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危机背景下民主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栾建章、拉美局局长魏强主持了对话活动。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十国的40余位政要和学者，围绕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治理挑战与经验、政党的角色与责任等问题，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及青年师生深入互动交流。
西式自由民主在不同国家都出现了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挟冷战胜利余威，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万能方程式”和“历史终结”鸣锣开道，并在强大军力的“护卫”下在全球肆无忌惮地推行“自由民主”，结果非但没有给“受众”带来预期的繁荣和稳定，反而造成相关国家持续动荡和贫穷。对于这种强推民主酿成的苦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十分深刻。
埃塞俄比亚政府政策研究中心新闻处主任赛科•盖塔丘•提鲁内指出，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式民主已经陷入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效仿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系列问题由此产生。
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柬司法行政部副国务秘书乔索帕尼认为，目前西式民主遭遇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即便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尚且不同程度深陷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泥潭中难以自拔，遑论印度等不遗余力推行西式民主但收效甚微的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的弊端可见一斑。
黎巴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黎巴嫩美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格桑•达伊巴指出，目前西方民主遭遇的困境，与资本主义内生缺陷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密不可分，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更是加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危机”。
马来西亚智库“诚信之家”创始人、国防部长希沙慕丁顾问阿卜杜拉•拉扎克•艾哈迈德指出，西方民主正在经历一场“反自由主义”浪潮，而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无疑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化进程的利益受损者——那些“被遗弃的人们”已经行动起来，通过选票发出自己的声音。
南非非国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斯蒂芬•普拉吉认为，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一场“危机”。被西方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恰恰断绝了人民追求自由的可能。
阿根廷创新阵线领袖、国家众议员赛尔希奥•马萨指出，阿根廷在实行西式民主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历史上曾经历十天内政府连续更迭而导致民主制崩溃的窘境。[1]目前，政府将大多数人民排除在公共决策过程之外，且在有效回应民众诉求方面也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指出，民主制度的困境在于其未来发展具有巨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源于精英左翼、精英右翼、平民左翼、平民右翼这四种力量之间的不断博弈。对比来看，被西方认为“不民主”的中国反而最具备“确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能够有效平衡和团结上述四种力量，积极推行“以市场创造财富、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分配财富”的发展模式，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指出，人民主权从来不可能“自我实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西式民主已沦为“失败民主”，被资本所控制的民主政治只能导致毫无效率的“否决政治”，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因此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林震指出，目前民主遭遇了“多重危机”，西式民主的弊端也延伸到环境治理领域。“民主”选举上台的特朗普宣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使气候变化谈判成果面临重大挑战。相反，中国政府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大目标有机结合，注重协调促进环境治理领域的公众参与，积极回应人民对“绿水青山”的诉求。
图为尼日利亚博利塔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博拉·阿金特林瓦发言。民主实质：程序重要，结果更重要
在政治学里，民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熊彼特、萨托利，无数大家都尝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读民主的实质，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了什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指出，“理想的民主是选民对政治议程的最终控制”。然而，现实中的“选举民主”却很难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亚非拉各国政治精英在本国民主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赛尔希奥•马萨指出，我们似乎始终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的答案：民主到底是一种值得我们追求的价值观，还是我们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民主真正的要义，是使政府有能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从而满足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诉求，使人民拥有“获得感”。
赛科•盖塔丘•提鲁内指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不应纠缠关于民主“形式”的无谓之争，而应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国内发展问题上。
乔索帕尼认为，民主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实行“善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各类需求，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稳定运转。
阿卜杜拉•拉扎克•艾哈迈德指出，民主是回答“谁决策”和“如何决策”两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凡是制度都存在弊端，如果运用不当，民主制度就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尼日利亚博利塔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博拉•阿金特林瓦认为，民主是一个过程量也是一个结果量，无论是总统共和制还是议会共和制都只是形式差别，关键在于民主模式为人民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物品，而民主的终极价值在于“惠民”。
巴西民运党众议院党团领袖巴雷亚•罗西指出，民主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工具”，每个国家使用这种“工具”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获得更好的教育、住房和公共产品。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是不存在的
美西方认为西式民主模式是人类政治发展史的“终结”，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发展中国家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在充分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优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注定没有未来。
赛科•盖塔丘•提鲁内指出，实现民主的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同时解决所有国家的所有问题。我们应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历史已经证明，相比较西式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取得巨大成就的“特殊模式”。在过去的25年里，埃塞俄比亚经济飞速发展，扶贫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其根源就在于实行了具有鲜明埃塞特色的“发展型模式”。
格桑•达伊巴认为,“阿拉伯之春”给中东人民带来的混乱和失序表明，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在阿拉伯世界已经失败，根本不具有所谓的“普适性”，而美国向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兜售其民主模式的真实目的在于借机谋取私利。
塞内加尔争取共和联盟创始成员、该党干部联合会外事负责人奥古斯丁•哈马•恩戈姆指出，西式民主在非洲大陆的推广进程步履维艰，塞内加尔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学习借鉴西方民主的优秀因素，最终形成了“塞内加尔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
博拉•阿金特林瓦认为，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国家的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式民主”就是一种“本土化”的民主模式创新，正是因为其适应了本国国情，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
强加于他人的“移植民主”注定没有生命力
医学上器官移植出现的机体排斥现象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而政治领域的“移植民主”带来的“排斥”也会对接受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美西方出于自身战略和政治利益对外强推或移植“自由民主”，却选择性忽视民主移植造成的水土不服和排斥问题，注定了西式民主的对外输出终究会成为一场历史的闹剧。
巴西民运党众议院党团领袖巴雷亚•罗西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一句名言：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实行适合自身国情的民主模式，对此我们应表示尊重而不是否定和干涉。巴西特色民主模式取得了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巴西民主”就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
赛科指出，埃塞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在非洲已经失败，帮助非洲脱贫致富的唯一途径是走发展型道路。与新自由主义假设不同，发展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至关重要。实践证明，发展型国家已经成为欠发达国家打破贫困与落后恶性循环的极佳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掘利用其人力和自然资源。
乔索帕尼称，西方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设计，可如今，无论是美国入侵之后所建立的“民主样板”阿富汗和伊拉克，还是“阿拉伯之春”后几近碎片化的中东，都无情地打碎了西方世界对“民主万能”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真正实现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有效范例。
斯蒂芬•普拉吉指出，南非曾是西方国家推行西式民主的样板，但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以来，南非人民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也没有真正摆脱贫困，这样的民主模式何谈成功？
在总结发言中，栾建章指出，政党对于促进民主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形势，政党和政治家都要有所担当，都要积极作为，切实为解决目前民主遇到的问题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