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纪念性

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很少见到放射状的街道，但在西方，放射状的街道是许多大城市的特色。说街道，只是说在面上，如果往深处看，中国传统城市里少的是供大众瞻仰的华丽建筑或纪念物。西方的放射状街道，都是以那些纪念物或标志性建筑为焦点而“放射”出来的，人们站在不同方向的大街上，远近都可以感到“焦点”的存在。

在欧洲所谓巴洛克建筑风潮盛行的时代，巴黎、罗马等城市多经历了一番“旧城改造”，而改造的重点，都有“焦点”的凸显。意大利罗马改建是文艺复兴的重大事件，里面的波波罗广场，中心立方尖碑，道路放射而出。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乃是由好几组放射道路轴心组成的建筑群，其设计特点对欧洲其他城市的规划有很大诱惑力。德国的卡尔斯鲁城就是受凡尔赛宫规划的影响，竟从王宫放射出了32条街道，王宫的尖顶，32方均可遥望，令最高权力总在视觉之内。

1791年，美国的朗方规划华盛顿，一方面他要执行费城树立的方格网模式，另一方面又必须在首都耸立一批纪念物、象征物。朗方不是先画出道路网，而是先确定重要建筑与广场的梅花位置，再在它们之间设计放射状直连通道，这些通道不只是供车辆通行，更重要的，用朗方自己的话说，是让“视线畅通”。不用说，畅通的视线不会平白无故地放出去，而都是要放射到纪念物、标志物上，这些纪念标志物，一个个蕴含美感，美感里又包裹着权威力量。

华盛顿的街道，最终由方格网和焦点放射两套街道叠成，可以想见，在这两套街道相交处，会形成许多锐角街口，车辆开到这里，转弯找路，都要仔细辨认，十分麻烦。但朗方宁肯这样，为的是保留城市纪念性建筑应有的焦点特征。

西方城市生活中的纪念意识很强，因为是纪念意识，便很容易形成跨越时代的历史积累，城市景观具有很深的历史层次，例如，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罗马时代的角斗场遗址被世代保留，直到今天。

我们中国城市的传统街道，都要横平竖直，经纬不乱。《周礼·考工记》奠定了原则，九条经纬，五个方位，格局里包含很崇高的礼制，但没有强调要把什么真东西“亮”出来。许多威严的宫殿百姓们都知道，但一辈子也没见过。不让看，是中国皇帝做事的办法。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问题也出在这里。中国古代建筑再好，百姓至多只能看到房顶，因为有围墙挡着。行走在中国的传统城市里，一会儿是高墙，一会儿是闹市，一会儿是宅门，一会儿是深巷，仅此而已。在这样的城里生活，会有什么景观可以在人们心中凝固为崇高，并产生超越时代的价值呢？“金銮宝殿”固然了不起，但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城市纪念物。

中国传统城市生活中，纪念意识不强，永恒性的东西几乎不属于城市（祖先追求永恒性都要依托高山大川），中国传统城市是十分现实的。由于这种现实性，朝代更迭，新君可以毫不犹豫地铲除旧物，而营造类似的新城。另一方面，新君也可以全盘接收旧城，而继续使用。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中国城市才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从功能运作到建筑材料，都要大变一番，于是问题也就来了，一方面，原有的东西没有哪一个曾有“纪念物”的属性而被想到保留（北京故宫也曾有人主张拆掉），另一方面，革命的彻底性令所有东西又都可以变作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物，争论由此引发。

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属性一直模糊不清，或抓革命，或促生产，或开市场，这些都与纪念性无关。不过，由于城市的发达，城市生活在中国社会中至高地位的最终确立，中国人对永恒性的追求，也开始依托城市了。近些年，我们看到中国城市里的纪念物在增多，纪念性在加强，许多东西被“亮”出来，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纪念性的本质在于跨越性，越是超越时代，纪念性就越强。历史遗产景观最富纪念性，中国城市多为历史城市，祖先留下的东西，如果还有没毁掉的，完全可以好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