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质疑早已有之。早在半个世纪前，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就曾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我们所拥有财富的美感，也不能反映我们婚姻的宝贵。它不能体现公共辩论中所闪现的智慧，也不能体现公职人员的恪尽职守。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将所有一切都量化为一个冰冷的数字，却忽视了那些真正宝贵的内涵。”
如今，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竞赛中，有关数量与质量的争论再次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欧亚地区至少需要上万亿美元的投资来振兴该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一需求注入了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根据多项估算，“一带一路”倡议至少会带动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沿线70多个国家连接起来。
但是，与GDP指标一样，这个“1万亿美元投资”的总量指标也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这些投资能帮助到沿线国家那些最需要的人吗？资金会被投入到具有可行性的项目还是无价值的项目？是否会不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投资会增值还是贬值？正如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所言：“挑战在于确保‘一带一路’项目和投资去往所需之处。”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只由几个简单的量化指标来衡量。
如果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中重数量轻质量，那么最终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150年前修建跨美铁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时，人们对速度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安全的重视，在规划线路时只考虑便利性而漠视对沿线环境的保护，财务状况也是不透明的。结果就是，铁路修建工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铁路服务于精英阶层利益，公共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最终，这些错误的决策间接导致了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中，中国应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原则包括安全性、可持续性、可靠性等等。这些原则均绕不开两个核心问题：
1.高质量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支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高质量通常被视作昂贵、奢侈的同义词，高质量可能被认为是可有可无、非必需的。不切实际地强调质量，无疑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失去可操作性。
2.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也并非易事。虽然对于“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认识正在不断提升，但对于质量的定义却不尽相同。比如“可持续性”原则，这一简单词汇就可以涵盖从环境保护到融资、维护等方方面面的议题。这实际上需要一种平衡：越多的定义，就越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而如果没有具体的定义，这些原则可能就被当作陈词滥调了，尽管得到支持但无法落地。
因此，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制定一套具体的衡量和监控项目质量的国际标准。客观的国际标准有助于明确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具体内涵，提供最佳实践案例，帮助各国决策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也就是说，在这场关于数量和质量的争论中，我们既要强调质量，也要引入量化标准，从而使质量指标更为明确、可行。
（作者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