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核心的分界条款，即拉丁文本的第一条，满文、俄文本的一、二两条，规定以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石大兴安岭（外兴安岭）为界。这段话看似清晰明了，实则简单粗疏，以河而论，有正名别名、主流支流、河汊洲渚、大小岛屿……光说一个南北左右，便为日后埋下无数争端。不知是不是有所预感，清方提出要竖立界碑，并写入条约：“以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刊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而俄方全无此意，写的是：“中国皇帝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意思很清楚，你愿意立碑就立吧，我们不感兴趣。是啊，往小里打个比方，惯于打家劫舍者用得着建围墙竖篱笆吗？
清廷对于界碑一事很重视：议政王与内阁奉旨议奏，请在原定三种文字外，再增加蒙文和汉文；翰林院负责翻译，并设计了五种文字的编排式样；理藩院建议将满文、蒙文、汉文镌刻在阳面，拉丁文与俄文刻于阴面；工部则对界碑的石材、尺寸、结构提出意见，并专门致函关东三将军。咨文确定了界碑的规格样式：“此碑碑额若放榫子，则需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之石二块。制榫子需高二尺二寸、宽三尺六寸、厚一尺三寸之石二块。”好大一块碑！工部考虑到运输问题，提议在东北制作，发函请在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处寻觅合乎尺寸的大石块，并请两路查边大臣在立碑附近山上寻找石料。比起翻山越水远程运去石碑，这样做当然最为俭省利便，可在几无人迹之处开山采石，镌刻五种文字，必也有许多周折和艰辛，时间上也会较久，并不现实。
划界后的第一次查边，是与竖立界碑合在一起的，带队往额尔古纳河口的是都统郎谈。二十九年（1690）五月二十一日，郎谈等人抵达额尔古纳，“立碑于河口石壁上，镌清、汉、鄂罗斯、蒙古、里的诺五样字毕而还”。揣摩上下文义，应是携带石碑过去的，又像是当场镌刻，记述有些夹缠不清，且查边队伍有多少人，石碑如何运送，怎样安放，举行了什么仪式，有没有俄国人在场……全无记载。多年后俄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在庙街升个旗，都要细细描述，而我国边界史上这种极有意义的场景，不独正史忽略，就连当事人的传记也是一笔带过，好不令人遗憾。
郎谈经行的路上，在黑龙江右岸见到仍有俄人庐舍村屯，周边种满庄稼。他叫来村民质问，回称并非不知道两国协议，去年已接到尼布楚督军公告令撤回，但无力搬迁，只好冒死留下耕种，希望能有点收成。郎谈见说得实在，其情可悯，给予资助，命其拆除房屋，并允许他们收割庄稼带走，“罗刹等群拜，度岭而去”。是的，罗刹也有千差万别，有老实巴交的农民，若挥刀排头砍去，虽不违反协约，却有些残忍了。
根据现有史料，清廷在中俄签约的第二年派大臣在东部两路查边，分别在额尔古纳河口与格尔毕齐河口立了两块界碑。所说河口，应是与黑龙江交汇处。界碑是国土与边界的象征，却也挡不住有意越界的盗猎者与劫匪。此类盗猎由来已久。他们多出没于黑龙江北，尤其是精奇里江上游，私自捕猎黑貂，并与境内捕貂人发生冲突。在尼布楚签约期间，索额图曾提起罗刹在乌第河一带掳走7名鄂伦春猎人之事，戈洛文满口答应归还，却一直再无消息。三十年（1691）十月萨布素转呈鄂伦春首领的控诉，索额图致函尼布楚督军，指责俄人越境盗猎情形严重，并再次敦促早日送还先前的7人。
签约后两国有了较多的沟通，起初谈论的多为逃人问题，互相指责对方收留本国逃亡者，后来则集中在俄人的越境盗猎。这一沟通机制的诡异或说搞笑之处，是黑龙江将军无权与沙俄地方当局对话，所有涉外的大事小情，都要上报朝廷，再由理藩院或老索出面交涉，包括与尼布楚督军交涉。即使最后要萨布素派人去尼布楚，也要先得到批准。就这么一圈公文旅行下来，时间也就哗哗过去了。
三十一年（1692）秋天，鄂伦春5名猎户又在界内撞见俄罗斯人，质问他们为何越界，为何至今不归还掳去的7个同胞？对方共有13人，回称前面被俘者6人已死，然后仗着人多，又强行劫走一名猎户，命其他人拿貂皮来赎。这是一批齐勒尔人，原属野人女真的族群之一，投奔沙俄未久，便一改淳朴本色，沾染上罗刹强横习性。同时，在精奇里江源头的吉禄、英克、乌尔堪等地，连年发现越境盗猎的俄人，“筑有近三十处窝棚”。这些事件经层层上报给萨布素，由老萨呈送老索，再由老索照会尼布楚督军，已过去半年有余。索额图的交涉文本仍在，措辞严正，要求俄方立即制止盗猎，“务必查拿此两次偷盗之人，并当我人员之面正法”，放还所有被抓走的猎户。该函气势如虹，甚至发出战争威胁：“尔如不速行查拿治罪，以致迟缓拖延，而我亦整饬力量，派我人众越界捕猎，彼时必致相杀，复起征战，和睦之谊毁于一旦。此事关系甚大，非尔所能担承，而又确属尔方人员骚扰滋事与我无关。”呵呵，此当大清昌盛之始，阅读这些文字，真的很提气啊！
这封强硬照会由京师直接派员持送，黑龙江将军衙门官员陪同，前往尼布楚。同时送交的还有一封由内阁大臣起草，经皇上御览，署名萨布素的信，声称“本将军今一面遣发官兵查拿，并一面通告尔方严加查禁”，“胆敢抗拒者，则即行杀戮迫”。迫于压力，尼布楚当局不得不开始调查取证，并邀中国官员带着证人前往指认。由于鄂伦春受害猎户散居难寻，俄国盗猎者更是闻讯躲避，这一过程较长，但应该说尼布楚当局的追查很认真。他们将所有俄国猎人，包括投归的原居民猎户严加审讯，初步查清4个盗猎帮伙共14人，“系由四处越境分头狩猎，从未聚集一起行动”。为什么要说明这些？乃因《尼布楚条约》中做了区别：三四人越境偷猎属于小打小闹，只需分别轻重治罪；10人以上的团伙，再有抢劫杀人恶行，必须立即正法。俄方称已抓获10人，有4人下落不明，虽系少数人结伙，也没有任何杀人劫掠行径，“但为使今后不致因有人逾越两国使臣所划定之国界而引起争端，为使今后不致因有人由我国大君主大皇帝陛下境内越界而破坏和好条约，鄙人钦遵我国大皇帝谕旨，已将尤特卡·瓦西里耶夫、马丘什卡·拉普凯、伊瓦什科·菲利波维奇·什莫宁、卢卡奇·叶弗多基莫维奇·格拉特科伊4名为首者，当贵国差官之面处以死刑，而对其余从犯6名，根据友好条约，亦当贵国差官之面予以无情鞭笞并割去其耳”。这是时任尼布楚督军加加林致索额图的函，不知与后来那位同名登月英雄有无瓜葛，处理之果断，出手之重，真让清方无话可说。以至于连追索被掳走猎户之事，似乎也不好意思再提了。（待续）位于俄罗斯赤塔州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区(尼布楚)边境山村风景（刘朔/FOT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