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新两国在若干重要领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但可抽取其公司治理的精髓，再根据中国国情予以本土化改造
□周施恩
长期以来，新加坡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成就一直为世人瞩目。截至2015年3月底，淡马锡旗下资产2600亿新元，是最初本金的730多倍，成立41年来的“股东复合年化总回报率”高达17%（TemasekReview，2015），骄人业绩远超同期私营企业，并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投资“AAAA”的最高信用评级。淡马锡的经验充分证明，所有权性质并非决定企业效率高低的根本因素。如果国有企业不享受特权、公平参与竞争，在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还能让全体股东即全国人民普遍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发展好国有企业。
淡马锡定位的战略转移
1.国联企业的旗舰。新加坡在独立初期的工业化进程中，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资金与技术密集的产业以及道桥、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基本都由政府负责，所以这些企业又被称为“国联企业”。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国联企业数量越来越多、门类越来越全，如何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1974年，新加坡政府授权财政部筹划组建了淡马锡私人控股有限公司，并赋予它“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使命。根据规划，淡马锡持有新加坡开发银行等36家国联企业中价值约3.45亿新元的国有股权。
2.财富增值的投行。2002年发布的《淡马锡宪章》（以下简称“宪章”）赋予了淡马锡公司新的使命：“通过培育成功而有活力的国际业务，淡马锡将帮助扩大和深化新加坡的经济基础。”2009年修订的《宪章》将淡马锡明确定义为：“坚持商业原则的投资公司”、“以价值为本的积极投资者”和“积极的股东”；其使命是，通过“增持、减持或维持其在公司的投资、其他资产或领先的创新产品及业务”，“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并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此外，新《宪章》还极力将淡马锡描述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承诺将其部分收入用于“支持和帮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成长与发展”。比较而言，此版本放弃了“培育本国公司”、“拓展和深化本国经济基础”的说法，以淡化外界对淡马锡在国际商业运作中抱有某种“政治目的”的怀疑。
相对来说，2015年修订的《宪章》最醒目的变化有三处：一是通过广纳国际商业精英确保董事会决策的高水准和全球视野，同时也以无言的方式向外界证明了淡马锡的决策透明度；二是进一步向外界说明了新加坡政府与淡马锡、淡马锡与其所投资的公司之间的“纯商业”关系，两者的合理结合明显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外界对其抱有“政治目的”的疑虑；三是将其一直在承担且无法掩盖的根本任务公开——“保护我们过去的储备金”。
中国与新加坡在若干重要领域的异质性分析
虽然中新两国都经历了列强殖民、二战创伤及建国早期的经济重建与赶超等阶段，但两国在若干根本领域的异质性仍是显而易见的。
1.资源禀赋与经济总量的巨大差异。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新加坡的1.3万倍；中国领土东西相距5200公里，南北相距5500公里，地貌几乎涵盖了从高原到盆地、从雨林到沙漠、从热带到寒温带的所有形态，自然资源丰富（虽然因人口多而被摊薄），战略纵深广阔。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人口13.68亿，是新加坡的250多倍；中国2014年的GDP总量为10.38万亿美元，约为新加坡的34倍。
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排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即使按照货币法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也会在202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巨大飞跃，同时也实现了从商品输出向资本、技术与装备制造输出的转变，综合实力也有了大的飞跃。
2.战略目标的巨大差异。新加坡推出的“工业21”发展计划、“智慧国家2025”等中长期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促进制造业多元化，以减少对某一行业的整体依赖；美化和优化软硬件环境，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加强与各国的联系，从世界各地引进资本、知识、思想和人才。透过其一系列政策措施，高收入城市型岛国的战略特征依稀可见。
基于“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定位，邓小平同志曾于1987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设计了“三步走”战略。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十八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中国发展任务之艰巨、目标之远大、工作之全面，都是新加坡现阶段所难以比拟的。
3.国际地位的巨大差异。从李光耀于1966年提出“世事多变，适者生存”，到1989年的“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再到世纪之交的“新加坡通过跨国公司，利用高科技和高水平管理来进行工业化。跨国公司是新加坡的企业火车头”，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型岛国的发展定位跃然纸上。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表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面对“苏东巨变”，邓小平同志也冷静而敏锐地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样也算一极。”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上提出：“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甚至就连李光耀本人也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4.发展方式的巨大差异。继20世纪90年代提出“把经济发展空间扩展到海外”的总体思路之后，新加坡近年来不断谋求更大规模的全球化投资。正如其现任总理李显龙所言，全球化理所当然是为新加坡设计的。尽管独立初期的新加坡失去了马来半岛作为腹地，但却成功地把全球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这对于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便利且非常富裕的岛国来说，是一个别无他法的正确选择，但对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庞大且工业化并不十分充分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发展方式显然是不够科学、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