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那是一个堪称“天崩地解”的年代。维新人士梁启超慨叹：“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巨变的中国社会诞生了两位伟人——孙中山与毛泽东，他们宛如深邃天幕中的璀璨星座，照亮了中国历史进程。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相通的，贯串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青年毛泽东曾经积极关切和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正规民主革命，孙中山则在捍卫共和的“艰难顿挫”中迎接了民主革命新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汇合于国民革命的大潮，奋力战斗；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未竟之业，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并开拓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他们面对着严峻与复杂的形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社会从封建末世入于近代时期。然而新阶段的到来既非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亦非因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竟然是被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所拉动。这种强烈的外铄作用，深切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过程。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依然严重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因为帝国主义在促进中国殖民地化的同时竭力保存中世纪的腐朽事物，甚至与之相结纳，互为靠山和墙脚。这种极端反动的联盟，严重束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作为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又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持续了80年，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样正规的、全国范围的斗争都以悲剧告终。事实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在帝国主义时代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完成历史使命，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作为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化和拓展，它将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导向光辉的彼岸——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备受压榨的、贫困落后的旧中国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必须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在理论指导上攀登两个台阶，即实现两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第二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各族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未竟之业，用28年完成了第一次飞跃，然后，不停顿地为实现第二次飞跃而继续奋斗。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只有社会主义（包括作为它的必要准备的新民主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乃是实践所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其他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理论和方案，总是难以实现和不可避免悲剧性的命运。
孙中山的“一个加半个弧形”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政治生涯起，孙中山以近4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战斗历程延伸过两个世纪，贯串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旧阶段。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他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入于近代化。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
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是多方面、多层次而又内涵丰富的。他几次环行世界，能操数种语言；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藏以熔铸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人生和价值取向的真谛；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中故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上；他经历了更多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一度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却又能够“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承担了历史使命的“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驱的重要角色。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还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孙中山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定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臻于正规阶段。当革命的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时代大潮，将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一生攀登不停，奋进不已，声望、威信或年龄的增长，都未曾导致思想的僵化和盲目。他从满怀爱国情怀和社会变革热忱的青少年，成长为民族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积极推动了国民革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直是时代潮流的引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又为捍卫共和持续斗争，历尽艰辛；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大革命”的澎湃浪潮。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为一个加半个的“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弭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不幸逝世，中断了“弧形”的继续上扬。
为了变革和建设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追求“新世界”诞生的战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壮志未酬。在这种意义上，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世界大同”乃是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毛泽东和两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正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和退潮期，他深切感受和敏锐思考着现实。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大潮中曾经一度参加了新军，却目睹革命党人、新任都督焦达峰被旧势力杀害后陈尸长沙街头。稍后，随着形势的严重逆转，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其间，还穿插了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废帝复辟的两幕丑剧。民国社会的惨淡状态，使得一些人由希望堕入失望。先进人士则执着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未停息自己的步伐。毛泽东曾经生动、精确描述了这段艰苦的思想历程：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寓所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会。图为部分成员合影（三排左二为毛泽东）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近30年的峥嵘岁月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时期——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进程跌宕起伏，曲折顿挫，既有大革命的澎湃高潮、土地革命的深入农村、抗日战争的燎原烈焰和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也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次“围剿”、皖南事变和全面内战。既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导致的胜利，也有“左”、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深重危害。中国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从幼年时代进入成年阶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能引导运动走向胜利。在这个革命事业成败攸关的问题上，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国情即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国情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和归宿。毛泽东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同时，又多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对于社会性质的这种正确判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基本内涵，毛泽东作了这样的综述：“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道路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对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作了科学的、全面的分析，认为它乃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成为革命力量之一，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民族资产阶级曾经领导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例如辛亥革命），但是，不能也不可能把革命引向彻底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不再能够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动力的论述，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解决了革命动力问题，也就找到了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
认识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时，必须十分重视他关于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因为近代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加以反动统治阶级掌握着大量的反革命武装，对革命运动采取血腥镇压手段，迫使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得不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共产党人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国内外反动势力盘踞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反动派争夺城市是不可能的。农村中反动势力的统治比较薄弱，加以幅员广阔，许多地区的农民经受过革命的洗礼，并有相当的组织基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革命的武装不可能缺少广大的农民。因此，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制胜途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既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科学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诸课题，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农民问题、资产阶级问题、中国革命的形式与道路问题、革命的转变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更是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正是由于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人民共和国才能够在1949年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和未竟之业，并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毛泽东是革命转变论的积极倡导者。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主持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展开，中共中央于1952年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是：在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总路线的制定和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和对革命转变课题的坚持。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总路线的贯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举、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以及“三大改造”中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等等）。尽管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与缺点，但终究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探索，应当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业已实现，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空前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党必须解决由阶级斗争转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即由革命转向建设的课题，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新形势。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东欧暴露出来的矛盾，迫使党认真考虑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表明，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能照搬——因为它的一些经验是不成功的，而彼时彼地的成功经验也决非完全适合于中国。总之，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吸取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面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时代的要求。中国面临着“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它比“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容。
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究。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对经济建设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根本方针，论述了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十大关系的准则和措施，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并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的实践经验。9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上，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会议的各项文件和毛泽东的讲话，确认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从革命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其次，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要求把计划放置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对于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确定国家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经营的主体，又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补充。再次，提出了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坚持促进科学和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五个方面强化民主政治建设；还指出了党必须根据自身地位的变化而加强自身建设。“八大”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只是由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以致不久发生反复，未能将这一科学的理念与论断贯彻和发展下去。
“八大”以后的一段短暂时间里，毛泽东继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1956年底提出可以允许若干私营经济存在：“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同时，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尝试突破袭用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则是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解决当前形势下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毛泽东确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贯串所有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依旧存在，但其性质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必须承认、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处于突出的地位。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所以，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总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即运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毛泽东还申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未完全消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稍后，毛泽东又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继续探索。这个过程有着曲折顿挫。毛泽东从对尖锐的现实反思中作出许多正确的论断，比如肯定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坚持按劳分配，认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强调遵守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等问题，这些论述不仅大有裨益于调整工作，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也有一些错误的论断，比如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实践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于是有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左”倾错误没有及时得到克服，反而有所发展，以致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完成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他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对后继者有重要的启示。正是由于科学地总结了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可能比较快速和顺畅地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苛求于已故的伟大历史人物，因为毛泽东和所有杰出人物一样都为客观环境所局限。他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起了无与伦比的先导作用，而其影响也远超出了中国。但是，他无疑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的思想和实践的局限性不应过多地从个人方面去寻找，更为重要的是——还是用毛泽东评论孙中山时所指出的：“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战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20世纪中国的第三位伟大人物——邓小平承担起他的未竟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如果说党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那么30余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也在于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即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捍卫和推进孙中山革命事业
孙中山与毛泽东共同战斗的时间不长，主要是1924年初风云际会的短促阶段。其时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决心“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把广东建成为国民革命策源地，准备北伐统一战争。
毛泽东于1923年6月代表湖南地区共产党组织到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提前到达广州，参与相关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事宜，特别是关于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党内合作。对于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毛泽东在大会上坚持了同国民党结成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的“左”的错误意见，并指出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要求在工人中间发展国民党党员。同时，他不同意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意见，确认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仍然保持和扩大共产党的组织。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被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推举为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会后并未在广州逗留，他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时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于9月回到长沙，筹建湖南省国民党组织。10月上旬，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这年年底，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通知经上海再赴广州，出席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还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后经孙中山提名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与毛泽东首次——也应是最后一次会面，就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稍后，毛泽东即赴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在从事中共中央有关事务的同时，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他致力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叶楚伧的分裂行为给予尖锐的揭露。由于工作十分繁重，毛泽东积劳成疾。中共中央同意他暂时回故乡休养。但他并未停止工作，从1925年初开始在韶山推动农民运动，组织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反帝雪耻会，旋为地主豪绅所不容，他们勾结湖南省长赵恒惕派兵拿办。毛泽东只得离湘赴粤。
1925年9月，毛泽东到达广州。随即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继续代理中宣部长。他主编《政治周报》，并在《革命》半月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然而，孙中山已经在半年前逝世于北京。就在人们还处在万分沉痛中时，阴影却在革命运动蓬勃开展中袭来。1926年5月，国民党右翼分子在中央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和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采取退让方针，致使提案通过。主张“坚决顶住”的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他还是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聘请，就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年底，毛泽东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并离穗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倡导土地革命。他又于翌年初赴湖南实地考察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写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曲解和责难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大理论和政策，并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农民武装和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议案，但未为陈独秀、彭述之操纵下的大会给予充分关注。马日事变使得湖南处于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在获得中共中央批准后返湘任临时省委书记，积极恢复共产党、工会、农协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活动。他于7月初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强调保持武力，主张“上山”，因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然而，逆转的局势难以挽回。继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在7月15日相呼应。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们的倒行逆施所断送。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屠杀先前的战友。毛泽东在事变前后的应对方针和实践，无疑是正确的必要应对，也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捍卫和推进，更是对革命新时期到来前的准备。
这是严重的顿挫，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开始了。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武器，领导民众，总结经验与教训，深入广大的农村，踏上新的征程！经过了22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
永远的旗帜
在论及孙中山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应当关注后者在前者逝世后继续奋战达半个世纪。在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则被接受为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业已逝世90余年的孙中山，始终是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一面旗帜。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毅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遗产仍然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所必需。毛泽东未能与孙中山长期携手合作，他能够做到的是对逝者予以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论：充分肯定孙中山的重大历史地位和作用，把他的光辉一生视为不停顿的发展过程，传承他的先进思想，对其时代的局限性结合历史条件加以说明。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这桩重大任务，既无愧于先驱者，也使后继者深刻地、正确地了解和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投身于当前的战斗。
“人物是历史的链条”，因为历史是由人们所创造的，杰出人物往往是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代表，对历史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当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在担当伟大历史使命的征程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就要加强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中国20世纪两位伟人的不朽业绩，当会对我国各族人民共铸中国梦的伟业大有裨益。
作者张磊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顾问，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广东省社科联原主席，中国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张苹系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