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配置论的元问题，是追问资源配置方式的最终根据，它正从市场何以可能、企业何以可能，演进为网络何以可能。在经济学学理上，这是斯密命题与科斯命题的悖论性命题。
市场何以可能，是斯密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元问题。它针对的是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以及小农经济的集市的局限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推广。强调社会化的统一的市场何以会成为独立的资源配置方式。默认的结论是，社会化的、充分的完全竞争形成同质化、无摩擦的经济。
企业何以可能，则是针对无摩擦市场的局限性而提出的。由于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存在着某种不经济的、无效的现象，表现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需要以企业内部协调替代外部协调1，为此以分层的、委托—代理机制配置资源有其合理性。作为配置资源方式的一种推广，实际默认了垄断竞争的存在。所以企业成为以某种特殊方式（如科层制）配置异质性资源的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
网络何以可能，针对的是企业这种特殊配置方式的局限性而提出的。如果网络确实是可能的（可行的），则网络替代企业2，就会成为一种普适的配置资源的新方式。就象在海尔发生的事情一样，扁平化、自组织的方式正在系统地替代科层制、他组织的方式。
就像科斯所提企业何以可能（针对斯密所提市场何以可能）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一样，网络何以可能，同样是为了解决异质性成本问题。为什么复杂网络3降低交易费用成为可能，为什么复杂网络比企业化解交易费用的效率更高；它化解的是什么样的效率？后一个问题（多样化效率问题），甚至是企业何以可能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提出的问题。网络何以可能：斯密与科斯的合题
比较市场何以可能、企业何以可能以及网络何以可能，可以发现，网络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综合（合题），它实际是问：一种扁平化而又零摩擦的配置方式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的前半段是对斯密问题的回应，市场是扁平的，但具有较高交易费用（但斯密没有认识到交易费用问题）；问题的后半段是对科斯问题的回应，企业是分层的，具有较低的交易费用（因此提出和解决了斯密没有充分意识到的问题）。网络一方面是扁平的，但另一方面却是接近零摩擦的；为什么它可以不通过科层制，却又可以获得比企业更低的交易费用？这是前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如果用传统术语描述，其解答相当于说，网络是在用一个连续的零摩擦的短期契约集合，替代一个叫市场或企业的长期契约。其中的颠覆性在于对所谓熟人关系的认识。熟人关系（朋友信任朋友，再介绍朋友的朋友相互信任），过去一直被当作低效率的模式，但如果仔细观察互联网发动机（路由器）的原理，就会发现，最短路径优先（邻居优先）的超链接，不仅不是低效率的，而且比市场和企业的效率要高得多。这是建立在市场、企业思路上的传统经济受到互联网经济剧烈冲突的真相。经济学家当然可以无视这里边的玄机，因为这不影响发工资，但经济却承受不了，因为新的圈地运动把钱都圈走了。如果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在网络何以成立这一问背后，要接着问出的是，为什么邻接这种短期契约在工业化之前是低效率的，但在工业化之后却变成高效率的（同样，农业社会低效的个性化定制与信息社会高效的个性化定制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神秘联系）？
站在网络角度看，这个合题，又是一种补充，提供了一种新知。这就是与专业化效率并列的多样性效率这一反向视角4。市场和企业都是现代性的产物5，主要强调专业化效率；而前现代的市场（市集）与后现代的市场（网络）都以多样化效率（从小农效率到个性化定制的效率）见长。沿着科斯之问追问的企业，具有报酬递增的可能（这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但只是规模报酬递增。对网络来说，将发展为范围报酬递增。网络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相对于市场何以可能、企业何以可能来说，要多出一问，为什么小农经济的个性化定制不经济，而网络经济的个性化定制可以是经济的（包括多样性效率与范围经济）。这对斯密所说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说法也是一种间接回应。这一问对现实市场的惨烈洗牌来说，是碾压性的一问。决定出局的经济体为什么而死，而活下来的因什么而活。
接下来，为破解元问题需要提出一个体系性的框架，即均衡框架6。概括来说，第一个问题：网络通过何种优化，比企业的效率和效能更高，因此可以替代企业；第二个问题：网络如何在复杂性维度实现一对一的均衡。网络经济学的问题意识
“网络何以可能”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其针对的经济所指，可视为一个这样的资源利用问题：网络的图谱值越低（如分工不充分，导致大量结构漏洞存在，合作7难以建立），资源利用越不充分；图谱值越高，经济地分享使得资源闲置越少。市场流动的除了竞争，更包含合作，都旨在全网充分利用资源，并避免闲置。但恰恰由于它们的图谱值较低，导致资源利用（而非价值拥有）效率过低。网络何以可能是说，为什么以及如何使得资源在全网完全流动（或从图的视角充分分享使用），使得资源得以更加充分合理地得到利用。
除了桑吉夫.戈伊尔的《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现有的网络经济学教材，普遍存在没有把网络经济的问题当真正的问题的现象，即没有提出网络经济学的真问题。《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从微观经济学整体框架的框架性影响入手，提炼出与标准经济学不同的框架性问题与不同的均衡框架。
同样是以节点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网络，戈伊尔不是像别人那样，仅仅把关系当作一种外在于经济学的现象。“第一个任务就是发现一个概念性的架构”8。把节点与联接的组合，从概念，上升为概念的框架。把关系（联接）内生于经济学，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原子论框架。原有的微观经济学框架，相形之下，就成为只有节点而没有联接（关系）的特例性的框架。
与框架改变相对应的，是经济学基本问题的改变和经济学议题设置的改变。原来的基本问题，相形之下，提出的只是原子论式的、唯名论式的问题，从个人利益外推整个经济逻辑。网络经济学的提出问题的理论姿势，变成与之相对的关系论式的、唯实论式的视角。把节点（个人）放进他的社会关系中去讨论，社会关系不再外在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个人，而是成为整个网络的一个内生变量，成为一个结构值（如“图能量”，即对结构的复杂性排大小的量）。由于这个内生变量的存在，原来的个人节点加在一起，还要加上社会关系，才能等于整体。相当于一加一大于二，个体之和大于整体。在这样的框架中，自利、利他这样的原子论概念没有了，只有关系论的互利。
由此，戈伊尔提出了以下两个不属于标准经济学而专属网络经济的基本问题。
（1）在一个社会里面，人际联系模式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2）当每一个个体在考虑了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利益后互相建立纽带时，会出现什么结构的社会关系？9在一物一价的世界（见《情境定价》一书）中，均衡问题的问题本身是什么呢？这才是网络经济学的真问题。其实，我们所有人已身在其中了，但不自觉。在微信中，我们已切身体会到了几百年后的人类新秩序，正如戈伊尔说的：“在这种情形下，朋友、同事、熟人等通称为邻居（neighbors），他们的经验是有用的，因为这些经验提供了关于各种行动的有价信息”10。
有价值的信息代替了价格信息，我称之为“信息替代”，即具体价值替代抽象价值，非一般等价物（信息）替代一般等价物（货币）。总之，信息替代货币，第三次浪潮替代第二次浪潮。
对经济学来说，体验人将替代理性人。理性人的最高级的人类问题（哈姆雷特问题）是：有钱，还是没钱？体验人（又译经验人，二者在英文中是一个词）的最高级的人类问题是：幸福，还是不幸福11？
网络经济学的核心突破：分工多样化效率
这时（网络经济时代）的市场，结构已在发生变化。现有市场分析框架，已不足以描述新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它的框架中，没有内生显现多样化效率的维度。对于可以个性化地配置资源，提高分工多样化效率的这种特殊市场，我们可以用网络来名之。
首先要增加一个新概念，这就是最短路径概念。因为互联网不同于市场与网络的全部精髓，就在“最短路径优先”原则之中。网络优化从网络科学移植到网络经济学，就变成寻求成本意义上的最短路径（最低交易费用）的最优化问题。最优化中，收入最大，利润最高与成本最低，原理是相同的。本书只以成本为代表来研究。
分工多样化效率的文字含义，在经验上指系统应对变易的容易程度。与分工专业化效率相反之处在于，一般对专业化效率来说，系统越具复杂性（越多样化），成本只能越高，处理这样的事务只能更难。而多样化效率是指，系统越具复杂性（越多样化），成本相对越低，处理这样的事务更容易。例如，智慧就具有多样化效率的特征。多样化效率对应的英文是simplexty（工业4.0的核心理念），是指让复杂性变得容易。即，处理复杂性事务的成本，只有原来以专业化效率方式处理简单性事务的成本那样低，因此显得容易。也就是，“好像”很简单，但实际并不是化繁为简（化复杂性为简单性），而是降低了“繁”本身的成本。
变易在这里泛指一切向复杂性、多样化方向变化的事物。例如创新、质量、个性化，都是简单性的反义词，是复杂性、多样化的同义词。
这样一来，将带来显著的政策提法的变化。例如，提高经济质量，不再简单等同于提高专业化效率，也不再等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而是指提高经济本身的多样化效率，使质量从不经济，变得经济。在微观上就相当于戴明说的意思，是指提高质量本身，就让成本下降。提高经济质量，改指让国民经济提供更多高质量、高附加的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容易，达到simplexty的程度。进而言之，将simplexty翻译回古代汉语，就是易，指不易、变易和容易的三位一体，如，企业核心价值观“不易”，企业一切围绕市场变易而“变易”，而使这一切变得“容易”。也就是容易地实现基业常青12。这就是多样化效率的现实针对性。
网络经济不是要用多样化效率排斥专业化效率，而是以专业化效率为基础，提高多样化效率，即以工业化为基础，提高信息化效率，最终要达到更发达状态，即比分工专业化的发达水平更高的分工专业化与分工多样化同时发达的经济。这种发达状态的极限值，就是达到亚里士多德称为“美好生活”的满意度的幸福值，意思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3。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该文已写入《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一书）
1.当企业部门间协调成本低于企业之间协调成本时，企业替代市场；而当企业部门间协调成本高于企业间协调成本时，市场替代企业。
2.在海尔，表现为转型过程不再是企业转型（从一种企业转向另一种企业），而是转型企业（把企业转型为不是企业的结构，即转型为网络）。
3.我们在本书中用复杂网络指代窄义的网络（互联网），而不包括市场、企业这类网络。
4.多样化问题起于斯密，经杨小凯重新发现。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5.这里的市场是同质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指，自然经济中也有市场，但这只是口语意义上的市场，而不是新古典语义中的市场。例如，它不能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不能形成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存在众多本地价格）等。
6.如果不用均衡框架对问题进行规范，则讨论的得与失都不能认为是全局性的，局部的得可能是全局的失，局部的失可能是全局的得。
7.合作地使用资源本质上是分享使用；竞争地使用资源则是排他使用。非竞争性使用即非排他性使用，即合作的本意。而由竞争派生的合作，则是外在的契约，是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先于交换。这里的合作不是从竞争中派生出的，而是在先的，至少是与竞争并列的。这种合作，与协同共用资源是一个意思。
8.桑吉夫.戈伊尔.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
9.桑吉夫.戈伊尔.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
10.桑吉夫.戈伊尔.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11.也可理解为生活美好，还是不美好。
12.基业常青是个西方概念，指上述不易与变易的统一。中国文化增加了一个“容易”，因此是说容易地实现基业常青。“易”是指让民族基业常青，对经济来说，就是让经济基业常青（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
13.按这一标准，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将降格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只有实现美好生活，才能成为这个标准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