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良
他为中国的命运感到悲哀
斯诺亲眼看到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这块广阔富饶的黑土地上强取豪夺。然而，“我们新闻记者的脚步也赶不上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他说，“我为中国的命运感到悲哀”。
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初到中国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助理编辑、旅游记者。1929年，他在我国东北亲眼看到驻扎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关东军如何地横行霸道——
在满洲指挥部那些日本将军的眼里，这一片无际、充满浪漫气息的平原显得十分诱人。它过去曾激起多少亚洲征服者的欲望，现在也使大和民族的武士们兴奋不已……在满洲的每一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迟早都要把太阳旗插遍这里的每一个角。
果然，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随后几天之内侵占了安东、海城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此后的短短四个多月里，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斯诺期望看到中国军队的抵抗，然而他目睹的却是在蒋介石“不要抵抗”等待“国联调停”（美英法等国控制的“国际联盟”不但未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反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所谓“特殊权利”）的命令下，除小部分的军队违令奋起抵抗外，均不战而退，撤退到山海关内。
采访是令人心碎的，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军对垒的战况。看到的只是沈阳街头耀武扬威的日本骑兵和中国人一张张愤恨而痛苦的脸。我循着日本人进攻的炮声赶到哈尔滨，那里的广场上已经飘扬起日本人的太阳旗；后来，我又追踪到齐齐哈尔，看到的也只是一个厮杀后不忍注目的战场（指1931年11月，驻守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队在嫩江桥一线抵抗日军的进攻）。田野里到处横陈着中国士兵和老百姓的尸体……因为统治者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们新闻记者的脚步也赶不上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
对于国民政府，斯诺批评道：“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的抵抗来取信于民，但它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有骨气。”
斯诺曾对好友、美国驻华副武官埃文思·卡尔逊说：“我为中国人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华民族不应该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啊！”
斯诺眼中的“英雄式”自卫
面对斯诺的提问，中国士兵端起插着刺刀的步枪敏捷地对空一刺，毫不含糊地说：“我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兵。他们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同他们拼命！”斯诺看到，中国人真的在抵抗了。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直指火车站。枪炮声传来，斯诺断定这是日本开始了又一轮的军事行动。他立即赶赴闸北火车站，找到车站站长，告诉他日本军队正在向火车站这边逼近，提醒中国铁路员工赶快撤走列车和难民。斯诺的及时通知，使得在日军炮火打到车站之前及时抢救出许多车辆设备，大部分旅客、难民被疏散到了安全地带。
斯诺匆匆赶到战地，他看到日军的装甲车隆隆驶来，车上的机关枪冒着火舌，朝着中国军队防守的街区进攻。突然，斯诺看见一个中国士兵匍匐着爬进一所房子，从窗口上开枪向跟随在装甲车后面的日本兵射击。他又投出了一个手榴弹，在日军装甲车前爆炸了。接着，据守的中国军人一齐开火。
斯诺匍匐在一条臭气熏人的弄堂里，观察中日两军的激烈交火，子弹在他头上嗖嗖地横飞。他原以为中国人没有胆量同日本人打仗，现在他十分兴奋。半个小时后，他写出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一篇电讯《中国人抵抗了！》。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几家大报立即发表了出来，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战斗爆发后的第二天，斯诺到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采访了蔡廷锴军长。他问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命令撤退，而是对日军进行抵抗？”
蔡廷锴回答：“我们没有挑起战争，我们起来抵抗，是守土有责。我们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起来抵抗侵略者。”
斯诺又问：“你们能抵抗住日军的优势武器装备吗？”
蔡廷锴十分自信地说：“日本人有坦克、装甲车、重炮、飞机和东方最强的舰队，我们却只有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但是，我们的士气很高。因为全国军民都有权保卫自己，反对侵略和亡国的威胁。我的士兵懂得这个道理！”他还说：“美国记者先生，你可以到战壕里去问一问士兵们，会向你证实我所说的不是虚言。”
斯诺直奔不远处中国军队据守在田野上的阵地。他看到，在隆冬零度以下的天气里，这些广东来的士兵还都穿着单薄的军衣，没有大衣，戴着草帽，有的人甚至穿着短裤。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体魄都比日本兵逊色得多。田地里有几个坟堆上，士兵们在架设机关枪，警惕地凝视着前方，许多士兵正在当地农民帮助下挖掘战壕，不停地忙碌着。
斯诺走近一个正在挖战壕的士兵问道：“你愿意跟日本人打仗吗？”
中国士兵脸上惯有的善良微笑消失了。他端起插着刺刀的步枪敏捷地对空一刺，毫不含糊地说：“我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兵。他们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同他们拼命！”
斯诺在报道中写道：“我将中国人的自卫看成是英雄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