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尔制进行理论开发是一项具有高难度的系统工程
目前，关于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新闻报道、商业评论、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高质量、成体系的理论成果寥若晨星。其间原因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完成上述开发海尔制理论的目标，既需要哲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知识基础和严谨的科学方法训练，又需要对东西方哲学、文化与企业发展史有较为透彻的理解，同时还需要具有深入企业实践进行参与式研究的勇气和洞察力。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并且能跟得上张瑞敏的格局、思维、深度与创新速度，能够从范式层面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开发的学者微乎其微。
现在从事海尔模式研究的群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海外著名管理学家、中国财经媒体评论人以及中国学院派教授。
从上述海尔制的研究要求来看，这些研究群体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海外著名管理学者具有世界格局并掌握前沿管理理论的发展动向，同时能够深入企业进行扎根研究，但是缺乏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与中国企业史的深切理解，难以发掘海尔制中深层次的中国理论元素；中国的媒体与财经评论人存在理论深度与学术训练欠缺的问题；中国学院派教授的研究则片面追求科学严谨性，导致实践相关性不足，存在知识体系过于狭窄，缺乏跨学科的知识基础和问题意识，以及与企业实践较为疏离等诸多问题。因而，海尔制的理论开发与对外输出需要构建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研究生态，在提纲挈领的理论统合之下，进行学术资源的交互整合和开放式创新。
那么，如何对海尔制进行理论开发呢？理论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动态发展，海尔模式的管理实践复杂而多变且依然处于动态的创新中，“自以为非”、“创造性毁灭”已经成为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文化基因，因而对海尔制的研究也是一个复杂、庞大且动态的过程。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海尔模式的变易之中定然有一以贯之的根本规律。世间万象，以凡眼观之，纷纷如是，以道眼观之，九九归一。作为对海尔模式的抽象与概括，海尔制的理论研究需要具有稳定性、规律性与系统性。从研究目的、研究思维、研究维度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大体可以厘清海尔模式研究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项具有极高难度的系统性研究工程。
中国管理理论：海尔制的研究目的
首先，确定海尔制的研究目的，是开发合乎规律性与合乎目的性的中国管理理论，更好地指导物联网时代的企业管理实践，并向世界输出中国管理模式。
中国的管理研究始于对西方管理知识的移植与复制，因而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在中国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国内管理学者常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管理理论、概念与方法，多数学者理论研究的旨趣是在中国情境中验证西方前沿管理理论，几乎没有学者研究中国本土产生的管理思想如何向世界输出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研究取向仅仅验证了诞生于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根植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少之又少，其结果是中国管理研究严重依赖于西方学术并脱离中国企业实践。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雄心与行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学界迫切需要回应“中国模式的管理元素是什么”以及“它在世界管理理论中的地位及意义”等理论命题。对海尔制的理论开发与系统研究，肩负着这一时代使命。因而，海尔制的首要研究目的就是开发中国管理理论并向世界输出，以更好地指导物联网时代的企业管理实践。
为实现上述目的，对海尔制的研究，既要从管理科学层面提炼其对物联网企业管理的规律性，又要从管理哲学层面提炼其服务于人类长远福祉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目的性。德鲁克在《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忽视了生命其他层面的意义，只注重经济交换，市场只有短期作用，除了规范短期行为以外，市场毫无用处可言”。海尔制既要发现物联网时代激活组织长期行为的规律，将市场机制在企业组织中的作用发挥最大，同时也要市场机制导向人的生命意义。只有清晰揭示其规律性，海尔制方能突破中国情境而具有普适价值，海尔制才具备向世界输出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只有明确揭示其目的性，海尔制方能建立在坚实的人性基础上而具有人文价值。因而，代表中国管理理论的海尔制必然是合乎规律性与合乎目的性的统一。
融合创新：海尔制的研究思维与立场
其次，明确海尔制的研究思维和研究立场，是将本土智慧与世界格局、时代精神相结合，将西方前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相结合，以文化自信的高度对东西方管理思想和文化进行融合性创新。
海尔制是以世界格局、历史视野对当今时代精神与西方经典管理理论进行淬炼的管理思想结晶。
海尔自成立伊始就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方法。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自我控制、顾客价值、内部市场、开放式创新理论等西方现代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都被海尔较为彻底地引入到组织实践之中，并以强大的执行力来贯彻推进。
海尔制推行的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和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等一系列组织与管理的新理念，将组织行动者的个人自由、个人力量和个人价值被无限放大和激活，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价值观引领来组织和激励员工。
组建自主经营体及小微企业，打造开放式的创新和集体创业平台，将物联网时代协作共享和利他利己的观念融入到海尔制之中。
张瑞敏以放眼全球的世界格局、宽广恢弘的历史视野和谦逊开放的学习心态，立足物联网与社区经济的时代高度，迅速、高效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等提供的新技术、新思维，吸收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精华，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提供的前沿管理理念，以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毅力锐意进取、披荆斩棘，这是海尔制能够产生并领先、引领时代的重要原因。
海尔制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特殊情境，将西方前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相结合，是以文化自信的高度对东西方管理思想和文化进行融合性创新的管理智慧结晶。
西方主客体对立思维与科学主义思潮支配下的主流管理理论内在地存在普适性与特殊性的悖论，理性计算与情感价值的悖论，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悖论，造成全球化管理中的民族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使管理研究出现严重的“学科属性”问题与“文化乡愁”问题。
海尔制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了中国企业的文化自信，提供了解决物联网时代世界管理难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张瑞敏曾说：“海尔人单合一模式，即‘员工的价值实现与所创造的用户价值合一’，就是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论，颠覆了以西方原子论为基础的经典管理理论。”
海尔制是文化自信前提下的中国企业制度模式与管理理论创新的自信，它的普适性蕴藏着东方文化系统论的基因。道家上善若水、无为而治、大制不割的系统与变易思维；儒家“合生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满街皆为圣人”的和合精神与性善论；佛家“度一切苦厄”的救赎精神等均在海尔制的形成过程与运行机制中有重要体现。如，“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就汲取了无为而治、和合精神等智慧，打破了西方经典管理理论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和线性因果关系思维，将员工任务、员工激励、顾客价值、顾客资源及企业利润等传统管理中相互分离的要素有机地“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企业无边界和管理无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人单合一、共创双赢的海尔制就是中国无为而治、和合精神与德鲁克目标管理理论有机融合的结果。
挖掘海尔制的中国元素，向世人展示海尔制为中国模式与中国理论的范文，需要深刻、精准地掌握中国哲学智慧与中国企业实践，需要东西方思维的融合创新，这是单单依靠西方著名管理学者难以完成的任务，未来海尔制需要跨学科人才的介入和跨界研究。
加拿大华人学者梁鹤年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曾进行了较为形象的比喻：西方人是一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射击瞄准，看得比较“清”，他们是“追求目标”的文化。我们是两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引线穿针，看得比较“全”，我们是“处理关系”的文化。如果看的清楚些，用逻辑；如果想看的全面些，用想象；逻辑使人有信心但容易变得刚愎自用，想象使人有虚心但容易变得优柔寡断。一只眼睛不能穿针，两只眼睛难以瞄准，我们要“清”且“全”，才可得“真”。
海尔制是逻辑与想象在企业组织中相结合，东西方思维在管理中融合性创新的产物。张瑞敏在对东西方文化有较为客观的评判：“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我们非常注意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中国文化好的一点是它会将某件事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点可以从传统中医和西医的差别看出来。西医非常量化，而中医是把人看成一个系统。”在“首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的演讲中，他以《道德经》中的“大制不割”思想结尾，并特别强调“中国的系统论文化对中国企业今天适应物联网时代非常有帮助。”可见，张瑞敏已经有意识地把中国的系统论、整体论当作海尔管理哲学体系的重要立足点，唯如此，海尔制才做到“清”且“全”，才能通过中国智慧把握住互联网时代最“真实”的管理客观规律。
因而，研究海尔制需要张瑞敏的文化格局与心胸视野，既不能盲目自大，搞民粹主义；也不能崇洋媚外，搞全盘西化，而是在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融合的理论标准下，以文化自信的立场提炼海尔制内含的独特中国智慧与全球普世价值。
海尔制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
再次，厘清海尔制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是包含管理哲学、商业模式、战略理论、组织理论、领导理论与企业文化在内的系统化知识。
海尔制是组织演化与管理思想演变史上的里程碑，同时还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些特殊历史地位决定海尔制的产生提供了重塑世界管理学，建构中国管理理论的重要资源和契机。海尔的管理创新是对企业组织的全面变革甚至是颠覆性革命，因其对时代变局的精准把握而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海尔制的内容十分繁杂，包含时代环境对商业模式、企业战略的影响，也包含企业属性及治理机制等基础架构，同时也包含组织结构、权力设计、领导方式、执行体制等诸多运行机制。目前，对海尔制的研究亟待走出目前分裂、零散、碎片化的无组织状态，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跨界甄选和配置精干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开发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管理哲学是海尔制最深层、最基础的管理理论，同时也是海尔模式区别于其他企业管理模式的标识。正是由于人单合一模式突破了管理制度、方法与技术层面的范畴，而具有了管理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海尔制才取得组织演化与管理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
海尔的管理哲学包含对时代局势的深刻认知，比如：物联网是什么？社群经济是什么？这种时代格局对商业逻辑和企业性质的影响是什么？包含对人性本质的理解，如：从“经济人”、“社会人”向“自主人”演化的人性基础和逻辑依据是什么？“自主人”的科学内涵和管理意蕴是什么？“自主人”假设是如何改变商业运作逻辑和管理价值的？包含对组织使命和管理终极目的的认知，比如：组织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管理如何实现人的尊严？人类如何在企业组织中获得平等？经济效率和人类自由之间的悖论能否在物联网时代的企业中得以化解？人类如何通过企业组织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预期？包括物联网时代的管理思维以及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智慧，比如：变易思维、共享思维、开放式创新观念如何改变商业模式？“上善若水”、“大制不割”的整体性、系统化等中国哲学智慧如何重塑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量子纠缠的管理学意蕴是什么？复杂性、非线性、去中心化思维如何塑造一种后现代组织范式？
海尔制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整合世界前沿管理理论和中国传统经营智慧。欲研究海尔的管理哲学需要研究张瑞敏的管理哲学，而张瑞敏的管理哲学是其本人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在组织管理中的映衬。张瑞敏之于海尔已经不是在用力做企业，而是在用生命做事业。因而，不走进张瑞敏的精神世界，则难以深刻把握海尔的管理哲学。张瑞敏一贯的思想原点是传承并发展从康德到马克思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人的价值和尊严是贯通海尔制在不同阶段变革的一条逻辑主线。在某种程度上，海尔制立足物联网时代精神和人类尊严，通过对传统大型企业组织的解构，在管理学中谱写了一种反对理性主义、权威主义与中心主义的新自由叙事模式。在组织的理性控制系统之外，建构一种基于情感与价值的“自由－自治”的开放系统，从而将组织导向服务于人类自由和幸福的生活。马科斯·韦伯曾说，“科层制发展得越完善，越趋于非人性化，越能彻底地消除一切纯粹的逃避计算的个人、非理性和情感因素”。海尔制则奠基于人性价值和人类尊严，刻画了未来企业更多地依赖于激情、兴趣和利益的混合逻辑来实现成功经营，进而使员工、顾客实现美好生活的新图景。
管理哲学决定了海尔制的商业模式。2017年“首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张瑞敏所做主题报告的题目即为“创建物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人单合一”，明确提出在海尔管理哲学的基础上创建引领物联网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在主流的商学院科研与教育中不受重视的一个概念，传统的经典管理学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关于商业模式的专门知识，只不过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深度运用而走进部分商学院MBA、EMBA的课堂。简单说，商业模式是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三维立体模式，它与公司管理哲学和经营战略息息相关。管理哲学中的时代格局预判、管理思维方式、管理终极价值、企业性质与用户价值的界定，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基础命题，直接决定企业如何组织和配置其资源和能力，进而构造盈利模式。海尔的商业模式最大特色是将“用户个性化”作为基点，激活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把员工和用户需求紧密结合到一起，通过打造社群生态来架构内外商业生态圈，最终实现共创共赢、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商业模式。
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网络来创造和传递用户价值？如何借助物联网思维创建“从n到1”社群交互平台？如何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有温度的场景服务？量子力学所谓“超距范围内的幽灵作用”，能否转化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的运作规律？将顾客变成交互用户进而变成终身用户的运行机制是什么？通过提供低价或免费的硬件服务，追求生态价值大于产品价值的“用户乘数”能否成为物联网时代的商业定理？海尔的商业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企业中复制？所有这一切，都是海尔制在商业模式层面亟待研究的理论命题。
商业模式决定了海尔制的战略选择。战略是企业经营中关于未来的、全局的与长远的重大决策，是在管理哲学的价值指导和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审慎评估的基础之上，对企业资源与能力的调整组合，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来实现企业的商业模式。
在不断探索引领时代的商业模式的同时，海尔模式的每次重大变革都有明确的战略指引。自1984年至今，海尔制的运营战略先后出现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全球化战略、网络化战略五次迭代，目前正在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化战略向物联网时代的社群化战略跃迁。
那么，海尔五次战略迭代的规律是什么？是什么制度与文化等中国情境因素驱动了海尔与众不同的战略变革历程？海尔的战略迭代承载了哪些时代元素与中国智慧？它在战略理论发展中又有什么世界意义？海尔制能否为中国制造企业提供通过“互联网+”实现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模式？核心领导者的个性、价值观与海尔战略变革之间有什么关系？主流管理学并未触及的“社群化”概念能否成为物联网时代企业运营的一种新型战略？以上诸多问题都是海尔制在战略层面提出的研究课题。
战略选择决定了海尔制的组织结构，此即钱德勒的“结构追随战略”命题。组织是对人员、资本、设备、信息等资源与能力的配置，是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组织结构如同企业的“骨骼框架”，其内容包括汇报关系、管理幅度、信息沟通和问责机制等，组织结构设计影响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和路径，同时也是战略执行与控制的维系基础。
海尔的组织变革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再次印证了钱德勒关于战略决定结构，组织能力和管理力量而非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增长的观点。
海尔的历次战略变革都导致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与五次战略更迭相对应，海尔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科层制企业（“正三角”），经由事业部制企业（扩大化的“正三角”）向网络型组织（“倒三角”），进而向平台型企业（利共体、小微）转变的过程。
快速迭代的海尔组织结构变革，为海尔制在组织层面提供了一系列理论研究问题：海尔的平台型企业如何在科层权力与市场价格之外开启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它能否成为“后科层时代”的组织典范？大型企业通过孵化创业小微来增强组织活力对于经典的组织理论有何冲击？小微与平台的关系以及小微企业运行的机制是什么？智能互联工厂与福特制、丰田制的区别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响应了新时代的环境对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要求？海尔在消灭科层制的同时如何在组织中释放人性的力量？这种剧烈的结构变革又对组织的内涵、功能和企业的性质产生什么影响？
组织结构决定了海尔制的权力体系与领导激励方式。组织结构搭建了企业各类资源和能力的组合框架，剩下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在这个结构框架下，运用权力体系进行人员管理，激励并领导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工作。由组织结构决定的权力为谁拥有及权力运作的流程是影响组织效能的关键要素，它影响和塑造着组织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态度。
与平台型企业的组织结构相适应，海尔的权力体系形成一种特色鲜明的权力倒逼机制。在该机制中，权力的来源是被传统领导理论排斥在外的“用户”，而权力行使的焦点则在传统管理理论中处于权力底端的“员工”（“创客”），而创客所归属的小微和平台则为其提供支撑性服务，在这里，海尔将用户与员工无缝对接并实现权力体系的自下而上的贯通，即“人单合一”模式的精髓。
海尔的员工每个人都有公司主人翁的态度，而且获得相应的授权，是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进行自我管理和人人自治的CEO和创业者，目标的制定、执行的监督以及工作激励都由员工自我生成和自动优化。在人员管理这一个体层面上的巨大变革，使海尔制对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产生巨大的突破：组织能否将企业家精神赋予基层员工，使员工创客化，打造全员共治的动态合伙人机制？该机制具体是如何实现和运行的？海尔的“创客所有制”与西方学者提出的“股东所有制”、“员工所有制”有何区别？海尔的权力倒逼机制能否提供一种后现代社会“无领导”、“去中心化”的新型领导模式，通过物联网技术在企业中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理想？
在这种机制中，分散多元的员工活力与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整合力有无矛盾，如何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如何在权力、价格与信任之间界定创客、小微、平台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以用户为导向，并具有诸多自主决策权的创客来说，通过无数个独立的小微企业来创造用户价值，这样会不会切断员工和公司的情感联系？新的组织凝聚力和认同感又来自何处？小微运行的动态合伙人机制在激活基于计算逻辑的内部市场活力的同时，有没有为情感与价值观留有空间？主流的经典管理理论对此都鲜有解释，也是海尔制需要深入探讨和完善的理论问题。
管理哲学、商业模式、战略选择、组织结构、领导激励各维度互动沉淀的结果构成了海尔制的独特企业文化。威廉·大内（1981）认为，企业文化是由企业的传统和风气构成，是构成员工活力、意见和行为规范的一系列价值观。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对组织稳定性、一致性和存在意义的基本需求，它与管理哲学息息相关，信仰和价值观是其核心部分。组织文化是战略、组织、领导、激励等管理职能沉淀的思想产物，同时也对这些职能的有效发挥产生重要的支撑作用。
海尔制管理思想的一个共同起点是张瑞敏的“企业即人”观点，优秀的企业具有能够引起人性共鸣的强大文化影响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如何理解人以及人性，并将之深深嵌入在组织运行的每个环节之中，从而沉淀为一种无所不在、潜移默化的企业文化。作为海尔企业文化的建造师，张瑞敏历来重视企业文化对于管理模式创新的引导与辐射作用。《创客：新工业革命》的作者安德森在海尔调研结束时感慨，“张瑞敏是一位思想文化大师，他坚信文化决定命运，唯有文化无边界，企业才能无边界。在海尔发生的‘人人创客’运动，就是要将海尔打造成一家超越各种文化差异，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企业”。
目前，海尔的核心价值观被界定为“诚信生态，共享平台”，这与其商业模式、战略和组织结构高度一致。具体来说，它包含“以用户为是，以自己为非”的是非观，“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发展观，“人单合一双赢”的利益观。简言之，用户至上、创新创业、互利双赢三者构成了海尔的文化基因。
具体来说，海尔的企业文化理论包含以下息息相关的系列问题：主流的组织文化理论能否解释海尔的企业文化基因？从服务于人与人性的角度以及组织文化的构件来看，海尔的企业文化有无需要完善之处？海尔制不断求变，持续进行“颠覆式”创新与创业的过程中有无更为恒定的价值观，即海尔“万变不离其宗”之“宗”是什么？是否需要系统梳理海尔企业文化的建设成果，对海尔精神进行淬炼，组织起草、制定海尔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海尔管理模式的集中表达？海尔的企业文化有没有达到Mlab与MIX联合创始人波莉·拉巴尔（PollyLaBarre）所说的标准，即“扁平化、开放式、自由性，和完全以人为本”？海尔制能否在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之间以价值创造作为平衡标准将效用计算与福利情感予以整合，实现“价值观笼子里的自由自在”？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深化海尔制的管理哲学，进而推动海尔制在各种赞誉与争议中获得持续性发展。
海尔制的研究路径与研究生态
最后，海尔制的研究需要增强组织性与统合性，选择多元研究方法，覆盖管理知识从生产（科学研究）、传播（教育培训）到应用（决策咨询与复制推广）等研究生态链的各个环节。
学术研究不同于商业活动，其本身具有公益性、外部性。管理类的学术研究虽然具有应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往往还具有时效上的滞后性和因果关系上的模糊性），但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以利益和价格机制替代公共责任，则易于使研究活动丧失客观性和公共性而难以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海尔制历经近三十四年的实践锤炼，涉及几乎所有管理维度的理论创新，系统开发完整的理论体系，全面对标主流管理学并重新书写物联网时代的新管理理论，发掘海尔制在管理思想史和企业史上的意义，是具有历史沉重性的艰巨任务。
这种研究任务远远不是单单依靠几位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各自承包所擅长的研究项目就能实现，因而组建专门的海尔模式研究院并整合高校、企业、协会、期刊等各类研究资源，建立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研究社群，增强海尔制学术研究的组织性和统合性十分必要。
目前海尔的研究资源高度对外开放，向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从事项目研究的各类平台资源。这种研究组织方式的优点是可以灵活运用全球研究资源，并且以相对较低的研究成本取得短期有效或满足预期的研究成果。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研究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以开发系统、厚重而成体系的理论成果。因而，在研究组织方面，需要探索项目制研究与常态化研究并行机制，孵化海尔制学术共同体，建设海尔制研究生态社群。对内整合集团的模式研究资源，以内部市场化形式接受各平台的研究委托，促进研究资源和研究信息的共享；对外，以各种形式拓展与科研机构和学术媒体等外部学术生态的合作，推进建立合作研究和交流推广海尔制的全球研究联盟。
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倡导具有问题意识和思想高度的研究，鼓励思辨研究、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等多元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保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实现研究目的至关重要，海尔制的研究需要延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反对缺乏深刻思想和问题意识的实证主义主导的纯粹西式研究，同时反对缺乏科学规范和严谨性不足、主观武断、空洞抽象的本土研究。
如果我们希望将海尔制提升为一种新时代的管理范式，则应该注意以下四个紧密相关的要素：既要掌握西方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知识，弄清何谓理论和何谓科学，方能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普适性；又要掌握中国哲学和本土智慧，弄清中国特殊的制度与文化情境，方能增强研究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又要熟悉掌握西方管理思想史和前沿理论，弄清战略、组织、领导、激励等各管理维度的基础理论和学术动态，方能在对话和批判中增强研究的全球化和世界性；又要长期跟踪海尔与中国其它卓越企业的创新实践，弄清海尔创新的真实而具体的运作过程，方能在比较中增强研究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在研究生态方面，以科研为中心，打造结构完整、良性互动的产学研生态链条，覆盖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教学培训、推广交流等各相关领域。
其中，处于知识生产环节的科研是第一要务，是海尔制理论发展与对外输出模式的原动力和知识源泉，是海尔企业文化和思想影响力的根基。没有强有力的科研和高质量、成体系的研究成果，其他各环节活动的开展均成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除研究之外的其他各环节本质上都属于海尔制的传播与输出活动：决策咨询是对公司内部经营的服务性活动，海尔制与海尔人单合一模式都随着时代变化和公司战略进行动态发展，研究和开发海尔制的同时，也需要完善、升级和发展海尔制，为海尔集团战略经营和组织管理提供决策咨询和理论指导；人才培养、教学培训、推广交流、创业指导都是海尔制对外在教育、企业、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成果输出和应用。
作为物联网时代中国管理模式的代表性成果，海尔制能够在中国高校商学院人才培养、管理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企业高管培训、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等方面做出更为广泛的社会贡献。
寻找这些领域存在的痛点和解决方案，通过海尔模式在每一个环节建立节点网络，整合生态链资源，在输出、应用海尔制的研究成果同时，探索海尔制从企业模式到社会模式，从中国模式到世界模式的可能性途径，提升海尔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责任编辑：高菁阳
胡国栋：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海尔集团海尔模式研究院副院长、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