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上百年中国将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在1990年后就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000年只有1.22。2015年、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05、1.2，远低于预期的1.8、4.4。可见，人口危机超出想象。
受低生育率的影响，日本、欧盟经济活力减弱。而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欧盟还低，2010年-2015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约1.17，日本、欧盟、俄罗斯、美国、印度分别还有1.42、1.58、1.68、1.88、2.37。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降到1950年的22%、1980年的22%、2018年的17%。预计到2050年、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降至10.8亿、4.8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1.9%、5.4%。人口总量下降也必然导致人口结构恶化。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则是阻力。日本、欧盟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劳动力/老人（20-64岁/65+岁）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15-29岁的青年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人群。老龄化指数是指100个儿童（0-14岁）对应的老人(65岁及以上)数，数字越高说明老龄化越严重。如表1所示，可见未来上百年，中国将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欧美国家生育模式的转变
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较为超前，人口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由于生育意愿下降，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等因素，欧美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法国在一战期间、美国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生育率曾跳跃性下降。二战后，生育率上升，出现婴儿潮。
1960年之后，受六大因素影响，美国的生育模式发生了质变。第一，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第二，社保制度日臻完善。第三，1960年口服避孕药上市。第四，“性解放”运动弱化了家庭价值。第五，1967年后各州相继实行无错离婚法，离婚率攀升。第六，1973年堕胎合法化。受这些因素影响，其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家庭价值观，并制定了有利于生育的经济政策，离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到1990年的2.1。
随着发达国家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养孩能力提高，同时政府又不断提高儿童和社会福利。比如，美国用于儿童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0.6%增至1980年的1.4%、2010年的2.6%；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30年的0.6%提高到1960年的6.2%、2016年的19.3%。很多妇女靠自己和社会福利就可以养育孩子，于是非婚生子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2009年的41%。
法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比美国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非婚生子比例也更高。这还与文化传统有关，东亚国家、以色列、穆斯林国家的比例低，而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比例高。2015年美国、白人、黑人、拉美裔的非婚生子比例分别为40%、29%、70%、53%。
欧美人口政策难以持续
各国的生育率、公共家庭福利、教育、母亲产假如表2所示。除此之外，很多国家还有父亲的育儿假，比如日本可休52周，薪率为58%，但是只有2%-5%的父亲休假。而美国没有带薪产假，只有12周无薪假。
“家庭福利”指为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如儿童支付和津贴，育儿假福利和托儿服务）。法国、英国、北欧福利国家用于家庭福利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因而生育率较高。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则相反，社会福利制度对稳定生育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难以持续。
可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提升生育率；而公共养老金、用于老年人的社会支出越多，生育率越低。
美国的老龄化指数将从2015年的76%升至2050年的151%，“在世的”老年人福利必将压制“未出生的”的儿童福利，生育率将下降。
美国用于儿童福利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2.5%降到2016年的2.1%，预计2027年将降到1.8%。而用于成人的社保、医保等，占GDP的比例将继续快速增加。
2014年美国政府用于每个老人的福利是儿童的2.3倍。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将从2015年的4684万人增至2050年的8613万人。并且老年人参政热情高，比如2000年－2012年间的四次总统选举，18-29岁、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为42%、58%、67%、70%。
美国的生育率已从2007年的2.12降到2012年的1.88、2017年的1.76，法国从2010年的2.02降到2017年的1.85，北欧福利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也从2010年的1.98、1.87、1.87、1.95、2.20降到2017年的1.79、1.77、1.49、1.62、1.71。
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赖特说：“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现在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浪费，即爱的浪费。”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利他主义”。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主导家庭，可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利己主义”主导市场，可提高市场效率，而“利他主义”在市场上却没有什么收益。
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父母“各子其子”，孩子“各亲其亲”，因此“货力为已”。但是社会养老使得“不亲其亲”，儿童福利使得“不子其子”，纳税人既当“公共父亲”，又当“公共儿女”，这种大锅饭是低效的。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福利国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补助单亲家庭，是把养家的责任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地转移给纳税者，国家充当“父亲”，从而产生更多的单亲家庭。
美国比欧洲更保守，共和党支持者更加恪守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支持“小政府、大家庭”，他们家庭完整，非婚生子比例低，生育率高。将美国各州2012年、2016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对共和党、民主党的支持率平均，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欧洲政党的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类似。美国在社会福利、税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较高，今后提升生育率的制度空间还较大，而法国和北欧的空间则小得多。
传统家庭模式像森林的大树，而社会福利制像室内的盆景，好看但长不大。而现在全球经济社会化程度很高，尤其是中国将有大量老人老无所养，如果废弃社保，乃“杨氏为我，是无君（社会）也”，将导致人道灾难和社会动荡；但是如果养老、养幼过度社会化，乃“墨氏兼爱，是无父也”，难以持续。孟子认为：“无君无父，是禽兽（非人类文明）也。”是故，应该建立“园林”模式，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家庭为主，社会为辅。
中国鼓励生育的难度最大
现在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01-2015年，新加坡华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平均生育率分别只有1.11、1.15、1.06、1.00。
这是因为儒家父母强烈的利他主义，在高养育成本下，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追求质量。比如，儒家有“孟母情节”，教育成本高会降低家长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受教育周期延长，挤压生育时间，婚育年龄全球最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而美国只有26岁）。
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中国的理想子女数和一孩次生育率（生育环境的风向标）都是全球最低。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将惯性延续。而20-34岁育龄妇女则将从2011年的1.52亿人降至2035年的0.88亿人。
有人认为，古代战乱也曾导致人口锐减，照样度过了危机，人口政策“任其自然”就可以了。但是古代战乱，只是减少了人口（尤其是老弱病残）数量，并未破坏结构。并且当时人口有造血功能，能迅速恢复。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并且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
1.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中国人口结构不优，要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应柔性设计，禁止强制。
2.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修改教科书，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的“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
3.强化家庭价值观。信奉家庭价值观的人，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扶养孩子。比如广西钦州、玉林、贵港以及广东茂名等地传统家庭价值观保存较好，2010年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而东北则相反。美国各州政府的人均儿童投入，犹他州最少，但由于家庭观念强，生育率全国最高。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
4.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保制定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建议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共同纳税多，退休金也多。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既多生孩子，也养好孩子（避免不负责任生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有所提高。离婚增加了该制度的设计难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核算平衡的制度，需要精细设计以公平地保障妇女权益。
给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由国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雇主就不会歧视女性。带薪产假可由祖父母分享（算工作、计工龄、缴社保），以便让母亲早返职场。多孩家庭可返税。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做到“添孩不加银”。
5.平衡儿童福利和老人福利。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才利于社会持续发展，应增加提供儿童福利。以色列的生育率远高于日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对儿童福利压制较轻，日本则相反。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教育的GDP占比，以色列分别为2.3%、5.7%，而日本只为1.5%、3.9%；而用于卫生、老年人口的GDP占比，以色列只有5.1%、4.7%，而日本却高达7.8%、10.7%。
今后中国劳动力减少，“面包”越来越少。应该设立红线，让社会养老只能获得红线内比例的“面粉”，养老产业、养老智库的职责是用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出味美、足量的“面包”，而不是瓜分到更多“面包”。
6.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在农业社会，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无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丧失了生育能力。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政府应给予生育补贴。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42万日元，此后每孩每月补贴额：未满3岁者，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前两个孩子分别为1万日元，第三个（或以上）孩子1.5万日元；此外，初中生每月1万日元。
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渐提升到5.5%，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费产检、分娩。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儿中心、课后托儿班，3-5岁幼童免费入园、入托。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幼托。限制课外补习班，加强课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师。完善大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为大学生创造打工条件。
培育清纯的民风，降低婚嫁成本。保障饮食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护生育能力。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