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艾平
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直接以党的名义同非洲国家政党交往以后，首先同两类政党交往。一类是表现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倾向的执政党，如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还有一类是长期同我友好、早就希望同我开展党际交往的政党，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和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的说来，我们当时所说的“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工作，是由点到面渐次展开的。
1991年7月17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前右）访问乌干达、布隆迪等国。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左一)在总统府会见李瑞环1988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以执政党为主的黑非洲政党工作十周年，我们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总结后认为：政党工作作为对非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开辟了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扩大了我在非洲的影响，为贯彻中央对非工作方针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十年努力，我们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执政党、某些重要的参政党和在野党建立了关系，并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组织进行了交往。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今后在广泛接触的同时，突出重点，逐步深入。还特别提出，要积极贯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今后每年应有一两批高级别代表团访问非洲的决定。随李瑞环同志出访非洲虽然外事工作领导小组1988年就决定每年应有一两批高级别代表团访问非洲，但真正实现这一设想已是1991年。那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了非洲，首先过境埃及，然后访问了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和布隆迪四国。这次出访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党同非洲国家执政党开展交往以来派出的第一个党的高级别访非代表团。这次访问受到往访国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热烈、隆重的欢迎，国家元首、党政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出面接待。访问中，代表团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批准的出访方针，瑞环同志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增进了与往访国高层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随着与四国的会谈逐步深入，互相理解不断加深，由一般介绍到通报情况，再到小范围交谈，对方主动说明所处困境，倾诉苦衷，摆出疑虑，乃至征求意见。瑞环同志有针对性地介绍我有关经验和方针、政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总之，这次访问对促进中非关系和双边合作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我作为英语翻译，对访问乌干达特别是会见穆塞韦尼总统的情形印象尤为深刻。乌干达是一个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国家。首都坎帕拉几乎就坐落在赤道线上，但由于地势较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炎热，称得上气候宜人，终年如春。穆塞韦尼总统是在位于恩德培的总统官邸会见李瑞环同志一行的，那里紧靠非洲最大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可谓绿水青山。我们在礼宾官的引导下走进总统官邸的后院，那里绿草如茵，平坦的草地上支着一顶长方形的帐篷。穆塞韦尼总统早已在那里等候，微笑着迎上前来与李瑞环同志握手寒暄，大家一起走进那座只有天棚没有帷幔的帐篷，在一圈早已安置好的椅子上就座。总统先生首先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重申希望中国最高领导人访乌。随后，他向李瑞环同志表示，对乌干达的情况和形势有什么问题，他很乐意回答。李瑞环同志说，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多党制的冲击下，一些非洲国家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乌干达的形势却很稳定，原因是什么？的确，在当时的非洲大陆，“多党风潮”甚嚣尘上，然而乌干达却没有那种风雨飘摇的景象。以穆塞韦尼为首的全国抵抗运动不为任何蛊惑所动，继续坚持其独特的“运动”体制。我也迫切希望听到总统的权威解释。穆塞韦尼说，多党制实际上是发源于欧洲阶级社会的一种现象，各个阶级通过政党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非洲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阶级分化尚不明显，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加上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农民的子女。可以说，欧洲社会被“水平切割”，形成诸多阶级，但社会上下层之间有相当的流动性；非洲则是被“纵向切割”，形成许多部族，这种分割又是相对固定的，一个人属于哪个部族，终生都不会改变。乌干达独立初期，由于移植了欧洲体制，也有许多党，但那些党都是代表部族或宗教的宗派集团。不久就导致危机，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政变。那种模式是搬来的，没有基础。这是非洲的情况，那些要实行多党制的人根本不懂。政党的模式在非洲缺乏基础，我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不搞党，而是建立一个所有群众都能加入的“运动”。我们不是一党制国家，我们不排斥任何人，人们也就没有借口成立反对党了。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很平静、很稳定。虽然也有个别人喊叫几声，要恢复过去的体制，但老百姓没有反应。他们有过多党制的经历，知道那只会造成分裂。接着，穆塞韦尼历数了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最后说：“如果要作一个总的归纳，应该说是意识形态问题；独立以来非洲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独立的意识形态。”会见结束，回到车里，我问瑞环同志对会见的印象。他回答说穆塞韦尼的分析有他的道理，但有的观点并不全面，非洲问题当中还存在体制的问题。在这次访问中，瑞环同志热情友好、平等待人，特别是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面对非洲友人的悉心求教，他每每毫无保留地将中国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教训和盘托出。出访期间同瑞环同志一起相处的时光，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陪同政治局常委一级领导同志出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瑞环同志对外交往时的风采，还有他对随行同志的关心和循循善诱。他曾长期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他不厌其烦地解释基层和地方工作的特点和基本思路。这次难得的经历更使我认识到，要做好外事工作，除了“知彼”更要“知己”，正所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199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会见来访的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全国政委、政府第一副总理卡泰加亚随机应变：“过境访问”赞比亚苏东剧变之后，非洲各国受到“多党浪潮”的冲击，台湾当局加紧开展所谓“弹性外交”。为加强同非洲友好国家的关系，扩大我影响，中央批准以中联部部长朱良为团长、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其炎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1992年1月访问非洲。非洲形势的演变对中非关系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赞比亚，同我党有着良好关系的原唯一合法政党联合民族独立党在该国改行多党制后的第一次大选中败北，称中国为“全天候朋友”的卡翁达总统已经下台，中赞两国友好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有内部消息称，台湾当局利用该国政局的动荡正加紧活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于是，朱良部长决定此次出访将赞比亚作为第一站，以我国大使客人名义过境，寻求机会同新上台的多党民主运动接触，为配合总体外交尽一份力。此前，赞比亚改行多党制，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选前，我因顾及执政党，拒绝与反对党来往，多少有些疙瘩。卡翁达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败北，成立不久的多党民主运动上台。政局变化对双边关系可能产生影响。1月17日上午，本来说好奇卢巴总统会见代表团，但赞方临时以奇不在首都为由，改由担任政府外长的多党民主运动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姆旺加会见代表团。姆旺加外交经验丰富，作了积极表态。他代表总统和赞比亚政府热烈欢迎代表团来访，表示赞方珍视赞中关系，希望继续开展各领域合作。他还介绍了赞比亚国内的情况。他说，过去几个月赞比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世界变革的一部分，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本国人民作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朱部长首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情况。他说，迄今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10多个国家的270多个政党保持着来往或接触。显然，在许多国家同多个政党有来往。在来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所谓“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既包括不干涉交往政党的内部事务，也包括不通过党际交往干涉对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尊重赞比亚人民的选择，对多党民主运动在大选中获胜表示祝贺。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认为应当更加重视非洲的声音，因此支持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朱良同志还简要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内情况。17日下午，多党民主运动全国主席奇皮诺、副主席祖卡斯会见朱部长一行。他们简要介绍了多党民主运动的情况。该组织成立于1991年7月，随后在改行多党制以后的第一次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迄今，他们还没有考虑过开展对外交往的必要性。朱部长表示，多党民主运动虽然历史不长，但奇卢巴总统长期从事工会运动，并同中国工会领导人有过交往与合作。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任务，交流经验有助于取长补短。他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的情况、遵循的原则，以及这种交往在增进共识深化友谊拓展合作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听了这些介绍后奇皮诺表示，同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相比，多党民主运动只是一个婴儿，显然，了解你们党如何取得胜利对我们也会有启发，你们的来访使我们知道到中国应该找谁。我们也很赞同“四项原则”。18日下午，代表团还拜访了联合民族独立党领导人卡翁达等老朋友，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卡翁达对中国坚持既定路线和方针表示高兴，并强调世界需要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发挥重要作用。这次“过境访问”达到了预期目的。
2009年11月，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第二排左五）来到中国，在湖南韶山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2011年6月27日，赞比亚为已故前总统奇卢巴举行隆重葬礼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