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一大奇迹，而深圳的突飞猛进好比这一奇迹的金字塔尖。1979年深圳建市时，全市GDP还不足2亿元，仅是南方边陲一座不起眼的小城；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2万亿元，猛增了上万倍，位列全国第三。
这座横空出世的城市曾经响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提出了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崛起，发展出兴旺的进出口贸易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很快跻身中国一线城市之列。
不过，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多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国家级新区加入开放的行列，深圳特区不再独享在降低税率和简化审批等方面的优惠，亦即“特区不特”。上世纪末，深圳面临对骨干企业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下降的紧迫问题，在逐渐失去特区光环的背景之下，如果墨守成规，把思路局限于继续争取更多优惠和特殊政策，无疑会在与时代的赛跑中败下阵来。
深圳用之后十几年的发展成绩消除了大家的怀疑。通过产业不断跃升，曾处危机中的深圳找到了一条革新自强、再创辉煌的道路：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造，从制造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出发，深圳经济走过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代工制造阶段，终于踏入了位于价值链顶端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领域。作为我国高新技术最繁荣的城市，创新成为了深圳经济的主心骨和第一推动力量，深圳又一次向人们宣示了自己无可取代的优势。
如果说上世纪后期深圳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贸易增长和快速的工业化，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其繁荣兴盛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与“深圳创新”的崛起。深圳的独特优势从“有特别政策”变成了“特别能创新”。
深圳是如何完成这一华丽转身的？
“高交会”平台与珠三角完整产业链
深圳高新技术发展的成功与一个重要平台密切相关，很多国内外人士都是通过这个平台第一次关注到深圳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就是创立于1999年的“高交会”（全称“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首届高交会举办时，深圳科技力量还远不如北京、上海那样雄厚，于是筹办者争取了几个国家部委联合举办。随着当时的“三部一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加盟，原计划的“高交会”的名称之前就多了“中国”两个字。首届高交会的筹备时间非常紧张，而且筹办者心中也对展会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很没底。
经过筹办者的努力，第一届高交会就盛况空前。时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的李连和对那次开幕式印象深刻。原先担心没人气的高交会人满为患，会场里人员摩肩接踵，非常热闹。4000多个项目登上交易台，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达65亿美元，吸引了境内外各大新闻媒体1100多名记者前来采访。二十年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还曾怀念这次盛会：“我们曾为凑出必需的营运资金而四处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试图卖掉我们的QQ软件，幸运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届高交会这个平台，我们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
从第一届开始，每年一届的高交会就显示出了强大的资源聚集和调配能力，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同时也成为深圳的国际名片之一。这一“中国科技第一展”，在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打通产品从研发到快速市场化的环节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除了“高交会”的优质平台，深圳周边地区完整的电子产业链也给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环境。在电子产业界内，有着“广深高速堵车，世界电脑缺货”的说法，道出了这条高速所在的珠三角地区在世界电子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不只是电脑，珠三角地区作为全球智能硬件中心和全球电子产业中心，拥有芯片、模组、方案商、材料、代工厂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而深圳华强北则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的集散中心。这为孕育出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提供了配套硬件条件。从产品的构想到样机再到规模化生产，深圳提供了最为便捷、速度最快的创新环境。
依托这一优势，深圳得以在电子产业的硬件制造与创新上大放异彩。据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估计，2016年，中国大概有10亿部手机的生产能力，其中8亿集中在深圳。除手机以外，深圳在机器人、可穿戴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子等领域也都走在时代前列。
其中突出案例是大疆无人机。成本昂贵的无人机原本非常小众，几乎没有价廉物美的普及型产品，而大疆利用深圳及周边地区强大的碳纤维材料、航空铝后加工、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把无人机做成了大众消费品，开创了一个百亿级的大市场。而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市场中,大疆长期保持着7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其创始人及CEO汪滔曾感慨：“大疆离不开深圳，因为这里大概有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创业环境。大疆创业成长的路上，深深打上了这个城市的烙印。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更要感谢这座城市。”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崛起，发展出兴旺的进出口贸易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很快跻身中国一线城市之列。政府引导和企业自主创新
1995年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而深圳市是这一战略最积极的践行者。深圳市对政府角色有着清晰的自觉：在一些方面坚守“无为”，即在保证行政的廉洁高效以及社会的法治秩序的条件下，尊重“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经济的思维解决问题；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又积极“有为”，运用“看得见的手”，着力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直接成本和制度成本，在关键领域给予企业引导和鼓励，为深圳产业升级和突破提供了重要助力。
比如深圳产业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企业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而且由于自主研发的投入较大、回报较慢，企业家大多对建立研究机构心存疑虑。深圳市政府为此煞费苦心，出台了一系列言出必行的引导鼓励政策：
鼓励企业申报自建研究机构，一家企业试着申报后，立刻获得500万元补贴；第二年更多企业前来申报时，政府又提出申报研究所不能只有办公室，还要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于是一批企业马上去找学校等研究机构，请老师们来当研究人员；第三年申报要求又提高到要有具体的研究项目，于是企业家们又到学校去了解老师们的研究课题；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项目的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
如此一步步引导了五年之后，有一批企业尝到自主研发创新的甜头，进入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阶段，同时也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加入到研发创新的队伍中。
在政府的引导与鼓励下，深圳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极为活跃。深圳企业喜尝“头啖汤”，爱下“先手棋”，自力更生而又敢为人先。正是一批拥有蓬勃朝气的企业，令深圳成为了创新的摇篮。而深圳市政府也尤为重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曾指出，深圳创新有四个“90%”的现象：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源于企业，90%以上的专利发明出自企业，“深圳的GDP成绩好，并不是因为官员的本事大，而是因为深圳企业的贡献多。”
今天深圳已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的自主创新体系，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培养造就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华为为例，2017年，华为研发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89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15%，是唯一一家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排名前十的中国公司。
“创新之都”的新使命
凭借以上几点，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升级最为成功，高新技术发展最有成效的城市。近十几年来，“三来一补”企业逐渐销声匿迹或成功转型，更具知识含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2017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7359.69亿元，占生产总值的33%，是第一大支柱产业，同时已有11230家深圳公司通过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3%。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研发强度在国内仅次于北京，位于第二，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则位于全国首位。
在电子信息产业里，深圳有华为、中兴、创维、大疆等一系列行业翘楚；在互联网领域，腾讯控股以5000多亿美元的市值领先阿里巴巴、工商银行等巨头，占据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排名榜首；在生物科技方面，华大基因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炎黄一号”亚洲人基因组图谱等重大项目，是中国第一、世界领先的基因组测序机构；而深圳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同样发展迅猛，在石墨烯、柔性显示等领域已跻身世界前沿。
在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PCT（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表现得尤为突出。2017年，深圳的PCT申请量已经达到2.04万件，以一城之力超过德国（1.89万件）和韩国（1.57万件）。在国内，深圳的表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几乎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2017年占全国的43%），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的“创新之都”。
莲花山下，南海岸边。几十年前的边陲小镇，已经蜕变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城市，也是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热土。然而今天的深圳也没有松懈。“孔雀人才”计划、科技型企业创业资助等多个项目都在继续助力深圳创新的繁荣。为对接“中国制造2025”，深圳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深圳行动计划》，力争到2025年成为国内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的排头兵，跻身国际制造业强市之列。
在这座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青春之城里，不断改革创新已是共识，突破自我成为习惯，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互相沟通，激发着不尽的创意与斗志。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全球技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深圳担负着为我国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科创领域的“深圳军团”，将在如今的高起点上整顿行装，继续征程，努力让“深圳创新”再创新高峰。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90%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源于企业，90%以上的专利发明出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