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暨“一带一路”与金融创新发展主题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复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张维为教授、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赵学军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各自观点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认为：符合经济规律、利益原则才能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供给世界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沿线的65个国家、44亿人口大部分都处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时期。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有共同的需要。另一方面，这65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结构调整都需要资金。因此，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为了自身调整结构、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也符合“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最先成立，若干年之后沿边开放、内地开放，1990年上海经济开发区成立，又过了10年，天津滨海开发区成立。在整个开放的顺序过程中，中国内陆地区相对来说开放得较晚，而“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让中国的内地省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好的机遇。与此同时，我认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应加强各省市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广东、福建、陕西、天津、重庆、山东等各个省市都在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很好的规划。虽然可以看到这些省市都很努力，但同时也发现各省市的规划当中同质性很强，都想做“一带一路”的中心区、核心区，做“一带一路”的龙头。如果中国沿海和内地31个省市都成龙头，那么，龙头太多就一定没龙头了。因此，各省市参与“一带一路”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加强机制的协调，同时也需要国家出面协调，不要在基础设施方面都想当龙头，经济结构上都想做核心区，这样效果一定不会好。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除了机遇以外风险也很大。首先，沿线很多是民主转型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正处于时局动荡、政党交替的复杂情况，原来的政府在执政期间确定的建设项目在下台后得不到继任政府的承认。此外，一些沿线国家的民族矛盾、族群矛盾也较为激化，特别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和东突分子在某些国家对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建设起到了捣乱破坏的影响。
第三，中国企业必须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综合性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采用的标准、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与中国都有很大差别。有时候，沿线国家只认可本国的标准，不认可中国的标准，不仅在法律和金融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也为合作带来诸多障碍。因此，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应把法律、金融、管理、标准、技术等各方人才聚集在一起，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事业顺利地在当地国家扎下根来。
第四，合作中应讲利益原则。目前，一些合作项目已经赔得血本无归，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一带一路”既要给国际上提供发展平台，也要配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我们不是慈善机构，不是为了建设“一带一路”就要送东西送钱，靠钱不能真正买来友谊。因此，合作中要符合经济规律，共享、互惠、互利才能长久持续的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张维为教授说：“一带一路”重塑新一轮全球化
第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顺应大势的发展理念。首先，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崛起速度非常之快。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背后是中国已经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最大规模，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预计10年之内也可能超过美国。况且，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外汇储备、贸易额度、游客出国以及制造业规模的大国，这些都意味着今天的中国经济利益已经和世界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世界各国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国家想要独善其身越来越不容易。整个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求和平、谋发展已经达成了共识。过去二、三十年间，全世界经历了很多，诸如：颜色革命的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渴望稳定、渴望消除矛盾、渴望避免动乱以及渴望发展，这些共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因此，基于中国崛起，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谋求稳定和发展，中国今天有机会重塑新一轮全球化，这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历史给了中国机会。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的理念。中国国内的各方面专家往往很注意务实，实际上在谈大战略的时候在理念上达成共识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战略成功的基础，而理念的背后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过去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一还是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和平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二是民生为导向，不管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定要落实到扎扎实实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不要像很多西方模式，最后只导致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空转。三是双赢多赢，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是新一轮全球化必须有新的理念来指导，不能再是过去的零和游戏，应该变成双赢多赢的游戏。四是共同繁荣，全球化新逻辑应该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自己发展也让别人发展；自己繁荣也让别人繁荣。同时，强调方法应是高度务实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这四条理念涵盖了65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44亿人口、约21万亿美金的经济总量。中国不仅提出了理念，也马上就做了起来，以2015年为例，中国和欧洲、日本、美国的贸易额没有明显增长，但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了约50%。
总而言之，有人说“一带一路”面临太多挑战，我个人认为成功的概率还是较大的，重要原因是它确实反映了多数国家的共同意愿，而且反映了中国自己成功的一些道理、一些实践。况且“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倡议，它的成功推进有可能重新塑造新一轮的全球化，为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认为：银行国际化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应有之义
身为中国银行业的一员，我从新时期的中国发展需要银行业国际化的角度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银行国际化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政府深刻把握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总纲领、总框架、总牵引，理论上作为战略内容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生相通都直接或间接地要求金融和银行的国际化。实践中“一带一路”战略一经提出，不仅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欢迎，而且几年来也取得了亮丽的成绩单。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180亿美元，增长14.7%。其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达到148亿美元，增长了18.2%，占全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12.5%，增速显著快于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此外，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约8000美元时，企业对外投资将快速增长。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国际产能合作将加快，预计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态势还将持续。同时，随着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日趋活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不断发展，对中国国内银行配套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其次，银行国际化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贸易试验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支撑点，也是通过在局部地区率先扩大开放，为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的压力测试。毫不夸张地讲，金融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创新体系中的最大亮点，制度设计上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等都是自贸试验区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必须促进国内金融机构跨境投融资，引导银行业转型升级，服务中资企业海外发展。况且，在实际运行中，自贸试验区建设三年多时间内，在服务国家战略、金融开放创新、贸易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有序推进，尤其是创新开放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构建了以境外资金连通与境内金融风险隔离的环境，为金融机构综合化、国际化的经营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此外，“十三五”期间，在现有四个自贸区的基础上，中国将进一步提高自贸区建设的质量，诸如：深化服务业开放、金融开放和创新、投资贸易的便利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将继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加速银行业国际化进程。
最后，银行国际化是“走出去”战略的迫切需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般要经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资本输出必然伴随着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国际化。从金融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走出去”离不开银行这个载体。“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提高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加强海外网点布局，完善金融服务的网络构建。银行国际化是未来五年的必经之路.从实体经济视角看，“走出去”的企业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国外金融机构不支持、国内金融服务跟不上的尴尬局面。数据显示，中国的金融资产在全球占比为6%，虽已超越日本，但仍远落后于金融总量占全球13%的比例，银行加快国际化，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配套金融的服务，既有需要也有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强调：“走出去”比拼智力的时代已经开始
实际上，中国“走出去”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早在几百年、几千年前就开始。从中国近代至今，我把中国“走出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中国“走出去”1.0时代，我把它定义为“三刀”进程。主要特点是从清末民国初开始，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的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出于逃荒、做小本生意、打渔等目的而背井离乡，闯荡世界，去到了东南亚、美国、非洲等一些地区，逐渐拉开了中国“走出去”1.0进程。1.0进程实际上是延续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人员往来的近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定义为“三刀”的原因在于，第一把“刀”为菜刀，也就是中餐馆；第二把“刀”是剪刀，也就是缝纫，给人家做衣服补衣服；第三把“刀”是剃刀，就是理发，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要开中餐馆，有中餐馆就要为那些人缝衣服，继而有理发等相关服务，甚至改革开放以后这“三把刀”仍发挥作用。“三把刀”时代的艰难程度已不用过多赘述，在旧金山还有类似地区，每一根铁轨下面都有一个华工尸骨，东南亚还有很多华人被屠杀，这种现象一直到20年前还存在。不过，这“三把刀”的存在后来演变成了“三师”，就是律师、会计师、老师。因为“三刀”的后代们成才了，有的成为了总统，有的成为了部长。最典型的就是曾任非洲联盟主席的让•平，此人是温州人的后代，他的父亲是温州人，到了加蓬以后娶了一个加蓬部落首领的女儿，因此他是温州的后裔，过去相继当过加蓬外交部长、联合国高官，后来又当了非洲联盟的主席。
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去”2.0时代就开始了。以一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主在“走出去”，民营企业最典型的就是华为，而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有企业在兴建。此时的“走出去”也可以用“三建”来表示，一是建路，比如公路、铁路、网路、电路等等，二是建厂，建光伏厂、服装厂、炼油厂等等，三是建站，比如电站、基站、水电站、火车站等等。我去到德黑兰调研时，发现市区在建的五个地铁线路全部都是中国建的。去到尼日利亚调研时，到某一个电站，尼日利亚的华人非常自豪地告诉我说：“这是我们中国人建的”；看到有一个大的建筑他又告诉我说：“这就是中国人建的”。尼日利亚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被中国公司垄断了。在“三建”的过程中，中国的的确确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2010~2020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拥抱了全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一带一路”大背景的出现，此时中国的“走出去”进入了3.0时代，我把它称为“三资”，资金、资源和资质。2014~2015年以来，中国成为净资本出口国，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对中国的投资。此时，中国在金融方面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行业在过去两至三年时间里“走出去”的速度非常快，它们寻找符合自己特点的投资模式，研判在“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收益等等。2015年，土耳其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工商银行收购了土耳其的一家大银行，占有他们约75%的股份，仅一年左右的时间，那家银行整个贷款余额大涨。澳大利亚也有一家酒店被中国收购了，收购以后第一年就盈利翻番。中国人发挥资金、投资、并购的功能，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看“资源”，从2011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能源消费最大国家。中国为了获得资源“走出去”购买铁矿石、油田等等。可惜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意味着此时以资源为重心的“走出去”过程是非常艰辛的。说到资质，实际上就是中国逐渐在金融服务、建筑投标、承揽工程等方面逐渐开始制定自己的标准。比如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各方面逐渐具有了中国人自己的标准。
因此，从“三刀”、“三建”、“三资”的过程可以得出结论。首先：“一带一路”的倡议虽然只提出了两三年，但“一带一路”的行动其实早已经开始。我经常跟外国人讲，即使没有“一带一路”也会有“N带N路”，或者其他什么名词来概括目前新型中国拥抱世界的过程。但是，问题在于“一带一路”的背景实际上呈现了代际的差异，每一代都是不一样的，真正比拼智力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三把刀”时代我们拼的是苦力，中国人“走出去”干的是最糟糕、最底层的那些活儿。“三建”的时代拼的是体力，哪里辛苦哪里需要人力，中国就去哪里，美国把伊拉克打下来了，最差的油田是中国人开掘出来的。现在的“一带一路”时代，中国人拼的是智力，谁的智力更强，谁才能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把风险人为扩大了，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对这个世界，尤其对“一带一路”地区不太了解，也在不停地提到风险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熟知了，又怎么会怕风险呢？
其次，因为比拼智力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对投资、服务的精细化标准越来越高，服务要精细化，投资也要精细化。此时要靠投资、要靠金融，中国金融强国的时代真正要开始了。过去十年，中国先后提出了海洋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恐怕中央又需要新提一个概念就是金融强国。一方面，金融强国要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让金融实力更加能够支撑和衬托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因为有了“一带一路”，代际效应从底层的老百姓“走出去”逐渐演化成越来越多的精英“走出去”，中国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过去约两百年的时间内，中国不停地睁眼看世界，但很多时候被蒙蔽掉了。世界有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好的用来学习，坏的用来借鉴、吸取教训。实际上，“一带一路”就是教育中国人除了看欧美国家以外，还有“一带一路”那些以往在中国看来很陌生，但实际上并不遥远的国度，此时，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崛起的时代才重新开始。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赵学军：“走出去”应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民生活质量为核心
围绕“一带一路”与金融创新，我有两方面观点：
第一，金融机构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以华尔街为例，华尔街代表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及金融核心。如果从华尔街的发展历程来看，它起初是服务于美国的铁路建设、运河建设以及工业化进程。进而华尔街开始崛起，崛起原因绝不是因为哈佛和麻省理工毕业的学生进入华尔街，也绝不是华尔街的精英们在办公室里造一批文件，而是踩着泥水去与企业高度融合。当美国企业成为世界级跨国企业的时候，华尔街自然就崛起了。因此，对于很多今天在做金融的人士来说，无论从事的是银行工作还是基金，仅仅对着电脑造一堆文件，仅仅认为穿着西装、领带就可以让中国金融业发展，我不相信这种故事。金融应当嵌入生活，应当跟产业相衔接，才能助力产业发展。比如金融大数据就可能让生活与其贴得更紧。举个例子，一个人每次去医院的检查、服药情况及平时运动状况都可以被数据化，而后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未来保险计划，不必再对每个人只销售一种保险产品。因此，金融应服务于实业，与实业紧密结合，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业在“走出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机遇。
第二，“走出去”应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民生活质量为核心。一个长期从事非政府组织的领导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很有启发性。说中国在太平洋的很多岛国都有援建项目，其中一个岛国的体育场和警察局都是中国建的。但是，如果去问这个岛国的老百姓最喜欢哪个国家时，他们会说喜欢日本，因为日本在当地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十几年来一直在帮助岛国上的普通百姓，教他们怎样种植，怎样用种植出的东西做成手工艺品，真正地帮助百姓们改善了生活。因此，中国“走出去”的路径并不仅是注重形象上和总量上，而是应当用长时间、高质量、有经济效益的方式，帮助“一带一路”上的所有国家。（摄影赵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