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一个意外频发的特殊年份，预示着全球博弈、秩序重组、经济竞争进入到了有别于过去的新阶段。正当国人还在为美国制裁中兴通讯愤愤不平、各抒己见、化“芯痛”为力量之时，经过近一个月的发酵交锋，这一轩然大波似乎就要峰回路转了。
当地时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我正在一同努力为中兴通讯提供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因中兴受制裁）中国有太多工作岗位流失，我已告知商务部尽快完成这项工作”。
舆论对此普遍认为，陷入绝境的中兴通讯有可能命运得到反转。这对中兴来说，当然可以舒一口气，但它未必高兴得起来。销售禁令对中兴和中国无疑是一次锥心之痛和深刻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无论中兴是否顺利渡过这次劫难，只要不自力更生彻底解决“卡脖子”的核心技术，芯片危机或者科技危机还会卷土重来，这不仅是国人挥之不去的阴霾，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绊脚石。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回顾与反思，在争辩和碰撞中探寻创新驱动发展的钥匙与路径。美国制裁中兴引发芯片危机
美国商务部在美东时间4月16日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中兴通讯从电信设备、手机终端，到软硬件供应都极其依赖美国供应商，美国商务部的裁决相当于灭顶之灾。
中兴通讯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生产商，2017年营业收入1088.2亿元人民币。中兴目前有近8万员工，如果中兴破产，算上产业链，渠道商将有数十万人受到波及。
针对美方宣布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于4月17日应询发表谈话指出，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4月20日上午，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不能接受！”中兴通讯还表示，拒绝令不仅会严重危及中兴通讯的生存，也会伤害包括大量美国企业在内的中兴通讯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
5月9日晚间，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中兴还表示，本公司及相关方积极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推动美国政府调整或取消拒绝令，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长达7年的全面禁售令，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警醒了我们所有人：原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核心技术上是被人卡着脖子的。此次中兴遭制裁，所涉产业链涵盖了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正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排名首位的“核高基”专项攻关领域。
“缺芯少魂”的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占全球份额一半以上。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5411.3亿元，同比增长24.8%。但这一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主要的产品却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从美国进口。
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ICInsights统计，全球排名前十的芯片代工厂商，台积电占59%，美国格罗方德占11%，台湾联华电子占9%，中国制造仅占9%。
《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当前中国核心集成电路国产芯片占有率低，在计算机、移动通信终端等领域的芯片国产占有率几近为零。
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的芯片，超过石油进口，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2017年更达到历史新高：2601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14.6%。中央第九巡视组副组长季晓南曾透露：“中国高级芯片90%以上依赖进口，高档芯片现在是第一大进口产品。”
以中兴通讯为例，其去年向供应商采购金额超过百亿元。中兴通讯2017年财报显示，中兴向最大供应商的采购金额为31.69亿元，占本集团年度采购总额的5.46%，向前五名最大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金额为106.12亿元，占本集团年度采购总额的18.28%。
在中兴的手机、基站、交换机等各类核心产品中，仅芯片领域，中兴通讯就有多达数十家美国芯片供应商，更为致命的是，在中兴通讯几乎所有产品领域、所有细分环节都有着美国芯片的身影，而国内的芯片少之又少。
观点碰撞：如何振兴中国芯片产业
生存还是死亡，面对美国禁芯，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业升级该怎么办？科技界、产业界、学界、媒体以及众多网民这段时间纷纷为中国芯片面临的危机与未来出路出谋划策。现择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强起来离不开自主创“芯”。4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为李拯的评论员观察文章指出，面对技术差距，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被非理性情绪裹挟，而应该激发理性自强的心态与能力，通过自力更生掌握核心技术。文章还援引一位投资人的评论：“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计成本加大在芯片产业的投入，整个产业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李拯表示，对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来说，商业模式的创新固然能够带来流量和财富，但最终比拼的还是核心技术实力；对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比如说芯片设计具有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的特点，就需要从更大层面统合科研力量、实现集中攻关。
李拯认为，面对高科技的技术攻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继续扩大开放，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在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实现自主创新，这个方向不能动摇。
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国杰4月18日表示，芯片的研发和生产水平一定程度反映了整体科技水平。可怕的不在于差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掌握主动权。中国在芯片研制方面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不是靠“砸钱”就能追上的，经验和人才都需要积累。
李国杰认为，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只有在用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提升。“不要等到国产芯片和外国芯片一样好的时候再用，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国家应该大力支持使用国产芯片，最初问题一定会很多，但坚持住、迈过一个门槛后就会实现良性循环。”
针对“头重脚轻”（应用型人才多、基础研究人才少）现象，李国杰指出，一方面是因为芯片等底层技术有较高门槛，只有顶尖院校才培养得出来；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对计算机人才的考核大多以发表论文为主要评价标准，而芯片研究领域发论文较难，因此入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培养计划的机会也更少。此外，科研机构的芯片研发人员的薪资待遇与互联网公司也相差甚远。“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关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和操作系统，早在2012年9月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专家座谈会上就明确表示，“如果这三个操作系统（Android、iOS、WindowsPhone8）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优势呢？微软的总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害怕华为站起来，举起世界的旗帜反垄断。我对他们说我才不反垄断，我左手打着微软的伞，右手打着思科的伞，你们卖高价，我只要卖低一点，也能赚大把的钱。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伞拿掉，让太阳晒在我脑袋上，脑袋上流着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润起来，小草用低价格和我竞争，打得我头破血流。”
任正非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系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布局芯片行业致力于分享技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4月25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师生交流对话时表示，阿里巴巴布局芯片行业旨在开发“更具包容性”的技术，让更多年轻人及小企业分享低成本技术。日本、中国等国家都需要发展自己的半导体技术，以应对美国掌控全球芯片市场的局面。
马云说，芯片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物联网时代即将到来，绝大部分用电的东西都会内置芯片，人们需要更便宜、更有效、更有包容性和更安全的芯片，这是一个新领域。作为企业，应该对自己及全球未来负有责任。阿里巴巴开发芯片并非为了竞争，而是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利用和分享这些技术，技术应该让世界受益。
“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兴事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吴敬琏表示，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振兴芯片产业需要企业主导。有经济学家也表示：“振兴芯片产业不能仅靠科技巨头公司，更不能由政府直接主导做，而是需要由企业来主导。未来，芯片领域的发展将会更多地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我国应抓住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发展的初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四路开花，发扬两大精神。面对美国在科技战方面的兵临城下，财经专家占豪认为，应该从四个方向寻求开花结果：一是开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之花。奇迹一定是源于超常规的模式，要不走寻常路，而中国的体制机制，都允许中国可以实现超常规的发展。二是开资源整合、科学发展之花。应对我国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整合，再与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进行对接，如此，我国芯片产业会获得长足发展。三是开军民融合、优势互补之花。应该在芯片领域发挥军民融合的作用，让军队在高端芯片领域进行更多突破，然后再投入民用进行市场测试。四是开改革开放、有容乃大之花。现在西方正在走向封闭，而我国则应该继续自信地开放、扎实地改革。要张开怀抱，容纳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资源。
此外占豪还强调，我国寻求芯片领域的突破，还应该发扬两个精神：一是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坚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结语：自主创新是一场大变革
中兴事件凸显了中国信息产业面临的“缺芯”困境，也折射了中国制造的尴尬现状：大而不强。归根到底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22位，远不及卢森堡、冰岛等小国。中国在创新指标体系中最“拖后腿”的因素，是制度（排名第78位）。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主力大约80%聚集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科技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平均仅为1%，与发达国家大企业平均5%的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由此可见，企业创新依然是社会创新的短板，企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企业为何不重视创新？企业创新为何薄弱？这不是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迫切需要一场全面深层次的大变革，包括市场、财税、金融、国资、教育、科研、人才、投融资、商事、考核评价等体制机制改革，从社会土壤、气候、种子等基础因素方面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体系和文化，让每个国民和企业都时时充满危机意识和创新动力。
9%
全球排名前十的芯片代工厂商，台积电占59%，美国格罗方德占11%，台湾联华电子占9%，中国制造仅占9%。
14.6%
2017年中国进口芯片创历史新高，达到2601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