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财富、权力、美貌甚至情感，一切都是相对的，与一个人的欲望相关。每次你渴望一些你无法得到的东西，你就变得更匮乏一些。
嫉妒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情绪
“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我好？”这样一种普遍弥漫于现代人心头，但又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的社会情绪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内心的失衡与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与鼓吹以消费交换自尊的消费主义社会、与人人互联的社交媒体技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种交杂着嫉妒、焦虑、愤怒、遗憾与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
其实，技术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想知道，社交媒体在这种普遍弥漫的社会情绪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毕竟，时时刻刻与世界保持连接，时时刻刻与人际相连接，外面世界的精彩都在眼前，别人的美好生活都在眼前，是一种我们并不熟悉，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的人类情境。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评估自己的需求，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需要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之上。
费斯廷格认为，社会比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向上比较，即与那些比我们好的人相比，这种比较会导致不安全感与卑微感，挫伤自尊，甚至出现抑郁症状；另一种是向下比较，即和比自己差的人比较，这种比较相对能让人们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提升自信。
所以，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社交媒体之所以是一个羡慕嫉妒恨的战场，是因为它很容易引发向上比较。
如我的同事在文中所写，“手机的方寸之间时时刻刻展现着‘诗与远方’：A和他新交往的女友正在逛上海迪士尼；B打卡了远山碧水、断桥残雪；C带着孩子在日本赏樱花；我还得知D享用过一顿充满鲜笋蚕豆荠菜香椿的春日午餐，E在学习品味雪茄、茶叶和咖啡，F正瘫倒在家里的沙发上，听着舒伯特撸猫。还有一众人在与朋友聚会，有酒有肉；另有一个小群体刚抢完了北京电影节的票，吆喝着‘同去同去’。”
在现实世界里，你却在北京的大雾霾天里蓬头垢面、百爪挠心地写一篇题为《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我好？》的文章。你怎么可能不对命运生出那么一点怨恨之情呢？
嫉妒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情绪。只不过社会一向不大允许我们表达这种情绪，所以每次当嫉妒的情绪在心头冒泡时，“羞耻感”和“负罪感”也如影随行。但“嫉妒”也许透露了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应该只是选择压抑它，而是了解它背后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嫉妒？我们在嫉妒什么？
关于社交媒体焦虑症，国外媒体发明了一个词叫Fomo（fearofmissingout），指那种总在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也称“局外人困境”。
一开始，Fomo似乎只是特指担心错过派对之类的社交场合，但后来范围渐渐扩大到一种普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指向两个方向：第一，你总觉得朋友圈里会有什么有用的或者好玩的东西出现，不刷就会错过。第二，你觉得别人似乎抓住了所有的机会，所以，他们玩得比你开心，事业比你成功，人生比你有趣。到最后，你觉得整个时代滚滚向前，唯有你被留在了原地，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局外人”。心理学家认为，嫉妒有两个源头，第一是相关性，一个人羡慕或嫉妒的东西通常是对你有个人意义的，就像焦大不会羡慕林妹妹，一位芭蕾舞演员的美妙舞姿也不大可能引发一个律师的嫉妒。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在焦虑、恐惧、嫉妒等各种负面情绪制造的持续压力下，你只想要做更多的事、花更多的钱、获得更多有趣的体验——未必因为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而只是它们看起来对别人很重要。
嫉妒的另一个源头是“相似性”，即你与你的比较对象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一个被我们嫉妒的人，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有可比之处。比如，同样以写作为生，但我不会嫉妒海明威。当我们嫉妒某人时，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最不能忍受的，往往是我们与之最为相似之人的成功。“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与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点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社交媒体加剧了社会比较
我的朋友P，他从小乡村到大城市打拼，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挣得一席立足之地。有一次，他无意间与一个小学同桌在网上重逢，从此得以每天在朋友圈里“观看”她的日常生活。他们以前一起坐在小乡村破败的教室里读书，如今这位小学同学嫁到了瑞典。她的房子就在一片大湖边，后面是一座大森林。她几乎每天都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生活，春天去看花、夏天去钓鱼、秋天去森林采蘑菇、冬天去滑雪……有一天，P终于受不了了，默默拉黑了他的小学同学，也不再看任何朋友圈。
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要比较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现实世界里知根知底的熟人，也不仅是广告里某个完美的陌生人，还包括越来越多这种“貌似完美的普通人”，尤其可怕的就是老同学、旧同事、前男友、前女友。过去，在人生分道扬镳之后，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生活的细节，但现在，只要他仍在你的朋友圈里，你就能看到他们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吉光片羽的一瞥之中想象那些自己错过的机会、未曾实现的心愿、未能拥有的人生。
如果“希望超过自己的邻居”是我们的天性，社交媒体无疑将这场竞争导向了更惨烈、更肤浅、更盲目、更漫无边际的方向。但是，其中有多少真实，又有多少幻想？
人生而痛苦，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所有的人类，只要不是早夭，都会感觉到来自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都会感觉到悲伤、失落、焦虑、害怕和迷惘。我们都曾有过尴尬、屈辱或者羞耻的感觉。人人都有难以言说的伤痛秘密。但在社交媒体上，为什么这些痛苦都是隐形的？为什么当我们谈论糟糕的或者倒霉的事情时，一定要经过一番反讽的滤镜过滤，表现得举重若轻、若无其事？那些悲伤、挫折、自我怀疑甚至创伤性的经验，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阻止你在朋友圈里分享？为什么在朋友圈里，举目所见，全是一个个光鲜的、近乎完美的人生？
社交媒体的虚拟全景式监狱
在一篇《社交媒体与福柯》的文章中，悉尼大学的哲学教授蒂姆·雷纳详细分析了如何用福柯的理论来分析社交媒体对我们心理层面的影响。
福柯曾经以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论述时刻被观看的状态，如何影响人类的心理状态。“全景监狱”的设计很简单：四周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只需要站在瞭望塔上“观看”，便可以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但囚犯自己却无法看到塔内的情形，因此也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正在被观看。从18世纪以来，这种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建筑之中，包括监狱、学校、医院、工厂、都市空间等。
福柯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化的空间构形，“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
蒂姆·雷纳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是虚拟的，但社交媒体也制造了一种高效的全景式监狱效应——不仅是因为我们的言论和行为时刻被社交媒体公司监控、记录，以生成他们的市场分析或广告利润（大部分时候我们无视这样的数据收割），真正影响我们行为的，是我们与之分享的那些人。
“社交媒体的虚拟全景式监狱里没有囚徒与看守。我们每个人既是囚徒，也是看守，在分享内容的同时，隐蔽地观看和评判彼此。”
除非是匿名分享，我们分享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每一个视频，每一篇文章，都刻着存在主义式的标记——“这是我发的，是我的作品之一，通过它你可以理解我。”
我把自己的一张肖像画发到朋友圈，希望别人看到这张照片，领略到背后透露的我的忙乱人生中难得的一点从容与诗意；
你在朋友圈晒孩子的照片，希望别人看到，你繁衍了后代，养育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
这些未必是谎言、炫耀或者自我中心主义，而只是在生命中找到一些特别的瞬间，为之赋予形式和意义，是一种创造的形式。
当我们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感到兴奋。这种兴奋也并不可耻，它是一种隐秘的愿望的达成：原来我们内在的孤独可以被刺破，我们的烦恼与喜悦可以被理解，我们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可以被接收到，至少被部分人。
但是，创造与虚拟的界限在哪里？自爱与自恋的边界在哪里？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表演开始与真实的自我脱节？又从哪里开始，理想的自我取代了真实的自我？我们真正想要的，不再是被理解，而是按我们希望被理解的样子被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里这样写道，“在推特或者脸书上，你努力表达某些关于你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但因为你同时也在为别人的消费而创作，所以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想象和对你的观众表演。在你本该展示真实自我的瞬间，变成了表演。你的心理变成了表演。”
无论财富、权力、美貌甚至情感，一切都是相对的，与一个人的欲望相关。每次你渴望一些你无法得到的东西，你就变得更匮乏一些。既然我们如此需要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认自己的价值，那么，关于世界的问题，最终都会变成自我的问题。在对别人的嫉妒中，真正引发的是对自我的深切怀疑。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看清楚，Fomo其实是两种情绪的结合，是在关于外部世界的焦虑中包裹着一层关于内在自我的恐惧。表面看上去，它是关于错过享受人生各种快乐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错过了那个我本来可以成为的人。我没有成为那个想象中最好版本的自己。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像草原一样开放，可以信步漫游，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但如今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些大大小小所有曾经做过的选择，在当时看来都那么正确，甚至不可避免，如今回想起来，却是一个一个的无可救药地缩小了人生的可能性。现在你30岁了，或者40岁了，或者50岁了，某天早上醒来，你发现自己不是那个你想成为的人。
于是，你努力在社交网络上虚构一个理想的自我，一个足以令人羡慕的人生样本。但这种表演导致一种双重的恶性循环，第一，是对自我的深切怀疑；第二，造成了他人的Fomo。其结果，也是Fomo现象中最诡异的一点，你既没法实现别人的理想投射，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投射。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邮发代号：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