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转向高质量发展
“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续性不够，而制约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4%(2016年），为主要经济体最高，超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人均GDP最高的前5个省份与最低的后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区间加权变异系数看，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1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仍很明显。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择校难、上学贵、养老难、养老贵等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不充分”具体也有六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平均为5.7；1998年—2007年则为4.0)。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据世行与我们的合作研究，二战以后的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这13个经济体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经济增长都实现了由量到质的转型。我国当前处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需要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
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更好满足日益提升、日益丰富的需求，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需求。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人民群众缺乏稳定预期，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明显抑制。促进高质量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被抑制的需求，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配置。我们过去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源在城乡、行业、区域之间的重新配置。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仍较突出，部分“僵尸企业”死不了、退不出，大量资源和要素被锁定在低效率部门。同时，部分基础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开放度不够，民间资金进入受限。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投入产出。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成本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衡量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既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收入分配的质量好坏，直接反映经济结构的优劣。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经济循环是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虚拟与实体，国内和国外互动与周转的总过程。提高循环质量，是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途径。中医古话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把循环搞好了，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三大失衡: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根本上说都是经济循环不畅的外在表现。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逐步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脚踏实地，打牢基础，一步一个台阶。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着眼今年，我们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三大风险。
从国际看，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受单边化、内顾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变相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行动，甚至通过价格、税收等途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加强安全审查限制外国投资，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比如，去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15年后，即自2016年12月11日起，所有WTO成员都必须终止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替代国”方法，但一些国家通过替代性标准，变相违反WTO成员国的条约义务，实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二是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美国“缩表”和加息进程加快，欧洲也有望在今年开启“缩表”进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压力将有所增加。同时，美国税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税收竞争，由此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朝核、伊核问题发展方向仍不明确，恐怖主义威胁仍在持续，中东局势又添新变局，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
从国内看，一是金融风险聚集的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上升趋缓，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价格效应，2017年GDP平减指数预计比2016年高4个百分点。此外，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金融机构仍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金融严监管任务还很重。
二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房地产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接近一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并推动房价快速上升，造成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不无可能。
三是地方举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经过3年多地方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总体有所减轻，但近期有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措施，对违规担保、名股实债等隐性举债渠道进行规范。下一步，必须坚持“逐步消化存量、坚决控制增量”“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落实债务处置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在统筹考虑在建项目和资金链风险的同时，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
针对高质量发展目标和面临的突出风险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8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从而，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中“五大政策”的取向与着力点。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去年实际水平相当，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从投资看，受规范地方举债和房地产持续调控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放缓，但市场化程度更高、内生动力更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将对冲部分投资下行压力，整体投资增速有望稳定在7%左右水平。从消费看，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整体增速预计将稳定在10%左右。从出口看，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继续恢复，即便考虑基数因素，我国出口增长也仅会略有放缓。总体判断，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智库的政策咨询研究对决策的重要支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将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亟须各类智库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这既为智库建设提供了广阔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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