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班上的盗窃
2017年4月7日，KQ870航班由肯尼亚内罗毕至中国广州。刚果商人马哈马杜（WagueMahamadou）搭乘这班飞机前往中国进行服装贸易。和往常坐长途飞机一样，登机后他把随身行李放置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开始睡觉。
飞行了4个小时，多数乘客都已睡去。为保证乘客休息，客舱灯光也已调暗。坐在21G座位的中国乘客罗似海却异常清醒，他在黑暗中起身，打开了右前方20H号座位也就是马哈马杜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一个黑色双肩背包，拉链上有锁，但罗似海一拉就拉开了，里面一个深色的布袋子粗略一看装着一捆捆的现金。罗似海本想把包拿到卫生间里仔细查看，不过当时卫生间有人，于是便把双肩背包放回了行李架，但把那个布袋子拿回了自己的座位。坐在罗似海旁边21H座位的乘客陈先生被这一系列动静吵醒，并未觉得有什么异常，“我以为他是在翻动自己的行李，所以没有理会他”。又过了5个小时，飞机在越南河内经停，随后前往广州。
刚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就有警察登上飞机，要找坐在21G座位的罗似海——此时尚未有任何乘客发觉此次航班的异常，亦不知警察为何而来。不过，罗似海已经在河内下机离开了。而直到出海关填写大额现金入境申报单，马哈马杜才发现自己双肩背包里的布袋子不见了——里面装着13.8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5万元！
一个月后，罗似海从广西潜返回国时即被边防派出所抓获，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其犯盗窃罪，提出公诉。这是近年来公布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中国公民实施的国际航班盗窃案。据本刊获得的该案审理过程中罗似海的辩护词、证人出庭证言以及判决书等材料，可以认定罗似海盗窃马哈马杜的钱财金额至少为6.8万美元，这部分数额有准确的兑换外币销赃及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其余或被挥霍。罗似海是惯犯，就在这起案件后一个月内，他再次乘坐内罗毕至广州的航班，以相似手法盗窃另一名外籍乘客数千欧元现金。法院一审判决罗似海犯盗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涉案扣押的30余万元人民币依法处置，返还被害人。罗似海认为量刑过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罗似海这样的“飞天大盗”并非个例。国际航班盗窃这门看似罕见的行当有着不少的“从业者”，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罗似海都是老乡——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以至于罗山被称作“飞天大盗之乡”。据公开数据，2006年至今，仅罗山县下的周党镇，就有约200人因在飞机上行窃而获刑。也正是因为罗山人的“名声”，KQ870航班降落时，广州机场警方主动进行盘查。只不过反侦察意识很强的罗似海早料到了，特意选择了在境外经停的航线并且逃脱。
2018年6月，罗山县的“飞天大盗”问题又以另一种形式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罗山县下辖的彭新镇有四名“重点人员”被怀疑在外从事国际航班盗窃，且四人滞留国外拒绝回国配合警方调查，于是“打飞盗办”（河南罗山县打击盗窃民航旅客财物专项行动办公室）给他们的家人发出了告知书并张贴在全镇。其中要求家属劝说他们回国，否则“若7日内不回的，将其个人情况在县电视台曝光、必要时将其父母、兄弟姐妹、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曝光”；“若10日内不回的，将其本人及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全部拉入诚信系统，限制出行，株连三代人”；“若20日内仍不回国的，将在其家门口、村口悬挂‘飞天大盗之家’的牌子”。
堂而皇之地提出“株连三代”这样违背基本法理的说法与威胁悬挂“飞天大盗之家”牌子的黑色幽默场景，使得这则政府告示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并被大量批评、嘲讽。在罗山，本刊记者见到了被追查的四人之一的胡清强的父母胡现付和王道芳。73岁的胡现付文化程度不高，不识字，当初是听邻里给他念的这则告示，听完既气愤又难过。“株连三代”，这是他在电视剧里才听说过的。“年轻时没教育好儿子，老了还要受这些委屈。本来就已经是泥巴了，还要被人踩上几脚。”
（插图:老牛）“飞天大盗之乡”：三步走与传帮带
哪怕一个对“飞天大盗”毫无了解的人，只要来罗山待上半天，无需别人额外解释，都能知道这里出了许多在飞机上行窃的罪犯。因为四处都贴满了号召遏制航班盗窃的标语。
从信阳市的高铁站下车，还需一小时左右的车程才能到达罗山县城。一进入罗山境内，便随处可见标语，有些似乎是写给罪犯本人的：“住手！飞机盗窃是违法犯罪会玷污你的一生！”有些写给一般民众：“全民参与共同打击飞机偷盗。”有些则语气严重，在“打击飞机盗窃”前加上“保持高压态势”“从重从严”“从严从快”的定语。
本刊记者从县城来到周党、彭新等镇，再到青龙村、仁和村等村庄走访，这些都是“飞机大盗”比较聚集的地方。从县到镇，再到各村，楼房逐渐稀少，道路愈发崎岖，唯一不变的是标语贯穿全程，它们形态各异，有的是两根电线杆之间挂起的横幅，有的是专门竖起的巨型广告牌，有的则因地制宜粉刷在房屋外墙之上。数量之多，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压迫感，仿佛这里是一个无形的战场，危险就埋伏在四周。然而此处自然风光实则秀丽，连绵的水田在山峦映衬下有如江南，反差鲜明。
与标语营造的紧张氛围形成另一重反差的，是罗山村庄里凋敝的人气。村里基本只能见到老人和孩子，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干飞机盗窃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即使有也肯定不会留在村子里的。”罗山县是省级贫困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总人口75万，而年度劳务输出达到50万人次。
周党镇是罗山县治安问题的重灾区，在该镇公安局门口，有一治安情况简介，其中提到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周党镇大部分居民外出务工，“少数人在尝到了扒窃这种不劳而获的甜头后，逐渐走上了犯罪道路”。这可以说是日后罗山国际航班盗窃群体的发端。
赌博的风气或许也与团伙盗窃相伴相生。彭新镇的公告追查了四个人，除胡清强外，其他三人的家人都已联系不上，但当地一位村民向本刊记者指出了四人中汪延勋曾经的住处。一栋红砖房，房梁都已倒塌，而四周早已是杂草丛生。“他早年做水产生意，后来好像沾上了赌，没钱了就去偷，老婆和他离婚，带着儿女去了外地，村里人早没有他的音讯了。”村民说。2013年，两名男子飞机上盗窃51000港元被成功追回（东方IC供图）本刊记者去胡清强家探访时，其父亲胡现付说，孙女还上小学时，胡清强因在火车上盗窃被判刑，家人一起去长沙探监，他想弄清事情原委，为什么要偷、跟谁偷，可胡清强要么不出声，要么顶一句：“你管我！”胡现付还提到，“他每次都是弄来两个钱，然后又没钱了，应该是在赌博”，至于是因赌博输钱而盗窃，还是盗窃来了钱所以起了赌博之心，他不清楚，也已经多年不和儿子联系了。现在儿子又因被怀疑参与飞机盗窃而被追查，他早已不关心，只想让孙子、孙女健康成长。
据本刊获得的一份发表在公安系统内部刊物的文章，时任罗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杨智林分析了罗山盗窃群体的“三步走”路线图。“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无业人员外出盗窃旅客财物之风由来已久。”杨智林写道。改革开放之初罗山就有人专职盗窃，但主要集中在大巴、火车上。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犯罪群体也“与时俱进”，到2006年左右盯上了民航航班。杨智林分析原因：“（罪犯）认为空中旅客携带现金贵重物品多，容易作案，作案后所得赃款赃物多。”据说，当地犯罪分子中流传“要想富，吃铁路，要想狂，吃民航”的话。
很快，民航盗窃团体又从国内航班“升级”至国际航班盗窃，完成了“三步走”中的最后一步。盗窃国际航班收益更大，而作案成本甚至更低了。在内地往返迪拜、澳门等航线上，许多前往购物或赌博的旅客往往携带大额外币现金，且这些线路的折扣机票、签证等都容易购买和办理。还有人认为，国际航班行窃可以钻法律的空子。
在周党本地的一个网络群组中，自称曾做过这一行的张岭说，他第一次出国是辗转数个国家到达土耳其，最终收获6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赃款。曾有朋友劝他，赚了这“第一桶金”又没被发现，就不要再干了。“根本控制不住啊。在家整三亩地，一年见不到几个钱。跟一趟飞机，多的能有十多万，你说哪个来钱快，豁出去了。”张岭说。当初选择国际航班作案，还因为他听说盗窃同等财物外国相对量刑较轻，“有的偷了几十万才判了一年”。不过张岭本人最终被中国警方抓获，获刑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有所谓“属人管辖原则”，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以理论上而言，无论中国公民在哪国航空器、哪国为起落地的航线上对哪国旅客实施盗窃犯罪，都受中国法律约束并可以被中国警方抓获、由中国法院判决。
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法学教授刁伟民向本刊介绍：“如果飞机飞行过程中发生犯罪行为并被发现，通常机组成员会将嫌疑人移交给降落地国家警方。这对机组而言是最现实可行的办法，而且《东京公约》也保障了降落地国的管辖权。”《东京公约》是航空领域保障安全方面最主要的国际公约，全称为《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于1963年在东京制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为缔约国。而一旦被移交给降落地国，案件的处置多少有了不确定性。“有些国家倾向于按照属地管辖原则自己审理并处罚，有些国家则倾向于将嫌疑人引渡回国籍国，要看他们的司法制度以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刁伟民说。
在国际航班上盗窃，只要被及时发现和抓获，基本不可能逃脱法律制裁，即便存在案件按照外国法律审理其量刑标准与中国不同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亦有如下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真正较为棘手的是，盗窃行为一旦没有在乘客们下机前被发现，处理起来难度就大大增加。北京的张女士曾在国际航班上丢失了放入手提行李中的单反照相机，她告诉本刊，正是因为离开飞机之后才发现并报案，导致问题最终未能解决，“降落地警方说我无法排除在机舱以外其他地方被偷的可能性，也无法再去盘查同机乘客”。据刁伟民介绍，现阶段行业内各项安保措施、法规的重点以及机组人员的主要精力在于防范劫机等严重威胁飞行安全的犯罪行为，处理盗窃问题亦在职责之内但无法替乘客做到滴水不漏的防范，民航客机机舱内通常不安装摄像头的行业惯例也导致取证困难。“其实只要旅客自己有一定的警惕意识，哪怕只是飞机降落前检查一下贵重物品，航班盗窃问题基本可以杜绝。但罪犯利用的就是人们通常想不到国际航班上还会有职业盗贼这一点。”刁伟民说。除了作案收益与风险之间的考量，国际航班盗窃之风在罗山愈演愈烈，也与熟人间的“传帮带”有关。曾做过“飞天大盗”的张岭说，这一行是团队合作，飞机上行窃时常有人帮忙望风，且多是叔侄、兄弟组合，亲戚之间较为信任，村子里一传十、十传百，干的人越来越多。杨智林在文章中也提到，“犯罪嫌疑人作案回乡后大肆炫耀其作案成果，于是盗窃民航旅客财物之风愈演愈烈”，民航盗窃团伙最终从周党镇个别村组扩散到罗山全县。
目前在外地工作、家乡在周党镇的徐强告诉本刊，自己至少15年前就听闻周党有人从事民航盗窃，他认为这种风气日益壮大与政府早年不作为有关。“以前在外盗窃的人过年回来，如果派出所找他们，他们就‘孝敬一点’。”不过徐强补充，这一点是从亲戚处听来，并无确凿凭据，但政府确实缺少治理动机，因为犯罪行为不发生在本地，对本地治安不产生影响，而且当时县里有着所谓“白猫黑猫，只要把钱搞回来就是本事”的风气。“早期有苗头不治理，形成公害后再加上政府作风懒散，就形成这种状况。”徐强说。
不过，眼下罗山县政府在此问题上绝非“懒散”，因为国际航班盗窃犯罪有其特殊之处，这种特殊让政府无法长期坐视不管。
釜底抽薪
2017年12月29日，北京飞往布拉格的海南航空HU7937上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多名中外乘客共计数万美元现金被盗，乘客在机上及时发现，向机组反映并要求报警。一名中国籍盗窃犯将钱扔到座位下面销毁证据时被当场发现，另有两名中国籍同伙在白俄罗斯经停时逃离。这起案件最终在中国、捷克、白俄罗斯三方努力下解决。此事被捷克媒体大量报道，至今还能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看到相关情况说明。
不同于国内发生的盗窃，国际航班盗窃案一旦发生，往往牵涉多方，最终不得不由外交部门出面协调，一旦查实罪犯为中国人，造成的影响相当负面。压力于是由上而下传来。
2016年11月，罗山县被公安部列为犯罪重点地区挂牌整治，被要求开展专门针对国际航班盗窃的打击行动，由公安部和河南省委政法委部署。罗山县公安局的治安情况说明中，提到国际航班盗窃，其危害被归纳为“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声誉、经济发展，甚至国家安全”。而在另一份由罗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的文件中，提到国际航班盗窃问题，表述为“对罗山、信阳乃至河南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布局的推进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决不允许再发生影响我国国际形象的事件”。这个延续十余年的行当在新形势下最终招来了相应的整治。当地居民告诉本刊记者，遍布罗山的打击“飞天大盗”的标语，其实也都是最近一年多才张贴出来的。
怎么才能杜绝本地人搭乘国际航班盗窃？罗山警方祭出了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注销护照。根据目前可查的公开信息，截至2017年8月，专项行动开展不到一年时间，罗山县收缴出入境证件446本，注销重点人员出入境证件1069本。本刊致电罗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黄恒及城关派出所所长王博，希望了解注销护照的范围与标准，对方均拒绝了采访请求。
是否有“漏网之鱼”不得而知，被“误伤”者倒是存在。余光辉原籍罗山，目前是上海一家外资企业高管，他向本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2016年11月19日，余光辉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河南省罗山县城关派出所的手机电话，“打电话的人要我回去接受调查，我问原因，他也说不清楚”。公安部督导的专项行动，正是从这个月开始。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余光辉的护照被注销了。恰逢通过人才引进落户上海，余光辉在上海出入境部门重新办理了护照，不过很快又被注销。“上海方面明确告诉我，是应罗山警方的要求而做的。”通过向国家信访局上访、向河南省信阳市公安督察部门投诉等，以及开具各类证明证实自己以前并无犯罪前科、确在上海有正当工作和频繁国际飞行需求，余光辉最终争回了持有护照的权利。
但他仍不能安心地坐飞机，因其身份已在公安系统内部网络中被标注为盗窃高危人群。“去年出差去重庆，飞机降落之前，机上就开始广播请各位旅客检查随身贵重物品是否丢失。刚一降落，三个警察直接上飞机把我带走，坐警车到公安审讯室盘问，还暂时没收了手机不让我和外界联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这误会解释清楚。当时外国同事和我一起乘机，叫他们怎么想？”虽然罗山警方的工作人员曾口头向余光辉承认这是工作失误，不过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他现在坐飞机仍不时遭到盘查。
在国内的可以直接注销护照乃至限制乘机，但少数罗山人一直滞留国外，如果这部分人从事国际航班盗窃怎么办？自然是想尽一切手段让他们先回来。在因“株连三地”告示出名的罗山县彭新镇，当地干部告诉本刊，现在村一级都成立了“打飞盗办”，“重点人员”劝返工作要求“三不脱钩”，即“人员不回归责任不脱钩、护照不上交责任不脱钩、帮教转化不到位责任不脱钩”。
“重点人员”之一胡清强的父亲胡现付告诉本刊，儿子回国之前，各级领导软硬方法都用上了，硬的除了威胁“株连”，还一趟趟地来家里，做思想工作之外甚至搜查家里看有没有赃款。软的则是鼓励他翻新房屋，并答应按照危房改造政策补贴1.54万元。前一阵儿子忽然回来了。“我们和他从来没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之前在国外干什么，又为什么回来。”胡现付说。胡清强回国后向公安机关报到并上交了护照，前往浙江打工去了，从事建筑业。“既然他没被抓，那应该说明没有证据证明他在飞机上偷过吧，不过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和他联系。”胡清强的弟弟胡清胜告诉本刊。
至于是否要“株连”，罗山“打飞盗办”回复本刊，那份告知书不妥，是有关乡镇的部分工作人员“方法简单不当、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及时撤回了相关通告”，且已经公开向社会道歉。不过那笔危房改造款胡现付至今没有拿到，村里提出给他3000元了结此事，他不同意，为原本答应的1.54万元奔走成了他眼下最重要的事。
（感谢牛泰、曹慧茹对本文的帮助，实习生朱雯卿亦有贡献；文中张岭、徐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