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前途和命运，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疑惑，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四十年的实践表明，大型国企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不但能够创新，而且在创新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国有企业今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大型国企的创新为何不可替代
实践表明，在航天、航空等国防领域以及国企占绝对优势的领域（比如油气开采、电力输送），大型国企的创新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石油、国家电网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即使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大型国企的创新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中建集团、徐工、潍柴、振华港机（振华重工）、大唐电信、青岛港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大型国企不但创新成效显著，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
第一种情况是由大型国企的行业领先地位决定的。比如高铁，如果不是“政企不分”的强大的铁道部，跨国公司是不可能转让相关技术、中国企业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轿车工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样是巨大的市场，结果却是本土企业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庞大的国内市场并没有带来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真正提升和民族品牌的建立。
第二种情况是由大型国企的特殊追求所决定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大唐电信的TD-SCDMA。作为第三代移动通讯的三大国际标准之一，也是中国电信设备产业迈向国际领先的重要基础，TD-SCDMA不是由行业中更具影响力、实力更强的华为（民企）、中兴（混合所有制）提出的，为什么？原大唐移动总裁唐如安先生说：TD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技术的风险、资金的风险、企业的风险，也不仅有产业的风险、政策的风险，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如何化解这些风险，才是对中国式自主创新的最大挑战。那么，大唐为什么会自愿或不自愿地承受了这当中的风险呢？这要从大唐的出身说起。当时作为一个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国家级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的前身），它的思维惯性更多的是受历史角色的影响，并非单纯的企业行为。也就是说，它基于行业和国家竞争力的考虑居多，对于自己开发标准的产业经济能力评估偏少，这也注定了日后大唐在TD开发上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经济风险。
第三种情况是大型国企作为拥有巨大内部市场的大企业，可以为自主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中石油的GeoEast大型地震资料处理软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一技术创新的背景是：1999年中石油的下属企业为东方物探公司亏损8.8亿元，是中国石油下属企业中的亏损大户之一。通过实施国际化战略，东方公司2002年的国际业务收入首次超过国内业务，并比原计划提前三年实现扭亏。但是，也是在那一年，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上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向东方公司出售有关软件及其升级版本，并对使用它们的技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东方公司领导层与有关专家认为，不打破技术封锁就不可能发展。2003年1月，中国石油投资1.4亿元，正式立项研发GeoEast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2004年12月31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GeoEastV1.0处理解释一体化系统正式发布。GeoEastV1.0的开发成功意味着，在大型地震数据处理软件方面，中国企业必须依赖进口的局面有望彻底改变，东方公司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将被扫除。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遭到技术封锁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中兴通讯的例子更是令人深思。在很多情况下，比如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投入非常多，试图主要依赖实力尚弱的企业、特别是民企来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是非常不现实的。华为虽好，但是只是特例，并且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企业发展早期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大型国企卓越的创新实践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国有企业不创新、国有企业创新效率低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那么，究竟应该相信谁？既然实践的结果清清楚楚，事实远胜于雄辩，答案就非常显而易见了。
实际上，从理论的角度看，从大企业与小企业、特别是新建企业的区别看，大型国企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根据著名学者钱德勒（Chandler）先生的研究，先行者优势非常强大，先行者建立的进入壁垒非常之高，以至于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只有两家新建企业进入美国化学工业前50名，没有一家新建企业进入世界制药工业前30名。钱德勒先生还发现，1998年20家大型企业就占了全球所有企业R&D投入的20%；300家大型企业就占了60%。中国大型国企成功的创新实践为大企业在创新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依据。
大型国企为什么要创新
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是：大型国企为什么要创新？这个朴素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多年以来，很多人对国有企业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或者说深深的偏见。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换个角度来问：如果国有企业不创新，能否生存下去？
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创新的原因很简单，国有企业也需要生存，也需要发展。具体而言，从我们的研究看，大型国企选择创新有四个基本因素：它们有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意图，政府和社会对它们有很高的期待，来自市场竞争压力（比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应对竞争对手），技术引进面临的困难。
大型国企普遍具有高远的目标，希望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比如中石油，是我国最大的油气生产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确立了能够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的目标，现在的目标则是成为世界领先的能源和油气公司。国家电网的目标是建设“一强三优”的现代公司（电网坚强、资产优良、服务优质、业绩优秀）；国家电网还希望以自己全球领先的特高压技术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领头羊。徐工是一个地方国企，但是目标也很宏伟：通过突破“三高一大”（高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吨位）使企业的工程机械主导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大型国企的创新动力还来自于政府和社会很高的期待。比如电信服务业的三大运营商，这几年国家的一个要求是“提速降费”。这个要求对个人消费者和企业消费者都是好事。但是，平心而论，既要提速又要降费，企业的利润如何保证？没有利润如何生存、如何创新？实际上，中国联通已经没有多少盈利了。这几年，三大运营商拼了命在实现国家的要求，拼了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
市场竞争的压力，无论是来自于本土企业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压力，是大型国企创新的另一个动力。还是以徐工为例，行业内的竞争对手林立，既有本土企业如三一集团、中联重科、雷沃重工、广西柳工、北方重工、山推等，也有跨国公司如卡特皮勒、小松、日立、利勃海尔、沃尔沃、斗山、约翰迪尔等。在这样的行业里，生存已经不易，实现工程机械主导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就更难。
大型国企的第四个创新动力是技术引进的困难。前面提到的中石油下属企业东方公司是非常好的例子：自己不开发GeoEast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企业发展的主动权就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会被跨国公司卡死。
大型国企创新的实践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企业创新动力、特别是国企创新动力的理论认识。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大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必然带来委托代理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必然导致经营者缺乏使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动力，解决的办法是让经营者成为股东；第二种思路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一种必然趋势，以所有权为核心解决不了企业发展动力的问题。
在第二种思路中，钱德勒教授认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竞争的压力。市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这无论对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还是对于二者合一的企业，都是一样的。（2）企业经营者的追求。职业经理人，即使不是所有者，也可以有很高的追求。这就是管理学所推崇的“战略意图”的作用。（3）社会规范（法律、习俗）的制约。企业的治理，包括董事会、经理层的行为方式，需要合乎社会规范的要求。因此，即使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董事、经理人员也不能肆意妄为。
关于组织（企业）领导者的很多研究也支持第二种思路。在这一类研究中，塞尔兹尼克（Selznic）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多种职能，需要领导企业实现多个目标，特别是需要提出、维护企业的核心价值。为此，企业的领导者不但需要有责任心，还需要有创造力。另外，塞尔兹尼克认为，需要认识到企业内部动力问题的复杂性，不同人、不同岗位、不同部门、单位，由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利益，动力也会存在差异。领导者的责任之一，就是能够既找到主要矛盾，又能平衡各方面的诉求。
关于人的需求的理论研究也支持第二种思路。这一类的研究认为，对动力问题的探讨，需要考虑人的需求的各个层次，从低到高，因而X理论、Y理论、Z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斯洛（Maslow）晚期的研究表明，他越来越看重最高层次的需求的意义。所谓最高层次的需求，指的是超出了人们熟悉的、他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出的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selfactualizing）,是对超越自我的需求。
我国大型国企的实践表明，第二种思路有其合理性。这一结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通过私有化，大型国企可以搞好。实际上，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创新动力也不纯粹来自于私有制。在这一点上，任正非先生的“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一文值得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任先生的核心观点，我们认为是“不少科研人员有自我超越的需求”。
下面的几段话摘自任先生的这篇文章：
我说过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的忘我奋斗精神是令人佩服的。我以前看过一部诺贝尔科学家领奖的故事片，陈述他们象科学疯子一样，到处“胡说八道”，忙忙碌碌，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并不考虑衬衣上不能写公式，不能作实验记录。美国由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推动，使得一批一批的志士，如痴如狂地去追求成功，那种奋斗不止的精神，并非我们共产党人才有。我们先不说我们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他们是追求个人利益。从纯奋斗精神来讲，美国也有焦裕禄、孔繁森。
多年来我接触相当多的美国科技人员，由于一种机制的推动，非常多的人都十分敬业，苦苦的追求着成功，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非个例。比尔·盖茨初期没有电视机，而是由他父亲帮他看新闻而后告诉他，有些人不理解，因此也不会理解中国的许多科技工作者在那么低的收入中的忘我奋斗与牺牲精神。理解不了两弹一星是怎么做出来的，理解不了袁隆平为什么还那么农民。大庆铁人王启明不就是这么一个苦苦探索二、三十年，研究分层注水、压裂，使大庆稳产高产成为世界奇迹的吗？
拼命奋斗是美国科技界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成功者与高层管理者。是由数百万奋斗者推动的技术进步，管理进步，服务网络的优良服务，而取得的。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
如果以狭隘的金钱观来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奋斗者，就理解不了比尔·盖茨每天还工作14、15小时的不间歇的努力。不带有陈见去认识竞争对手，认真向他们学习好的东西，才有希望追赶上他们。
我们国家不乏有许多如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样优秀的艰苦奋斗者，只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优秀青年继承他们的传统，发扬他们的精神，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国是有希望的。
大型国企有什么独特的创新优势
大型国企的创新实践表明，它们不但有动力创新，而且拥有独特的创新优势。大型国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产业链条比较长，同时拥有巨大的企业内部市场，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具体而言，我们把大型国企的创新优势总结为三条：创新资源的投入能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能力，以及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
首先，大型国企在创新资源上的能力和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仅以央企为例，这些企业的国家级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都占全国总量的50%左右，研发人员、工程院院士均占全国的20%以上，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的近30%；在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的比重超过53%，远远高于全国35%的平均水平。
其次，大型国企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方面也具有优势。以中石化为例，从1991年起建立了“十条龙”科技攻关制度，对带有共性、关键性和对公司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技开发项目，坚持实行“十条龙”攻关，即把公司内部的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生产和销售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攻关。攻关中，研究开发是基础，工程设计是桥梁，生产单位是依托，通过明确依托建设项目和首次工业应用的单位，所有各方紧密配合，各有侧重，各负其责，共同推进，确保自主开发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转化，一旦工业化成功迅速大力推广。通过实施“十条龙”科技攻关，中石化已经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撑主业的核心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大型国企在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整合方面也具有优势。中石油的下属企业长庆油田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以油气当量计算，长庆油田已经是我国最大的油气田，成功实现了“建设西部大庆”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长庆油田在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庆油田始终掌握着油气资源，掌握着主动权，可以真正按照“以我为主、横向联合”的思路，搭建兼容并蓄、自主开放的完整科研体系和平台。
具体而言，一是整合集成供应商。比如，PDC钻头是成熟技术，但是应用于苏里格气田，需要做一系列的适应性调整或者创新：（1）基于砂岩特性的个性化设计：渐开式布牙，在钻头外椎体部位的祝切削齿后面增加辅助硬质合金齿，减少震动，减小主切削齿的崩裂；（2）通过大量现场试验，对厂家推荐的PDC钻头机械参数进行优选；（3）选择与PDC钻头相适应的钻具配合。长庆油田借助其在产业链上的优越的地位，实现了PDC钻头技术的适应性调整和集成。
二是整合集成高校与科研院所。全面开展国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及中国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国内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联合攻关科研课题，参与各类石油科技论坛，形成开放式的科研合作格局，提升了油田公司在低渗透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是整合集成国外企业。在长北、苏南天然气合作开发项目运行中，注重学习借鉴壳牌公司、道达尔公司以及国内外承包商的先进理念和开发工艺，使得一批先进实用的工艺技术在油田公司得到集成和应用。即使是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之所以能够整合力量，比如与斯伦贝谢公司进行致密油气开发技术合作，也是因为长庆油田始终掌握着油气资源。
从理论的角度看，大型国企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创新优势对我国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后来者劣势”。也就是说，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我们的企业开发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产品，相比于跨国公司，也更容易受到怀疑，因而在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过程中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克服“后来者劣势”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我国大型国企的实践表明，可以充分发挥大型国企内部市场巨大的优势，首先在大型国企内部使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验证、完善、提高新技术、新产品，为走向外部市场（国内、国外）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型国企的创新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本文中我们只选择了三个侧面：大型国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型国企创新的动力，大型国企创新的优势。即使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实践，也足以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从理论上深化我们对大企业创新规律的认识，深化对大型国企创新规律的认识。希望这样的反思和理论认识能够对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文责任编辑：刘永选
高旭东：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