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Lamy）日前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包括从退出TPP到考虑重返TPP、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其真正风险在于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有必要准备替代方案，以确保多边贸易体系正常运行。
今天的逆全球化本质是民族主义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在逐渐回暖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运动兴起、地缘政治动荡等。你怎么看当前全球经济存在的问题？
帕斯卡尔·拉米：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存在错位与脱节，这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方面，目前全球经济整体表现不错，至少比过去10年要好，主要经济体都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但在政治方面，国际紧张关系普遍存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存在用硬实力取代软实力的趋势。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错位与脱节，可能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分化加剧，对全球化、减贫和缩小贫富差距带来不利影响。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帮助我们应对保护主义、推动进一步开放。我们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社会来实现这一点。所谓的保护应该是保护全人类、保护地球，而不是其他保护主义。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为什么会出现保护主义的问题呢？
帕斯卡尔·拉米：应对保护主义需要全社会的团结和归属感，但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以贸易为例来解释为什么全球没有这样的团结和归属感。从历史来看，18世纪的全球贸易改善了人们的福祉，但全球贸易的确也导致了一些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有很多利益受损者，19世纪贸易的开放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来实现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影响。我想进入20世纪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再是关闭市场、禁止贸易、实行保护主义，而是提供充分的政策，包括社会政策、教育、培训、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同时，这也涉及企业、工会、民间组织、政府之间的合作。我们现在非常明确地知道，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还是任何人类活动，开放都要比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更好、更公平。向保护主义低头会让所有人受损，这是一个负和博弈。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当前一些国家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未来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会越来越尖锐吗？
帕斯卡尔·拉米：我们看到，逆全球化运动背后的根源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逆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贸易和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比如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发生了反全球化示威，人们的口号就是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扩张。但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整体上是受益者。
但是现在的逆全球化运动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认为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不利，这和过去有很大不同。如果放在政治光谱上来看，反对全球化的人要么属于极左派，要么属于极右派。因此，在我看来，今天的逆全球化本质是一种民族主义。甚至有一种极端的偏见，认为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而坏人才是全球化主义者。
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减少社会不安全感的制度体系无法跟上全球化前进的步伐，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是痛苦的：它提高了效率，但代价是弱势群体因竞争更加激烈而受损。但总的来说，历史表明，贸易是越来越开放的，正如李嘉图和熊彼特所解释的，国际分工具有自身合理性。
因此，我认为全球化不会倒退，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去全球化趋势。比如欧元区共同市场，它仍然是一种全球化模式，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市场一体化流动的本质是不变的，但具体内涵又跟以往的全球化有所不同。
中国经济报告：很多人质疑全球化导致了各国经济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技术而非全球化导致了一些国家的不平等和失业问题。你对此有何评价？
帕斯卡尔·拉米：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能源革命、互联网革命、集装箱革命、数字革命，还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改变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都是技术。
这是否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我认为并非如此，贸易是技术变革的传送带。贸易可以让技术更快地改变落后国家。一项技术或发明创新，在开放体系中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封闭体系中快得多。开放体系也更容易激发创新，因为创新源于开放的思想和信息流动。比如数字经济现在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可以衡量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量，但无法计算数据的流通量，这些数据是指数级的。数字经济的繁荣与开放体系有很大关系。总体而言，技术力量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变革，而贸易的开放增强了这种力量。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自由贸易的前景？
帕斯卡尔·拉米：近年来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设置贸易壁垒的目的是保护本国生产者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但现在这种逻辑正在消失，因为全球价值链越来越碎片化，专业技能是出口附加值的主要来源。因此，贸易壁垒不再是关税，而是调整生产或出口到具有不同监管体系、规范和标准的市场的成本。贸易壁垒的逻辑从保护生产者转变为保护消费者。这种逻辑的转变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数据保护、转基因、激素、环境保护等。今后各国必须在这些领域协调一致才有可能开放贸易。
应准备“WTO减美国”的应对方案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过去几年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
帕斯卡尔·拉米：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因为竞争更激烈、效率更高。我们有一套多边规则，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执行机制，为贸易争端提供稳定、可信、程序正当、公平的裁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多边贸易体系方面的工作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我们不断开放贸易，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当然，多边贸易体系并非完美，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改进，如进一步开放市场、规范补贴和政府采购行为等。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通过谈判来实现。国际贸易需要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实力和强权，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因此，大家应努力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这个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也许这个体系需要调整和改革，但我们必须巩固它。
中国经济报告：自多哈回合以来，为什么多边贸易谈判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帕斯卡尔·拉米：如果说多边贸易谈判面临很多瓶颈的话，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在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很多穷人的发达国家，而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很多富人的发展中国家。
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改变，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尤其坚定。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因为农业补贴问题弱化了上述分歧，但特朗普则是进一步挑战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是否会对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造成冲击？WTO应如何应对？
帕斯卡尔·拉米：只要我们仍在这个多边体系中，贸易战就不会爆发。我认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只能称之为贸易争端，这是我们目前的处境。但如果这种反对保护主义的多边体系被破坏，我们可能会回到过去那种强权和保护主义主导的状况。这并非全无可能。
目前来说，唯一对这个制度和贸易体系不满的经济体是美国，美国的政策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现在还无法获知答案。但大国角力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现在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对世界贸易体系有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大家因为不满而使得现有体系受到摧毁、不再稳定，这将是非常大的风险。对于美国而言也是如此。虽然美国认为自己脱离这个体系没有问题，但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国家，因此美国退出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也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
WTO如何应对？首选计划当然是进行谈判，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美国认为WTO有问题，其他一些成员国对于WTO如何改革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判。如果首选计划行不通，至少要确保那些认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应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的成员，在WTO现有框架下成立一个必要的联盟——“WTO减美国”。因为WTO是一个具包容性的全球组织，如果某些成员没有认识到WTO的价值，其他成员也许可以继续在这个框架内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担任WTO总干事，你对WTO的改革有何建议？
帕斯卡尔·拉米：WTO比其他国际组织复杂得多，特别是其执行、监测和争端解决程序都十分复杂。WTO能做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定，这是其他国际组织所不具备的。但与此同时，WTO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先进，比如秘书处是一个为成员国服务的简单公证人，不能提出建议。为了使WTO运作更有效率，应该允许比外交官更专业的专家来审查谈判方案并提出建议。此外，现在WTO有将近170个成员，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考虑，如果所有问题都要达成一致才能签协定，效率会非常低，WTO可以适时改进谈判方式。
中国经济报告：美国是否会与一些国家组建全新的自由贸易俱乐部？
帕斯卡尔·拉米：当我看到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的有关“WTO是一场灾难”的言论时，我就开始思考他会怎么做。
一种可能是特朗普希望提高谈判能力，使美国处于有利地位。那么特朗普所希望的谈判是双边还是多边的呢？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和中国是倾向于在WTO框架下进行谈判的，因为多边体系比双边贸易更稳定和公平。但欧盟在一个问题上是完全支持美国的，即中国应该放开政府采购市场。同时，欧盟也支持中国的一个观点，即美国农业补贴扭曲了贸易，以及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应限制在合理水平。因此，如果特朗普的意图在此，那么在WTO框架内的谈判还有很大余地。
另一种可能是特朗普希望用双边协定替代多边框架，通过谈判达成特定的、有针对性的、有利于美国生产商的贸易优惠。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很可能会抵制。当然，这也意味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更加系统性和危险的挑战。美国可能会把目标对准WTO，让双边主义成为新常态，因为，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能够永远在双边贸易较量中获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贸易伙伴应联合起来，保护多边体系免受美国的冲击。
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到底是改善美国的现状，还是打破过去50多年来在美国指导下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也是我认为保护多边贸易体系规则十分紧迫的原因，多边体系是我们遏制保护主义抬头的最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