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唐晓峰
我曾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叫《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节目中的“一个人”选的都是作家。第一个作家与第一座城市是刘心武与北京城。刘心武生于四川，8岁到北京，生活至今。他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感受，谈出许多有价值、有趣味的东西。因在北京住了50多年，又有了极深的情感体验，刘心武称自己为“老北京”。看到这里，我不禁冒出一点疑问：到底什么叫“老北京”？
现在对四合院、宅门、豆汁儿谈得多，几乎成了北京城的文化代表，仿佛熟知这几样东西，能因这几样东西动真情，便够资格做“老北京”。但仅有这些，与严格意义的“老北京”还不是一回事。所谓“老北京”，指的是全面的人文属性，包括品性、趣味、道德、礼俗，甚至包括毛病、陋习等。我有一个同学，山东人，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专家，对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城外的郊村远寨都了如指掌，他在北京前后生活了30来年，但没有人把他当“老北京”，因为他脑子里的知识是一回事，而生活习惯、精神气质又是一回事。真正的老北京人的核心，是在京城里生活了好几代的人，像北京城一样有历史感。
人们大多能察觉，北京的学生有两种口音。一种口音像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很接近播音员，另一种口音带有强烈的卷舌话音，将“胡同”发音为“胡脱儿”，京味儿十足。这两种口音分别代表了大院的孩子与胡同的孩子。按我的看法，口音像普通话的群体，永远做不了“老北京”。一个世代在北京蹬“三轮儿”的家庭，比外地进京做官的家庭，更有资格做“老北京”。
语言应该算身内之物，是“人”的文化的最直接、准确、关键的表征。一个人可以搬进四合院，豆汁儿也可以喝进肚，但“胡脱儿”从嘴里出不来。
就风味食品来说，现在豆汁儿在媒体中最有名，几乎成为北京的形象大使。但豆汁儿到了这个份上，也就脱离了原本的实在，倒是另有一样风味食品极少登场，却是老北京饮食文化的一个实在标志，这便是面茶。不是真正的老北京不知道面茶是什么，北京大院的孩子也没几个喝过面茶，还以为面茶就是炒面或茶汤。北京的面茶是小米面糊上浇芝麻酱再撒椒盐，常吃面茶者是端着碗转圈喝，不用勺。
不过话说到底，单单一个面茶也不应算老北京文化，文化是一大套东西。现在，老北京文化已支离破碎，并渐渐走样。比如有时为表现老北京商业文化，便找几个人模仿做买卖的吆喝声，嗓门越喊越大，声调越来越夸张。我小时候听过胡同中买卖人的吆喝，声调是朴实柔和的，绝不会打破胡同的静谧气氛。
现在表现老北京文化，多表演下层文化、街面文化。而老北京文化更重要的部分是上层文化、旗人文化、士大夫文化、生活礼仪。对于这些，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法将其归为“糟粕”。我们再贬斥封建官僚士大夫，也得承认他们当初在北京为文化主体。更何况，他们中许多人原本知书达理，有些就是文化名人。在京师，这个社会群体相当大，当然会造就一种文化传统。可惜的是，现在许多讨论老北京文化的人，只在胡同面上着眼，并不知晓深宅大院内的事情。
我有一个老同学，即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李宝臣先生，是北京史专家。他在讲北京传统文化时，多用“京师文化”这个名称，我想这很对，这个名称点到北京传统文化的要紧之处，提醒人们北京的社会特征。
北京的文化，首先在人，其次在物，现在说物的多，懂人的少。强调京师上层文化，并非要说宫廷建筑珍宝，而是讲礼俗，论人伦风气。都知道老北京人很客气，这里面有礼仪。士大夫的礼仪行为，在京城文化内涵中有巨大比重，在京城社会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如今，老北京群体越来越小，与北京都市中胡同、四合院的收缩一样。我们此时谈的“老北京”，不可能再生。而眼下的北京人，在过去的各色“革命”中，已脱去温良恭俭，向“新北京人”嬗变。京城地位仍让他们保留傲慢，却已不令人尊敬了。
顾亭林说，立俗难，毁俗易，百年成之不足，一旦坏之有余。“老北京”已渐远，虽仍可眺到一番情景，但终是不可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