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五个基本概念
第一，既然中共中央已把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概念表述为战略方针，那么它就不是一般的方针。这一战略层面的方针是建立在原来需求管理的关系上，并不是要否定需求侧的意义、作用，需求管理不仅需要继续优化，还要考虑怎样适度扩大总需求。
第二，经济生活中需求侧必须得到供给侧的响应机制，而供给侧是决策层经过全面分析和慎重考虑以后认定的“矛盾主要方面”。供给侧发力要落在“改革”上，在改革的社会经济转轨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改革必然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而有效制度供给必然要涉及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包括制度结构、利益格局等，其间蕴含着改革到了深水区应怎样攻坚克难，进而实现“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目标。结构优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引领新常态最实质的内容，而结构优化必须触碰既得利益、优化利益格局，这就需要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因此，改革提供的有效制度供给就是解放生产力。
第三，供给侧改革要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全局性、长远性的系统工程。当然，中国要借鉴美国里根经济学概念的供给学派中所强调的减税等主张代表的积极因素，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中国人是在照搬西方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主张，这说得太窄了，中国现在是要借鉴减税和其他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有益、积极的成果，处理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局和长远的系统工程问题。
第四，供给侧改革要致力于在“问题导向”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关键是实现发展中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显然“可持续发展”是问题导向，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矛盾凸显的威胁已经非常明显。从可持续性来说，2016年入冬以后一直到2017年新年开始后的几天内，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屡屡遭受严重的雾霾打击，网上已经是“民怨沸腾”，这次人们感受到雾霾的实际冲击和影响的范围比过去又扩大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受到非常严重的雾霾冲击，甚至南方、西部都有雾霾严重困扰的区域，石家庄的雾霾情况甚至比北京还要严重。况且，除了大气污染问题，还有水流、土壤等的污染问题，这已经关乎到人人都在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等。中国应把“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目前中国贯彻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必须掌握好动力体系里的供给侧支撑要素，有一些支撑力已经在下滑。比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丧失，中国的土地还有开发的巨大空间，但开发成本在迅速提高，很多资本是雄厚了，但是大量的投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甚至有大量的“三农、小微”等类似的经济活动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这些矛盾所带来的发展中不利的下行因素，必须得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潜力发挥出后形成的上行因素的对冲，在对冲下行因素以后，还要实现中高速的升级版发展，这是动力体系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多地依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制度创新即改革的“最大红利”这样的新动力结构。
第五，所有努力的效应要落实于邓小平同志当年设计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中能够继续实现整体跃升式的发展，从学术上讲就是一个一个上台阶的“阶跃式”发展。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落伍的，常规的发展解决不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必须是超常规发展。但与此同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中国的超常规发展特别要把握好和平发展的要领，中国的发展和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的五句话已经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应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制度框架
2017年，深化供给侧改革就是掌握好应有的正确机制。“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改革的操作要领，也是切入点，但“三去、一降、一补”并不代表供给侧改革的全部内容，目前各个地区、行业、企业可以先从“三去、一降、一补”切入，把握结构优化的要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去产能”问题，“去产能”应该怎样理解呢？通常宣传都说去过剩产能，而我认为这并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真正“去产能”的关键是要去落后产能。一个行业、一个领域里高高低低的产能在一起，把它落后的、靠下的部分去除，去除的机制不能过于注重计算表面总规模以后砍掉多少，关键是怎样把那些真正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挤出去。以中国最典型的钢铁、煤炭行业为例，整体产能规模过剩，成为了“去产能”的重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如以行政手段为主把钢铁和煤炭产能的总量作为目标下达而“排头砍去”，这样的操作能如愿“去产能”吗？在这种方式下，应有的行政甄别实际上就落入了不甄别，本来面对的就是千千万万分散的市场主体，政府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去一一甄别全部企业中每一个是什么样产能的代表。本来落后的产能代表应该主要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被去除，但靠行政官员去试图覆盖总计几千万个市场主体去一一甄别，这不可能真正掌握好准确度。在实际生活中，很遗憾地看到在矛盾面前，管理部门的很多手段越来越倾向于靠行政手段给出指标，切块下达任务，最终落入了不甄别的“一刀切”，把整个钢铁和煤炭行业去多少万吨的产能作为任务，然后层层切块，下达到各个区域，各地区再在本地相关的企业里靠行政手段挑选“去产能”对象，结果往往是进一步的扭曲与不公正。
目前煤炭行业已经过了历时几年的困难时期，在产能总体过剩，价位一路走低之后竟然在2016年的二、三季度迅猛回暖，动力煤以及焦炭价格成倍上涨，逼着相关管理部门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重新考虑在全国应怎样调配煤炭的供给能力，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背景就是之前有关部门要求所有的煤炭矿井一年只能按278天封顶运行，这完全改变了过去煤炭行业早已经形成全套经验的365天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种新规看起来可以把整个煤炭行业的产能往下压，但实际上违背了规律，使一个个运行中的煤矿的固定成本分摊不充分，原来摊到365天的成本按行政要求只能对应278天的生产运行，实际上是行政性地压低了煤炭生产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新规可能增加了矿难的隐患，煤田的煤层气需要不断抽取，瓦斯爆炸等不安全因素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那么，在停工的天数里，抽气还是不抽气呢？很多一线的具体工作管理者自然会因考虑经济利益而把抽气系统停下来，开工再恢复，但要提前多少天恢复通风，把气抽到什么状态才可以施工都需要大量的实践与经验，处理不好会进一步增加瓦斯爆炸之类的矿难隐患。
总而言之，“去产能”工作进行了一年，不客气地说，煤炭行业的落后产能并没有被排除，反而由于“一刀切”的行政控制而被一起保护下来了，在形式上好像有交代，但实际上并未起效，这是供给侧改革要追求的合理结果吗？真正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吗？没有！这种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我无意否定“去产能”的成果，但煤炭行业的迅猛回暖必须引起重视，可能会导致下一阶段的不良影响。一个大起之后很容易出现临界点，跟着便是大落，我们不希望经济的运行是大起大落式地“打摆子”，以行政手段为主要引导因素最容易造成“打摆子”，类似的中国房地产业也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如果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制度框架迟迟不能建立，前十几年的调控就会从一端摆到另外一端。
按照中共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要求，我认为在“去产能”概念上，关键是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有效去除落后产能，这样才能真正走上一条加快发展方式的正路。好比股权投资领域，最基本的运行思路就是要尊重、顺应和依靠市场，一定要特别强调直接融资是要在市场导向下，在公平竞争中承担风险，实现优胜劣汰，一定要顺应中共中央确立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以优胜劣汰论英雄的供给侧改革才能够在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上引领新常态，如愿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
（国际融资记者曹月佳报道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