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增长之源，就业是民生之本。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它不仅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会替代一些原有岗位，带来“技术性失业”。1930年，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指出：“一种新的疾病在折磨我们，某些读者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称，不过在今后几年内将听得不想再听，这种病叫作‘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
人们对技术进步又爱又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纠结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韦巴芗拒绝采用新机器运输神庙石柱，因为这会抢了工人的饭碗。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为夺回被机器代替的工作岗位，开始捣毁机器、发泄愤怒，掀起“卢德运动”。
技术对人工的取代会让人有这样的直觉——未来人们将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头像被印在100美元钞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预言：“终有一天，人们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时就足够。”卡尔·马克思也同样期待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上午狩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餐后进行评论……即使这个人不是猎人、渔夫、牧人或者评论家。”凯恩斯认为，到2030年人类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如何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将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
尽管过往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增就业机会要远多于其替代的就业机会，但人们对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两难”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尤其是遇到新的技术革命的时候。当前，数字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由于数字技术本身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以往技术的特点，如能够替代智力劳动，这使得数字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内部机制更加复杂。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技术影响就业的新特点
历次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影响大致如下，技术进步会节约劳动力，最初可能会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随着技术加速增长产生的乘数效应，最终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尽管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整体影响是积极的，但由于这一过程需要较长时间，且对各类人群影响不一，因而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一直存在。虽然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长期的大规模失业，技术革命中的失业工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但它们也都经历了混乱和痛苦的调整过程。
与历次技术革命相比，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如下三个新的特点，使得人们对其更加担忧。
一是数字技术的就业门槛较高。数字化过程中失业的工人，在不经重新培训和学习的情况下，难以胜任新产生的岗位。现存的许多工作岗位都很可能被自动化、软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被取代的工人不一定能满足新兴就业岗位的需求。2016年一项对42000名雇主进行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很难填补那些需要有技能的贸易、IT、销售、工程和技术岗位的空缺。
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更快，技术的快速发展变革加剧了技能不匹配的风险。
三是数字技术革命不仅会严重影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将影响传统意义上的高技能服务业，如法律、金融服务、教育和医疗等行业。多个经济部门都将受到影响，这会使得吸收失业人员变得更加困难。
数字技术促进就业和包容发展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会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类型，尤其是在数据分析、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网络和人工智能、智能机器生产、机器人和3D打印等领域。例如，随着物联网的使用越来越多，公司需要雇佣更多的产品经理、软件开发人员、硬件设计师、数据科学家、用户体验设计师和销售经理。采用新技术有助于节约劳动力，但也会以新的方式扩大工作范围。例如，降低医疗成本会增加对更复杂医疗服务的需求，银行服务的自动化会导致对更个性化的“定制银行”服务相关岗位的需求。
数字技术拉动就业作用十分显著。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表明，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达到1.71亿人，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22.1%，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新增就业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数字经济新增就业人数由2012年的215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552万人，占当年新增就业比例由17.0%提高至40.9%。数字经济每100个就业人口中，72个为升级原有就业，28个为新增就业岗位。
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为难以找到工作或生产性投入的人带来更多机会，女性、残障人士和边远居民都能受益，促进包容发展。从就业方式来说，就业者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获得更大自由。就业场所可能不再是工厂企业，而是虚拟网络组织；就业组织形式也可能不再是项目制团队、合伙人制，而是自由职业的形式，人的个体价值被更自由地激发、流动和共享。数字技术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倍增效应十分显著。数字技术领域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领域每位雇员的平均年薪高达11.4万美元，是全美平均薪酬的1.7倍（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英国数字技术部门就业人数在2014年至2017年增长了13.2%。数字技术越密集的工作岗位，其薪水水平就越高。英国纯数字技术工作岗位的平均年薪为42,578英镑，不需要数字技术的岗位平均为32,477英镑，需要一部分数字技术的工作岗位为35,277英镑（数据来源：TechNationReport2018）。
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字技术会拉大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差距，造成贫富分化。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是每位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那些不掌握数字技能的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前景，尽管会比以往获得更高的物质收入，但相对于数字人才会变得更加贫困。
数字技术淘汰落后就业岗位
数字技术进步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接管一部分原本由人执行的工作，带来就业市场的变化，给一部分人带来阵痛。现在尚无法计算由于数字化所削减的工作岗位的具体数量，这取决于技术发展、国家经济状况、作用时间、政策作用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数字技术对各行业就业的影响大小也不同，与行业特点有关。据Frey和Osborne估算（2017），美国将有47%的工作受到影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将有超过85%的零售工人被自动化销售替代（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东南亚的纺织、服装和鞋类行业中，受失业威胁的工人比例也非常高。
麦肯锡在201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未来的工作——自动化、就业和生产力》中提出，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这四大经济体将有2/3的雇员会被自动化取代，技术可行性、开发和部署解决方案的成本、劳动力市场动态、经济效益、监管和社会接受度等五个关键因素将影响自动化普及速度和程度。
莫拉维克悖论：数字技术之所短
当然，机器替代人工也有限制。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汉斯·莫拉维克指出：“让计算机在智力测试或者下棋中展现出一个成年人的水平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让计算机有如一岁小孩般的感知和行动能力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便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paradox）。
莫拉维克悖论指出：和传统假设不同，对计算机而言，实现逻辑推理等一些人类高阶智慧只需要相对很少的计算能力，而实现感知、运动等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巨大的计算资源。正如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一书中所说：“困难的问题易解，简单的问题难解。”平克指出：“当新一代的智能设备出现的时候，股票分析师、石油工程师和假释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机会将最有可能被机器代替。但园艺师、接待员和厨师在未来几十年内丝毫不用为自己的工作机会操心。”
几十年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虽然在专项智能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在看似简单的与真实物理世界交互的能力依然非常差。与机器相比，人类拥有巨大的灵活性优势。人们很难制造出在技能方面能与笨拙的工人相提并论的机器。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阿尔伯·哈伯德曾指出：“一台机器可以做50个普通工人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做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因此，未来不是“机器换人”，而是“人机协作”，机器作为人类的工作伙伴、工作助手，共同协作把工作完成。
总之，尽管数字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内部机制非常复杂，但事实证明，历史上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净增长效应并没有失效，多数人都会有工作，人们也比以往过得更好。社会学家所预言的“劳动的终结”和“闲暇革命”不仅没有到来，人们反而事务缠身、越来越忙，当然，可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多。
（作者单位：闫德利，腾讯研究院；戴建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7倍
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领域每位雇员的平均年薪高达11.4万美元，是全美平均薪酬的1.7倍。
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数字技术的就业门槛较高；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更快；三是数字技术革命不仅会严重影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将影响传统意义上的高技能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