25岁到30岁，他的青春雕刻在茶胶寺的每一块石头上，长期在外工作也让他错过了陪伴女儿的成长……这些情节在以往的此类作品中，必定会大肆渲染、重复，以此来刻画人物的忘我与奉献。但是在本片中，编导并没有将此列为重点，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张念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注重细节的张念与同事之间就工程进度产生了分歧，现场的争执、尴尬的气氛都被镜头如实地记录下来，增加了故事的可看性。镜头中，张念的一句“好想啊”不仅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也对镜头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纠结，从而真实地记录还原了张念作为一个父亲的心境。在影片结尾，张念离开吴哥窟，工作人员给他送行，不是充斥着眼泪的依依不舍，而是一场载歌载舞的欢乐聚餐，张念的告别词并非奉献无悔，而是抒发着与他们工作的快乐。特写镜头下的每一张笑脸，才是张念青春坚守的动力。
《我的青春在丝路》一改以往宏大主题的严肃基调，每集片子都以丝路上的异国风貌开场，配以轻松欢快的背景音乐、丰富的色彩视觉与快速剪辑形成了一个视听小高潮，奠定了影片轻松活泼的基调。同时，该片通过独特的个体视角，客观的影像记录，还原了每一个真实的个体，以他们的选择与坚守建构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宏大主题。
（作者甄真单位：河北大学；薛依明单位：上海大学/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