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十六岁的上海女青年周静芝响应号召，来到皖北农村插队落户。
天不亮就下地，干两个小时的活，回村里吃饭。早饭是红薯粥加红薯饼；午饭通常在地头解决，红薯饼拌辣椒，难得有盐水煮黄豆；晚饭是红薯汤加红薯干，吃到胃里直泛酸水。那时朝思暮想的，不过是一碗白米饭，外加一碟咸菜炒毛豆。
一间漏风的土夯屋子，住着五个来自不同城市的女知青。遇到雨雪天不用出工，大家就躺在铺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
聊天儿的内容通常和吃有关，美其名曰“精神会餐”。
静芝问苏州的冬珍：“要是现在能回去，你最想吃什么？”
冬珍说想吃八宝鸭，众人来了兴致。冬珍接着说：“一岁大的麻鸭洗剥干净，抹上酱油、黄酒、白糖，鸭肚子里填火腿、冬笋、栗子、鸡丁、笋丁、鸡胗儿、莲子、糯米饭，上屉，大火蒸熟。咬上一口，软糯无比。”
南京的雪梅插嘴：“八宝鸭有啥可吃的，我们南京韩复兴的桂花鸭，吃一口，嘴巴能香三天。”
杭州的红英小声说：“我想吃东坡肉。”众人问：“东坡肉是什么肉？”
红英说：“买上好的五花肉，最好是五六分肥的，切成方块……”
大家一起摆手：“咦，不要吃，不要吃，那么肥，腻都腻死了。”
那是插队的第一年，城里来的女生，哪怕数月不进油水，对大肥肉还是有着天然的抗拒。
红英急了，涨红了脸说：“一点儿也不腻，真的，不骗你们，你们吃一口就知道了……”
盐城的来娣说：“我们老家的鱼松才好吃呢。最小的带鱼一角五分一斤，上屉蒸熟了，剔除头尾骨，加一点儿辣椒炒，炒熟后放凉，装瓶，下饭吃。那个鲜啊，真没话讲。”
大家一起咽口水。
来娣说，她家里一共有五个弟弟妹妹，爸妈规定每个人每顿饭只能夹一筷子鱼松。吃饭时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怕谁多夹一点点。
来娣问：“静芝，你最想吃什么呀？”
静芝低下头去。良久，听见她轻轻地哽咽：“我想家了，我想吃生煎……”
我知道那家生煎店，印象中，是一个小小的、破旧的店面，藏身于喧嚣的菜市场中。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门前永远排着长队。每次母亲回上海，总要带着我去吃一回。刚出锅的生煎皮色金黄，焦香四溢，轻轻咬一口，滚烫的肉汁便溅了出来。
我见过母亲插队时的照片，瘦得颧骨突出，扎两个小辫子，穿白衬衫、解放鞋，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昂首挺胸。
（二）
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一片红”，统统下乡插队。静芝的第一志愿是去黑龙江呼玛，只因为“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静芝的母亲心疼她身体弱，偷偷去学校找老师，把志愿改成了离上海较近的皖北。
名单公布的那天，静芝是哭着回家的。同学们说她是“叛徒”“逃兵”。和母亲大吵若干架后，静芝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知青专列。上海站红旗招展，挤满了送别的人群。火车开动，哭声一片。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蚌埠，先乘卡车，再换驴车，一路颠簸，来到了这个被称为“皖北西伯利亚”的地方。
迎接知青们的第一顿晚餐是绿豆籼米饭，硬硬的一坨儿。静芝吃了一口，扎在喉咙口，难以下咽。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届的“老知青”赶紧劝：“快吃吧，以后连这个都吃不上了。”
村北河滩边有一片沙地，种不了粮食，只能种西瓜。村里有个老鳏夫，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专门负责种瓜，大家叫他“瓜把式”。夏天，西瓜熟了，两分钱一斤，可以从工分里扣。这是难得的可以敞开吃的日子。那些天，从老人到小孩，个个肚子滚圆。瓜不扛饿，一天要吃上好几个，人们仿佛要把一年的甜全装进肚子里。
女知青们搭班看瓜，没有工分，但瓜可以随便吃。大热天，在沙地上搭一个凉棚，摆两把竹椅，女知青砸开一个瓜，只咬瓤心那一块，嘟囔一声：“不甜。”瓜把式劈手夺过，甩得老远，说：“再挑！”扔瓜不算浪费，那时村里不通公路，瓜运不出去，来不及吃的都烂在地里了。
吃饱了，瓜把式在肚子上搭把蒲扇，卧倒在竹椅上，酣然睡去。
静芝在上海时学过一点儿素描，便拿出纸笔，画下瓜把式的睡相。画毕，张贴在瓜棚外，路人见了都笑。瓜把式醒来，见大家纷纷掩口而走，心中疑惑。等发现了原委，气急败坏，跳着脚骂了一通。骂完了，自己歪着头端详作品，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兔崽子，画得还蛮像咧。”
（三）
皖北红薯多，红薯干三分钱一斤，做成粉条则卖五毛钱一斤，是绝对的奢侈品。那时，静芝一天的工分才八分八厘七。
粉条一般在冬季农闲时做，一来做粉条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二来做好的粉条要冻了才能吃。村里有个河南来的粉匠，人称“粉把式”，负责全程指挥。
红薯切片晒干，大磨碾碎，小筛子筛过，大锅里煮成糊糊状，倒入漏勺压。几个精壮小伙子一齐发力，糊糊便从漏眼里齐刷刷地往下掉，落入滚水锅中成形后，迅速捞出，挂在竹竿上，晾成半透明状，粉条就做好了。条件好一点儿的人家，会请粉把式特别做一点儿绿豆粉条，跟猪肉、白菜搁在一锅里煮，晶莹剔透，入口爽滑，是过年才能吃到的大餐。
我记得母亲从来对市场上卖的粉条不屑一顾，她半是骄傲半是遗憾地对我说：“可惜了，你是没吃过我们队做的粉条。”
有一次，静芝和生产队队长张见本去公社开会。开会的规矩是自带干粮，统一交到公社食堂，黄豆、绿豆、粉条、豆腐、玉米面……都可以，公社按一定的分量向每个人收取。
两个人去仓库领了一斤黄豆。快到公社时，张见本有了主意，他对静芝说：“小周啊，咱们今天不吃食堂了，俺带你吃点儿好的。”
那时黄豆是硬通货，一斤可以换三斤豆腐。张见本跑了几个摊子，拿黄豆换来一斤豆腐、四两粉条，外加一把葱。又找了个认识的人家，把豆腐和粉条一锅煮了，撒上盐和葱花，滴几滴麻油，热腾腾，香喷喷。
很多年后，静芝还记得那碗豆腐粉条的味道。
（四）
快到年底了，静芝要回上海探亲。大队会计算盘一打，刨去饭钱，静芝一年总共挣了十块钱，可队里连这十块钱都发不下来。张队长过意不去，给知青们凑了些黄豆、绿豆、花生、瓜子、粉条，还有极其珍贵的芝麻油。在城市，这些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的。静芝还偷偷找村民买了些鸡蛋，用锯末垫着，包在衣服里，捆得严严实实。一辆驴车，载着大包小包，送姑娘们去火车站。
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静芝下了车，提着行李，东张西望。突然，行李被一把抢去：“阿姐，我来。”回头一看，是两个弟弟灿烂的笑脸。他俩天不亮就在车站等了。“阿姐，这么重，带什么好吃的啦？”“阿姐，姆妈一早去买了带鱼，晚上有口福了。”“阿姐，我学徒工转正了，过两天请你们去‘梅龙镇’撮一顿。”“阿姐，‘梅龙镇’不划算，阿拉多去吃几顿生煎……”
静芝和小弟坐公交车回去，大弟怕鸡蛋挤坏了，执意要步行回家。
当晚，小小的屋子里热气腾腾，蒸锅里搁着带鱼，铁锅里炒着花生、瓜子，静芝的母亲做了蛋饺肉皮汤，父亲特意开了一瓶酒，一家人欢声笑语。觥筹交错间，静芝掉下眼泪来。一年的辛苦别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小弟夹给她一个蛋饺：“阿姐，趁热吃。”
此刻已是万家灯火，流离了一年的人们，终于坐到饭桌前，吃上了一顿团圆饭。
食物，是家长里短的温暖，是艰难人生的补偿。滚滚红尘，芸芸众生，没有比食物更能安慰人的了。
（五）
村里的老地主，山穷水尽了，一家家去敲门、借钱、借肉票，能借多少是多少。揣着钱和肉票，老地主去集市上买了半斤五花肉。据说，老地主回村的时候，全村的狗都围着他转。
关上房门，一条条切下肥肉，熬成猪油。剩下的肉切成薄片，用猪油煎，煎到两面金黄时，撒上粗盐。肉吱吱地响，用筷子夹一片，送到嘴里慢慢嚼。
五岁的小孙女坐在小板凳上，咽着口水，眼巴巴地望着他。家里好几个月没见过油荤了。
老地主把半斤五花肉吃完，半口也没给孙女留。他抹抹嘴，把孙女撵了出去，再次紧闭房门，用一根裤带了结了自己。
一直难以忘记这个故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地主在想什么呢？强烈的味觉、嗅觉刺激，饱腹感带来的充实，是否动摇过他赴死的决心。食物是这人间最后的慰藉，食物也把他逼上了绝路—买肉欠下的债，猴年马月才能还清？他早就盘算好了，乡邻仁厚，他死了，绝不会为难他的后人，这笔债就算跟着他一起入了土。
好嘛，时辰尚早，慢慢地嚼。
（六）
六十八岁的老生产队长张见本坐在门槛上喝着红薯粥，他低着头，捧着偌大的碗，把红薯一块块扒拉进嘴里。
我叫了声张队长，他放下碗，吃惊地看着我。
“张队长，从前这儿来过一个叫周静芝的知青吗？”
“有过，有过。你是？”
“我是静芝的儿子。”
“我的个娘嘞。”
我告诉他，我来蚌埠出差，发现离母亲当年插队的地方不太远，便一路寻到了这里。张见本唏嘘不已，三十多年了，我是头一个回到村里的知青后代。
老队长放下碗，领我去看母亲她们住过的土屋，那里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又指给我看她们走过的路，犁过的田。他对每个路过的老人吼：“看看，静芝的儿子。”老人们张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问老队长，村里还做不做粉条。
“早不做啦。现在方便，哪天想吃了，就去村口的超市买点儿。就是那个味……唉，没滋味。”
“还种西瓜吗？”“那都是啥时候的事情了。瓜把式一走，再没人愿意种。麻烦，还不赚钱。”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笑眯眯地问：“你妈妈现在还爱吃生煎吗？”
我诧异：“你也知道生煎？”
他大笑起来：“谁不知道那个一提生煎就想家哭鼻子的女娃子。我们问她生煎是啥，她说就是把肉包子放在锅里煎……”
我没有告诉他，母亲当年心心念念的那家生煎店，后来开了许多分店，成了著名的连锁品牌，却不再是从前的味道。
食物的香气里有一条通往过去的路，当食物消失，记忆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代人老去，他们曾经迷恋过、惦记过的滋味也随即被遗忘。
临走时，张见本非要送我一壶芝麻油。“拿着。”他说，“是自家的小磨推出来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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