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十几个月里，屠杀了中国儿童10万以上，掳走的达到15万，因战争而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孩子则超过40万以上。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促成下，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在全国共建立了61所保育院，收养了3万多战争难童。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北京华益双明影视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孩子们，大声唱吧！这里是安全的！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林迈可[英]摄）
1985年7月，邓颖超在给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郭建的一封长信中说：“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的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国民党员组成……为了工作便利，请宋美龄做理事长……”陕甘宁保育分会所属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10月初开始接收烈士子女和抗日军人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捐出一个月的津贴支持保育院的建设。毛泽东为之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保育院的代院长是丑子冈。最早的保育员中有三个是陕北的女红军，白如璧就是其中之一。她女儿白漪在保育院长大。因为她是托儿所最小的娃娃，大家都叫她“托小”。白漪：我在保育院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唱歌，学会了跳舞。阿姨们似亲妈妈一样看护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哑巴老师，她给我们做了可多玩具，还做了动物标本。我们有秋千、还有滑梯。我们洗澡的时候就站在凳子上，阿姨拿喷壶给我们洗。中央领导都把那些大米呀、肉呀省下来给我们吃。我们吃饭的时候，把手都洗得干干净净的，进去吃饭时候要唱《吃饭歌》：“哨子响，吃饭了，洗洗手，擦干了，快快排队不讲话，进了饭堂不胡闹，细嚼慢咽吃个饱。”其他可唱的歌也可多了，比如《小小叶儿》：“小小叶儿，哗啦啦啦啦。妈妈叫我快长大，长得身强力又壮，骑马扛枪保国家……”我们还唱：“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拍着手来歌唱。太阳太阳，真真光亮，我们永远天天向上。”那时候，蔡畅妈妈经常领着外国朋友来保育院“参观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就穿得可漂亮了，穿的是宋庆龄妈妈给我们拿来的毛衣，还有工人裤，戴的小白帽。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儿童达300多名。他们在这里享受着无限的温暖，无尽的慈爱。黄义先：我开始到保育院的时候，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我知道父母亲牺牲了，就扔下我一个人，所以也不太爱说话。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了，上了药膏，躺在窑洞里头不能动，老鼠老往这边跑，我害怕，就叫。阿姨知道以后，就白天晚上轮流陪着我。除了生活上的照顾，阿姨们也开导我，经常教我唱歌，给我讲故事，让我参加一些活动。这样我慢慢地和同学们都熟了，心情也开始好起来了，性格也活泼起来了，跳舞、唱歌，还指挥小朋友唱歌。当时边区虽然苦，但是党中央对保育院相当重视，经常给一些水果、饼干这种在当时“稀罕”的东西。那时我们每天午觉睡起以后，一人能够给发一块饼干，发一个苹果。虽然是孤儿一个，但是我不感到孤独，感到保育院很温暖，觉得确实是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庭一样。赵战生的妈妈凌莎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她两度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女子大学担任副教导主任。为了提高对孩子们的教养水平，1941年她被调到保育院担任院长。赵战生：当时来了一些记者，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到保育院参观。孩子们看见这些“老外”都觉得很好奇：他们西装革履，鼻子长得高高的，蓝眼睛。他们要亲近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问长问短的。当时我也被一位老外抱在怀中，我一会儿摸摸他的高鼻子，一会看看他的蓝眼睛，发现他戴着手表，还有钢笔，就摸摸这摸摸那。他就问：“我这表好不好？”我说：“好。”他问：“你要不要？”我说：“不要。”他又问：“为什么不要？”我说：“长大了公家会发。”当时大家在集体的环境里头生活，“公家”这样一个概念是非常深刻地烙在心里面的。一次因为我的腿劈折了，去延安中央医院治疗。阿洛夫大夫说，接上后你这条断腿比正常的腿要短半个厘米。我的母亲说长大了会不会留下什么问题？阿洛夫大夫跟我的母亲说，没有关系，我们苏联有个无脚飞将军，在战争时期跟敌人空中格斗的时候负伤，腿都截肢了，但是依然能够重返蓝天和敌人继续战斗。虽然当时我还小，但是阿洛夫的这句话，这样一种战斗的精神确实鼓励着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头用这种精神来支撑自己的工作学习。随着不断有孩子需要在延安接受照顾和教养，1946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供给的第二保育院也在延安成立了。田纪英14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她刚到延安就被分配当了保育员。舒焰出生后在第一保育院长大。第二保育院成立后，她和另外几个孩子被转学去那儿，为此她很生气。田纪英：胖燕燕（舒焰）刚从第一保育院转来的时候，没人理她，因为胖燕燕光哭不说话。舒焰：我小时候脾气不太好，挺倔的，而且一生气不是哭就是一声不吭。田纪英：我去了，看着她蹲在那哭，就说：“小朋友别哭了，跟阿姨去玩吧。”舒焰：我就说，你哪里是个阿姨啊，就是一个姐姐。她说甭管什么，你就跟着我吧。她是那会儿最小的阿姨，我是那会可能还比较大的孩子。所以我俩年龄差别连十岁都不到。从1946年一直到现在，舒焰都叫田纪英“阿姨”。要说起他们之间的亲情，有太多的故事让她难忘，比如有一首阿姨们自己编的歌：“天上有太阳，有月亮，还有无数的小星光。地下有庄稼，有树林，有高山，还有大河小河流到大海洋。”梁汉平的妈妈姚淑平从第一保育院小学部调去担任保教科长，梁汉平也成了保育生。梁汉平：最深的印象是我吹牛。当时小孩都怕狼，晚上睡觉能听见狼叫，所以都不愿意睡在窗口。我就吹牛，说，我不怕狼，有窗户有门挡着，狼根本进不来，我睡到窗口。晚上听到狼叫了，吓得我直往里头躲，人家就嫌我挤，我才知道真是害怕。那时候很多在延安出生的孩子被寄养在老乡家。为了解决这些孩子的养育问题，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提议让丑子冈再创办一所中央托儿所。那可真是白手起家。丑松亮（丑子冈之女）：中央首长直截了当跟我妈妈说，只要你托儿所需要的，我们会千方百计满足你。就拿最早的托儿所的窑洞来说，那四孔窑洞是书记处的，位置比较好，在半山腰，后来腾出来让给托儿所。只要是为了孩子，我妈妈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几十里山路背小米回来，到老乡的地里问人家要胡萝卜……拼命为孩子搞好伙食。她身体特别弱，对我也不怎么管，因为他没有时间，她太忙了。当时的窑洞里山鼠特别大，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出去开会，很晚都没回来，结果我一个人在窑洞里睡。那时我才5个月，可能是嘴上沾了点吃的，就让老鼠把我鼻子给咬了。后来就赶紧到医院包扎上。我妈妈回来听说以后，这些阿姨都特别内疚，直要道歉，我妈妈说没关系。那天我妈整整抱了我一晚上。1942年，中央托儿所的条件有了意外的改善。
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丑松亮：这时候在洛杉矶，华人华侨为我们募捐了很多的东西，通过香港运到咱们根据地来。其中有一个磅秤。陈席毛（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当初这个东西可是个稀罕物。很多人，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来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人往上一站就知道有多重？我们过去量体重，很大的杆秤，两个人扛着，像称猪一样，弄一个筐子，吊在那个框子里边。现在一看用这个秤量体重，大家都排着队，衣服一脱，往那上一站，量完了以后再把一个杆一样的东西一拉起来，就是量身高的，完后阿姨就说：“下去，下去。”孩子说，还没量呢！多重啊？后来阿姨上面一弄就出来了，大家感到非常稀罕，量完了后又跑到后面去排队，想再量一次、再称一称。丑松亮：除了磅秤以外，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到美国的罐头、奶粉；我们穿得都是挺洋气的，戴着个小船形帽，穿着小呢子大衣，都是美国华侨捐赠给我们的。这一切还得要归功于宋庆龄。她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她介绍了许多外国记者到延安、到八路军抗战前线，通过他们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作为和所处的艰苦环境，向全世界作了客观真实的介绍。她呼吁：“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美国援华联合会响应了，发动了风行全美的“中国周运动”。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站出来了。1940年他在纽约第一次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且把这首歌曲的唱片发行收入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的抗战。洛杉矶行动起来了，他们直接为孩子们购买了疫苗、鱼肝油、奶粉、玩具、学习用品等，并定做了许多呢子小套装。是宋庆龄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的。丑松亮：为了纪念他们，另外也是为了报答他们，我们的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可是，孩子们都说“落山鸡”这个名字真难听……陈席毛：我们就议论“洛杉矶”是个什么鸡？大家知道有“落汤鸡”，还有什么有烧鸡，没听过“洛杉鸡”，这是个什么鸡？大家搞不清，就去问阿姨。一问，阿姨就哈哈笑，告诉我们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地名。也许是因为“洛杉矶”这个名字，让陈席毛对鸡有了兴趣。陈席毛：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老想看哪个鸡窝里有鸡蛋、想看鸡怎么生蛋，结果鸡老也不下蛋。所以晚上我偷偷跑出来，抱着一只鸡在被窝里睡觉去了，抱在被窝里就要看它怎么下。结果鸡也没下蛋，我就睡着了。晚上阿姨过来查铺，一摸我这个被子就听到里边“咕咕咕”鸡叫，掀起来一看，哭笑不得。1944年冬天，延安流行百日咳，托儿所也没能幸免。为了救治孩子们，并从根本上改善孩子们的卫生条件，傅连璋决定：让中央医院的医生沈元晖去洛杉矶托儿所担任所长。李建文（沈元晖之女）：当时我母亲怀着我已经7个多月了。她没有考虑自己的困难，就非常坚决地答应了。到了幼儿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马上建立严格的隔离消毒制度，把保育员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顾健康孩子，一部分照顾病孩子。我妈妈对保育员们说：护理孩子要有细心、耐心和爱心。因为在没有药的情况下，得百日咳的孩子们很可能吃不进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特别是一两岁的孩子。当时，输血是增强孩子抵抗力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我妈妈是O型血，所以当时她带头输血。开始，很多保育员见了血都害怕，在我妈妈的带动下，她们也加入到输血的行列。就是这些宝贵的鲜血，使重病的孩子们都一个个战胜了疾病，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因为洛杉矶托儿所里有不少中央首长和前方指挥员的孩子，所以成了敌人伤害的目标。李建华（沈元晖之女）：一天半夜，我突然听见有两个人跟我的临床刘华北讲话。他们说：“华北华北，你爸爸让我们来看你了。”我被吵醒了，睁眼一看，一个高个、一个矮个。当时这种情况很多，一些将士们从前线回来以后经常半夜来看看孩子，所以我也不以为然，就转过身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大家都跑出去洗漱，可是华北没起来。我就跑进窑洞去看，一看一个白单子盖在华北的床上。后来我慢慢知道了华北是被坏人害死了。这个案子虽然没有被侦破，但敌人企图动摇八路军军心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刘华北的父亲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刘伯承。敌人的卑鄙目的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刘伯承继续指挥着部队不断地打胜仗，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爱。王苏民（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们就盼着打胜仗。每次一打胜仗，就有很多牛肉罐头巧克力什么的从前线给我们送来。你别说我们那个时候很土，还吃过巧克力呢。孙罗曼（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是从重庆来的，重庆比较潮湿，我得了关节炎，所以每次棉袄都是先给我发。陈席毛：我的名字是主席的席，毛主席的毛，小名就叫毛毛。快要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他们就来了。一见主席来了，大家呼啦一下就围了上去。我上去动作快一点，主席就把我抱起来了。抱起来后，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说：“你姓毛，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我妈妈叫席平，我们的名字都差不多。”主席一听就乐了，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也乐。主席问我：“那你将来长大后想干什么啊？”我说：“打日本。”主席讲：“等你长大以后日本已经都打光了，都消灭了，那你还打谁啊？”回来我想了想也答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因为钦佩为革命养育后代的阿姨们，也是因为工作需要，赵风钦自动请缨来托儿所当了一名男“阿姨”。杨小平（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本来体质就很弱，一岁多的时候得了肺炎和中毒性痢疾并发，病得不行。赵风钦叔叔就把我抱中央医院去了。那时候我已经休克过去了，看上去几乎已经没救了。他就在医院里，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守着我，哀求那些医生们，说：“不行啊，你们得救他，他的爸妈都在前线打日本，不能让他死，他死了我们对不起他爸妈，我们交代不了。”医生后来也是全力抢救，动用了当时最昂贵的青霉素，那时叫盘尼西林，居然就把我救活了。吴黎阳（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发烧，到晚上了，查夜班的阿姨发现我呼吸不对，喘不上气，半夜把我弄起来，然后一个叔叔背着我跑，大概一直跑到早上，好几个钟头。到了一个像农村的小院，是部队的一个卫生所，说我得了白喉，然后就让叔叔陪着我，给我做饭吃，还让我到山上一个小屋子里去隔离。一直到我好了，叔叔又把我背回去。我那时小，到现在都不知道叔叔叫什么。我特别感谢他。赵风钦给孩子们做玩具、带他们做游戏、讲战斗故事，还教他们打霸王鞭。选举边区劳模时，托儿所所有的大人、孩子都为他举起了手。薛曙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七大闭幕以后开了个晚会，我们洛杉矶托儿所小朋友集体去表演，去慰问。我参加演的节目就是《霸王鞭》，我们一边跳一边唱：“陕甘宁来，我的家，我是那家里的小呀娃娃，骑羊马，我挎洋枪，头上戴一朵茉莉花。”钱泓的妈妈史平是中央托儿所的保教科科长，他的爸爸钱江也为教养孩子尽心出力。钱泓：延安保育院要搞一个展览，就把我父亲派到延安保育院，画一些连环画，做一些美术作品，完了以后教小孩美术。我父亲后来跟我讲，他拿牙刷把撮成小红五角星，哪个小孩表现好就给谁戴上一个。另外还做一些工艺品、玩具。我妈妈对我讲，当时她给保育院这些孩子讲课，还带教唱歌。他们自己编了一些歌，比如：“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我在天上飞。飞呀飞，飞呀飞，一飞飞到大前线，大前线鬼子多，到处杀人又放火。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蒙耳朵；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几百个。”延安的孩子们不仅仅唱阿姨和妈妈们编的儿歌，还会唱当时流行的秧歌剧。李建华：我三岁半就开始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有一次，中央医院一个叫徐州（音）的小伙子，他演兄我演妹，我们两个演了一场《兄妹开荒》，在中央大礼堂，演得那个精彩，掌声雷动，毛主席、周恩来伯伯都看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很新鲜，一个那么小的女孩，一个那么大的男孩。1946年7月中旬，从盛世才的监狱里回到延安的孩子们都被送进洛杉矶托儿所。这些孩子们一下子还不适应天堂般的生活。对姓盛的仇恨也波及到姓“沈”的所长，因为陕北口音“沈”“盛”是不分的。林海洪：我们在延安托儿所就闹了个笑话，跟托儿所的所长斗起来了。我们路上饿得够呛，到了地方以后看见有包子，大家吃起来就停不住了，拼命地吃。结果所长出来制止我们，说不能吃这么多。大家一看所长不叫我们吃包子，大家集体绝食。结果一弄这个事情就传到中央去了，说你们这帮孩子啊……梁国欣（洛杉矶托儿所的阿姨）：孩子们刚从监狱里回来，所长是怕他们吃多了胃撑坏了。那个胃它不是饿了好长时间吗，那胃肠都没撑开，怕你突然吃多了出危险。误会靠阿姨们的同情心、耐心和热心解开了。在延安，这些孩子们尽情享受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幸福。延安的幼儿教育给了中外记者们太多的意外和感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儿童的生活是一面镜子，延安的政治经济是不是民主的、有创造性的，用不着争辩，只需拿这面镜子照一照就明白了……这里真是一块神奇的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一代新人。”
1943年，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演节目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