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记者刘源隆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关于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主席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的“入党时间”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这就是说，毛主席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可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主席的入党时间早了一年呢？
其实，1920年是我党孕育的重要一年，一些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老党员也都普遍把1920年作为我党成立的开端。
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讲演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当时的革命者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中国的红色黎明已经展现在天际，它预示着在古老的中国即将开满绚丽夺目的赤色之花。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共产主义是当时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对于共产主义各方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贫穷，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依靠绅商阶级，开发实业。他们断言，由于中国产业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因此还没有资格来讲社会主义，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真正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他们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认为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们不仅从理论上探讨共产主义，在实践上也开始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
1920年1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赴天津，途中两人酝酿建党事宜。这件事，被史学界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抵达上海，积极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做准备。
在陈独秀、李大钊酝酿建党的同时，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批准，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维经斯基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了建党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经过多次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8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当时，李汉俊等人还拟定了一个简单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以统一大家的思想。李达回忆说：“（1920年8月）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8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被印错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这本书的封面上，大标题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
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全书竖排，共56页。
这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凝聚了众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心血，它诞生于上海，而诞生年份也正是1920年。
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
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那时的戴季陶思想倾向于共产主义，就打算将其译成中文。但他细细看了一下，就放弃了。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心中却还惦念着那本《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时任《民国日报》主笔的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
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较多，二人都常为《民国日报》和《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中国也有人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陈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也找来作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同时参考日译本。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辞去杭州教职，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为防备当局突然搜查，他别出心裁地把工作台布置在一个破陋的柴屋里。柴屋里摆放了一块铺板，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望道却满腔热忱有滋有味地推敲字句，揣摩意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工作之中。
陈望道躲在柴屋里，夜以继日地翻译。有一次他的母亲特地包了粽子，配上蜂蜜，让他蘸着吃，补补身体。不料，等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却看到陈望道吃得一嘴黑。原来他全神贯注于斟酌字句，竟然顺手将砚台里的墨汁当作蜂蜜蘸着粽子吃了。
3－4月份，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当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刚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
印行《共产党宣言》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就跟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魏金斯基当即就筹措一笔经费。
随后，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取名“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也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
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马克思肖像，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首译本的封面把《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印成蓝色，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一版出版后，陈望道给周作人寄赠了两本，其中一本请他转给鲁迅先生。鲁迅收到书的当天就把《共产党宣言》通读了一遍，并称赞道：“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五一国际劳动节引入中国
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于1920年5月1日出版。这一天，“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幕，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首次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党成立早期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
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当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街头向群众散发传单，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缘起。1919年，上海工人已拥有5万之众。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跃上历史舞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4月2日，在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时，陈独秀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的一番慷慨陈词，引得台下阵阵掌声。在演讲中，陈独秀深入浅出、形象地将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4月18日，上海七大工会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与会众人采纳了陈独秀的建议，将大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还推举陈独秀等人担任筹备纪念大会顾问。会议决定5月1日当天，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外，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列队游行以示纪念。26日，七团体再次开会，确定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即坐落于方斜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为发动广大工人踊跃参加，七团体印发了内容简明易懂的传单广为散发。
由于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申城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使得北洋政府惊恐万状。淞沪护军使署与淞沪警察厅于4月底相继发出布告，严禁工人集会游行。与此同时，淞沪护军使王宾还将西门体育场所在的地区划为戒严区域，白天也不准市民通行。
5月1日，天刚蒙蒙亮，军警就强占了上海西门体育场。只见体育场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口，如临大敌。驻扎于场内的步兵、骑兵和机关枪炮队不下五六百人。体育场周围还有不少手执藤条的兵士，见着路过的行人，便挥鞭驱逐。但工人们并没有为军阀的武力威胁所吓倒。中午刚过，就有许多工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西门体育场。下午1点钟，体育场周边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鉴于体育场里布满军警，大家只好退至体育场对面的顾家花园中。因军警阻挠，大会组织者先是决定前往位于提篮桥的精武会体育场，后又转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会体育场，在屡遭军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后，纪念大会只得选在青年会体育场旁边的广场上进行。军警起初答应给5分钟的活动时间。孰料，正当演讲即将开始之时，军警再度前来干涉，勒令场内的工人退去。
无奈之下，纪念大会转场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荒地中举行。即便如此，当局仍不依不饶。沪军第三十九团第二营一路尾随而至，“见工界人士并无何种特异举动，遂整队而去”。由于会场数次变动，实际到会的人数减至几百人，可这并不妨碍与会者高涨的热情。大家高声歌唱，挥舞旗帜。一个名为“知学会”的学生团体还专程送来了两车面包，犒劳参会的工人们。
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荒地上的一辆小推车被充当临时讲坛，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还通过了要求每日工作8小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各业工人应联合起来等三项决议。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闭幕了，但上海工人的纪念活动并未就此终止。军阀当局的弹压反倒进一步促发了工界的觉醒。当晚，七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情绪激昂，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形成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两份文件，于会后发表。在《上海工人宣言》里，工人代表们理直气壮地写道：“多谢今天军警的强横行动……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迫我们的人胆战心惊。”《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则对苏俄政府放弃沙俄时代在华特权表示感谢，并对苏俄工人表达敬意。
就在上海工人阶级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的当天，北京、广州等地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让全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之振奋。
到1921年，随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变开始形成惯例。
（小康记者洪治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