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饭也没有吃饱,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本来在前数天,我看山姊给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打开看后,自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给他们看了,有了筹划,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登上“波尔多斯”号赴法,开始了他的旅欧生涯。他的足迹遍及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使他思考良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主义问题。周恩来这信中自陈,他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也就是信中所说的C.ism(即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的简写)。
周恩来此前在南开念书时,是觉悟社的骨干成员。信中提到“社的事情”指的就是觉悟社。觉悟社是五四运动后,一批天津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社团,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封信的两位收信人谌小岑、李毅韬也是觉悟社的成员。资料显示,1897年出生的谌小岑,1920年与张太雷组织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896年出生的李毅韬,1921年在天津也参与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别指刘清扬、赵光宸,他们也都是觉悟社成员,当时都在欧洲求学。
1922年3月间,周恩来还给另外两位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有一首周恩来做的白话诗,他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来愿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