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初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同他们谈到了日本战犯问题。斯大林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联盟和友谊，他提议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
为接收苏联政府将要移交的1000多名日、满战犯，周恩来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将有关事项委托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全权处理。中央考虑，关内各地基本上是新解放区，东南沿海各岛和西藏等地还没有解放，新解放区内的土匪还没有肃清；而且，不但蒋介石时刻在妄想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也在朝鲜半岛蠢蠢欲动。鉴于东北地区基本上是老解放区，又靠近苏联，一旦有事可以随时转移，所以中央决定，在临近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东部之抚顺，成立“东北战犯管理所”，随时准备接收苏联政府将要移交的这部分战犯。
旧监狱进行了新改造
1950年4月，史良受命来到东北。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狱址。她意外发现，位于老抚顺城边的“辽东第三监狱”是个最合适的收押之处：一是监狱周边全是农家菜地，没有任何高层建筑，适宜隐蔽；二是距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不足百里，而且监狱两侧都有铁路相通，运输、转移方便；三是该监狱能容纳1500多名犯人，而当时实际上只收押了300多名，还有足够的空间；四是这座监狱可一分为二，中间建一道隔离墙，南侧原是日本人建的“模范监狱”，条件较好，适宜收押国际战犯，北侧则由辽东第三监狱收押一般刑事罪犯。
至于收押日满战犯狱所的名称，史良也颇费斟酌。称其为“某某监狱”，与罪犯的身份不符，也容易与北邻的监狱混同。称其为苏联通称的“日军战俘收容所”，也与罪犯的身份不符。最终，史良决定称其为“东北战犯管理所”（后改名抚顺战犯管理所）。接下来，她要做的是寻找首任所长，并配备适当的管教、医护人员和警卫部队。
当史良到东北解放“老区”旅大视察时，发现陪同她视察的“旅大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曲初是位合适的人选。曲初随后于1950年5月中旬到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报到任所长。后因情况有变，曲初改任副所长，所长由时任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孙明斋担任。所需的100多名干部和一营警卫部队，由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于7月中旬陆续配齐。
在曲初的带领下，对即将投入使用的战犯管理所进行了改扩建工作。改扩建项目主要有：（一）增建围墙设施，安装围墙电网，在围墙的各个角落建瞭望岗楼和通讯设备；（二）改变窗户高度，使室内能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防止室内潮湿；（三）各监舍取暖设备全部采用暖气装置，以保证室内温度；（四）新建医务所，设立诊疗室、药房、化验室、注射室、简易外科手术室、换药室及病房等；（五）重建厨房设施，分设大、小灶厨房；做饭动力采用高压蒸汽，不用烧煤；（六）新建一座面包房；（七）新设大型浴室，浴室内利用高压蒸汽和温水，可供全部犯人和职工使用；（八）新建理发室，购置较好的理发椅、大镜子等；（九）改建室外厕所，开辟室外体育活动场所；（十）建警卫营房及职工食堂。抚顺战犯管理所上述各项改建、新建工程，投资金额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200余万元。经过一番紧张的改扩建，这所原由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旧监狱，仅仅剩下那座灰色砖石垒起的高大围墙和一排排灰色低矮的监舍砖瓦房的外貌，监内的一切设施都改换了新颜。这样，战犯们不但能住在阳光充足的屋子里，而且还能定期洗澡、理发，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平时还可进行体育活动和其他娱乐活动。这些合乎人道主义要求的生活设施，完全改变了阴森可怖的旧监狱的面貌，保证了日、满战犯们能够在较好的环境内进行学习，接受教育和改造。
“所长先生，我想见毛泽东，请你给我安排一下”
1950年7月21日凌晨3时，押运989名日本战犯的专列，由黑龙江省绥芬河站开到了抚顺城车站。从车站到管理所5华里的路程，布满了岗哨，以防发生意外。日本战犯走进管理所大院时，都身背着肮脏的行装，态度却相当骄横、傲慢。那些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佩戴肩章的将校级日本军官，更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
因为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战犯管理所所有干部战士基本上都在吃粗粮，每周仅有一天改善伙食，所以日本战犯入所第一顿饭，便同样食用高粱米、白菜汤。
孰料，饭菜送到各监室，竟然发生了骚动。日本战犯纷纷叫嚷：“高粱米是喂马的饲料，我们不吃喂马的饲料！”也有的日本战犯叫喊：“我们是日本人，要求大米的给！”甚至还有许多日本战犯呼叫：“你们是新成立的国家，无权扣押我们……”“我们要到联合国控告”“必须立即释放我们回日本……”
身为副所长的曲初听完看守战士的汇报，气愤地把桌子一拍说：“简直是胡闹！让他们跟我们吃同样的饭菜已经够照顾了，他们不吃肯定是不饿，下顿饭还是高粱米白菜汤！”结果，僵持了两天，不少日本战犯还在“罢食”。到职不久的曲初担心出乱子，急忙向主管单位东北公安部政保处汇报情况。不久，传来了东北公安部的电话答复：“经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公安部长，传来了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的指示。周总理要求我们：对在押的日、伪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并明确规定：要依照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三个级别，给予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周总理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中央的决定下达后，所内不少干部战士想不通。经过孙明斋和曲初反复耐心做工作，尽管全所上下都能够自觉地执行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下达的指示，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表示，组织上可以服从，但思想上保留看法。
阻碍改造战犯的最大障碍，就是战犯们的集体反抗。当日本战犯初来进行了“罢食”与反“罢食”的斗争较量后，紧接着就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展开了究竟是“战犯”还是“战俘”的争论。所有被关押的日本战犯都坚称自己是“战俘”而不是“战犯”。
随后，斗争步步深入。在押的日本战犯又抛出了所谓杀害中国无辜平民“无罪论”。尤其是校级以下的日本战犯，坚称“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上司命令杀人，作为下级军人必须执行；如果我不杀中国人，上司就要杀我；我虽有杀人的后果，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日本将校级战犯之中，则有另一番奇怪的论调，说什么“日本国土小，人口多，又缺少资源，日本军人如不发动战争对外扩张，日本国民很难生存”。此乃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被迫论”。藤田茂其他的奇谈怪论还有许多，诸如“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全民族的圣战，如要说参与战争的人有罪，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有罪”，这是日本战犯抛出的“战争犯罪、全民有罪论”。还有的说“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告知劣等民族如何生存”，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有理论”。再如“日本军人到中国，是为了解救被美英殖民者奴役下的受害者”“我们来中国，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来帮助维持中国的社会秩序”……此等强盗逻辑甚多，无需再细列。
那么，这批在押的日本战犯的现实表现又如何呢？据亲历者介绍，这批日本战犯在囚禁苏联西伯利亚期间，基本上从事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冻伤、饥饿、劳累等多种原因，被苏军俘去的60多万日本关东军五年间竟病亡5万多人。他们来到中国，居住条件和饮食条件比在苏联时期好得多，不仅不参加任何劳动，每天上午还能学习和看报，下午进行体育锻炼和从事文娱活动。这些战犯不仅不感恩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人道待遇，反而不断滋事，抗拒学习和改造。
1950年10月18日，因朝鲜战争激烈，入侵朝鲜的美国军队已经逼近鸭绿江边，东北战犯管理所奉命连夜北迁哈尔滨。在这种情况下，这批日本战犯更加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们公开叫喊：“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军会很快攻占满洲，我们会很快回日本。”有些将校级战犯甚至说：“强大的日本帝国军队都抵挡不住美军的进攻，弱势的中国军队岂能是美军的对手？”一时间，在哈尔滨战犯室内竟能听到战犯们高唱日军军歌，甚至在放风期间看到他们面东遥拜，公开高喊：“天皇陛下万岁！”
因为这批日本战犯有不少属于日本陆军第59师团编制，因此该师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战犯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战犯管理所发生的几次闹事骚动，多是藤田茂挑动、驱使的。所长孙明斋决定找藤田茂单独谈话，对其进行警示教育。当管教干部到监室传唤藤田茂时，他不仅拒绝前往，还大声叫喊：“你们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相互交谈的必要！”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他已经被冲昏了头脑，狂妄到了极致。
更有甚者，有一天放风时间，藤田茂看到了会讲日语的管教干部金源，便向金源提出要见所长孙明斋。金源以为藤田茂有所反悔，便立即带他来到所长办公室。还未等所长准许，藤田茂便自己找椅子坐下，随即大声说道：“所长先生，我想见毛泽东，请你给我安排一下。”孙明斋通过金源翻译，听懂了藤田茂的狂言，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指着藤田茂责问道：“将军阁下，我建议你应该先弄清楚你是谁，然后还必须弄清楚，你提出的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理要求是多么无知和可笑！”藤田茂坐在椅子上不屑地辩解道：“我知道，你所长的权利有限，我必须面见毛泽东。为什么俄国人称我们是战俘，中国人非要称我们是战犯？按照国际法，你们作为新成立的国家，无权收押日本战俘……”
孙明斋打断藤田茂的辩解，责问道：“藤田中将，我们这里没有战俘，只有双手沾满血迹的战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的主谋之一。而且，你还应该明白，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你们这些在中国境内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受害国有权对你们进行关押和审判。”藤田茂无话可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想同你谈论，我要面见毛泽东……”
1950年10月25日，由彭德怀统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不久，朝鲜战场捷报传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不过两个月，就把逼近鸭绿江边的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中朝军民的胜利，不仅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力量，也让在押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意料之外的震撼。这时，在哈尔滨关押的日本战犯有些人已经开始认罪，但绝大多数还在负隅顽抗。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看到中央公安部有一期“内部简报”介绍，北迁哈尔滨的日、满战犯特别是日本战犯，对我管教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拒不认罪、抗拒改造，他当即批示：“对这些战犯要进行悔罪教育。”
战犯管理所来了一位“特殊”人物
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到东北战犯管理所以后，全所上下都认为，总理的批示话虽不多，但切中要害，说到了点子上，而且批示下达得也及时。但是究竟该怎么对负隅顽抗的日本战犯进行悔罪教育呢？从所长到管教人员都说不清楚。
正在这时，东北公安部从沈阳大北监狱罪犯监室派来了一位特殊科员。这位科员不仅来处特殊，他的家庭背景、社会经历，以及对管教日本战犯的认识也都很特殊。据史料记载，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先后娶有七位夫人，派来的此人正是张景惠与天津名伶、七夫人徐芷卿所生。他虽是张景惠的爱子，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却同他的父亲完全相左。此人原名张绍纪，归国后改现名张梦实。溥仪在他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多处提到的张绍纪，就是眼前的张梦实。因为张梦实幼时由一位俄国奶妈哺育长大，所以他自幼学会了俄语。青年时期，张梦实被张景惠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深造，由此他又精通日文，了解日本社会。尤其是张梦实有一位亲表兄，当年在位于哈尔滨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从事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早在伪满时期，张梦实就经其表兄培养、引荐并亲自介绍，于1940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在伪满政权中的一位“秘密党员”。在这期间，张梦实还曾利用父亲担任伪满国务总理的身份，为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败降以后，进驻长春的苏联红军将张梦实与他父亲一同押往苏联。苏军并非认为他是“战俘”，而是发现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日语，便于利用他同日满战俘进行沟通。张梦实随伪满君臣赴苏后，从赤塔到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又到“红河子特别收容分所”，一直同溥仪、张景惠等伪满君臣生活在一起；而且，他还同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多有联系，因此对日满战犯情况熟悉。
1950年5月，根据中苏双方外交部门沟通，苏方决定将被苏军俘获的224名中国籍的伪宪兵、警察先期遣送移交中国。东北公安部接到中央的指令后，将这批罪犯全部押解到了辽宁省沈阳市大北监狱。因为收押日、满战俘的苏联内务部始终不了解张梦实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将他视为“拘禁者”享受苏军士兵待遇，这次便把他也编入伪宪警列内，交给中国。当东北公安部情报部门从罪犯入监登记表中发现了“张绍纪”的名字后，惊呼：“我们的人回来了！”于是立即将张梦实从罪犯中调出，由政保处派往东北战犯管理所担任翻译工作。
之所以让张梦实前来做翻译工作而非担任管教干部，是因为苏联方面移交了大批日满战犯的档案材料，既有日文，又有俄文，急需张梦实等人译成中文。据外交部干部王浩介绍，周总理对交接日、满战犯工作非常重视，除具体下达指令，要求派什么人、派多少押运部队前去中苏边境小镇绥芬河交接外，还指示：“日满战犯不要同时接收、押运，应分别进行。对日俘及溥仪等人的档案，用后速送中央。”
“特殊”人物改造战犯的“特殊”办法
1952年3月，战犯管理所管教科全科人员研究如何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悔罪教育”时，张梦实的发言引起全科人员的高度注意。
张梦实说，日本人最大的特性是藐视弱者、敬畏强者，中国出兵朝鲜连连获胜，使在押的日本战犯收敛了狂妄之气，除此，还必须在精神上再给日本战犯沉痛一击。在押的日本战犯之所以叫嚣“杀害平民无罪论”“侵略扩张有理论”等奇谈怪论，都源于他们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些战犯个个都对日本天皇“愚忠”，声称“誓死效忠天皇”“愿为天皇粉身碎骨”，但他们并不清楚裕仁天皇是谁，裕仁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自己为什么要甘愿为天皇送死。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是正确的，这便是“物质的力量，必须要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精神的力量，也必须要用精神的力量去摧毁”。在押的日本战犯之所以抗拒改造、负隅顽抗，就在于他们自幼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得到武士道精神的培训，所以他们内心崇拜“天皇”为神，以听从“天皇”的“谕旨”对外侵略扩张为荣，为此，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反其道而为之，用精神的力量，彻底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张景惠一家,后排为青年的张梦实张梦实接着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因同日本社会的一些左翼人士有联系，看过多本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发现列宁著述的《帝国主义论》最适合组织在押的日本战犯系统学习、研究。因为列宁的论述，对帝国主义的形成与侵略扩张分析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日本垄断阶层之所以能够获取巨大财富，就因他们实行对内压榨和对外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所以要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为的就是要掠夺更多资源和开拓更大市场，以便于榨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这些日本战犯无知、愚忠、盲从，因而成为日本垄断阶级利用的工具和牺牲品。
张梦实发表的这些言论像一扇“天窗”，开阔了大家的思路。于是，管教科科长金源便立即选出14名日本校级军官进行悔罪认罪教育试验。首先组织他们从学习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开始，然后引导他们结合自身经历对日本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批判。经过一个时期的“试验”学习和批判，果然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所有参加学习和批判的日本战犯都开始自发地认罪、悔罪。
至1953年10月23日，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溃败南撤、朝鲜战局好转，东北战犯管理所已奉命先后分两批将北迁哈尔滨的日、满战犯全部迁回抚顺，恢复了原建制。在这期间，经东北战犯管理所上报东北公安部批准，自1953年2月23日开始，先组织第一批迁回的669名日本校级以下战犯学习《帝国主义论》，开展了对日本社会的分析和批判。10月23日，当210名校级以上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全部迁回抚顺后，东北战犯管理所便组织所有在押战犯普遍学习《帝国主义论》。同时，由管教干部向在押战犯讲解《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天皇制是什么》等内容，启发战犯的悔罪觉醒。在这期间，表现顽固的藤田茂曾拒绝参加集体学习和批判，但他又忍受不住一个人在监室的孤单和冷清，于是便悄悄到管理所图书室找闲书看。他被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吸引，这本书也是分析日本垄断阶层对内压榨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本原因的，之后藤田茂自愿回归集体学习。
1956年，8名日本战犯在法庭受审1954年3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的“东北工作团”进驻东北战犯管理所。经“东北工作团”对在押的战犯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以及组织日本战犯系统学习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战犯们产生了研究日本社会的浓厚兴趣。一些日本战犯通过找到《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评判》等图书资料，第一次知道日本天皇拥有全国22.7%的土地和15.8%的森林，第一次知道天皇在几千家股份公司里拥有6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第一次知道天皇的私人财产在侵华战争期间增加了275%。
这些事实让战犯们大为震惊和愤怒。藤田茂悔悟后说道：“原来被我当做神圣的并为之舍身尽忠的天皇，根本不是真正代表日本国民的杰出象征，而是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大骗子手。这让我不得不产生极大的憎恨和愤怒。”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说：“迄今，我才认识到，被我敬之以为神的天皇，竟是一个极大的吸血鬼。”少将旅团长长岛勤说：“几天前，我的部下主张把天皇判处死刑，我还公开说：‘天皇不是罪人，你们指名道姓称呼他，我感到浑身发抖。’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僵硬了的天皇崇拜者来说，这次学习真是对症下药。现在，我才认识到天皇的罪恶本质，感到自己过去受奴化教育，被蒙蔽、欺骗，上了当。原来天皇制的存在，就蕴藏着爆发侵略战争的危险……”
认罪悔罪教育收到明显效果以后，1954年5月20日，“东北工作团”开始在战犯管理所院内召开战犯认罪悔罪示范大会，选择在日本战犯中有威望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作认罪悔罪示范发言（因日本派驻伪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患中风病倒不能起身，次官古海忠之就是日本军部的最高代表）。古海忠之通晓法律，在日本战犯中颇有威信。古海忠之在悔罪发言中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被侵略的战胜国家都有权利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家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力，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发言，对尚在顽抗的极少数日本战犯又是沉重一击。自此以后，在战犯管理所大院内，再也听不到任何在押的日本战犯发表任何表白“无罪”与顽抗改造的言论了。
“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89年初夏，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见到了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继任所长金源。
金源，1926年4月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调入东北战犯管理所，历任日语翻译，管教科副科长、科长、副所长、所长，1978年调离。我见到他时，他时年63岁，身体尚好，头脑清晰，很善言谈。就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我同他谈的很多，重点是请他谈谈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之所以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人性”。金源说，1963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谈到改造罪犯经验时就指出：“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在一定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罪犯改造过来的。”翌年4月24日，毛泽东再次重申：“罪犯也是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正确才行。”
金源说，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首先对日本战犯进行“人本性”与人类社会发展史教育，让这些昔日的杀人狂魔醒悟过来，自觉地抛弃旧我，重新确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重大突破，是党和政府长期耐心地对罪犯进行认罪、悔罪理性教育的结果。这一创造，国际社会没有，只有新中国独有。
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家属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亲人见面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监狱，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都是势不两立的仇敌，而在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内，本来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却能成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朋友，其中之秘笈就在于我们所有的管教人员都能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纪律规定。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之时，我们所有管教人员都吃粗粮，而让在押日本战犯吃细粮和高级营养食品，这在国际社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少管教人员因为缺乏营养普遍患“浮肿病”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定地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没有降低日本战犯的伙食标准。
金源作为所长，多次带领在押战犯到管理所农场劳动。之所以带领战犯参加有限的体力劳动，非但不是为了惩罚，而是让他们增进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每次外出劳动，都是管教人员干在前头，作出示范，而所有农作物和副食的养殖收获，都归战犯自己享用，管教人员颗粒不动。为了避免发生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因为伙食标准和质量不同而出现相互尴尬的场面，他们午餐时总是躲在远处就餐。有一次，有战犯从他们身边路过，发现所长和管教人员竟吃粗粮和代食品，他们大为吃惊。消息传开，所有在押日满战犯都深受感动。
当年不仅只有金源如是说，多位亲历者也都如是说。1953年初夏的一天，战犯管理所医生温久达发现日本战犯安井清突然跌倒，造成左下肢骨折。因为所内医务室条件有限，他急忙乘车送安井清到市内最大的一家医院救治。温久达说：“我从医院门前一直背着他爬上三楼。当我一步步负重登上楼梯时，突然感到我的后颈部湿润了，继而又听到微弱的抽泣声，原来是安井清流下了眼泪。我用日语问他是否疼得厉害，难以坚持，安井清以颤抖的声音回答我：‘不是的，大夫先生，我深感自己太对不起中国人民了。’他哭得很伤心，泪水流进了我的衣领里。这是我到管理所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日本战犯在哭泣、在悔罪。”从此以后，安井清便同管理人员由敌对变成朋友，一直到安井清获释归国。之后，他们之间书信交往不断。
打破旧监狱之壁垒，组织罪犯们走出高墙，到社会各地参观，让他们接受现实和群众的实际教育，也是对战犯的一种教育改造方式。金源回忆说：“当我们按照中央通知的精神，正式向在押战犯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时，在场的所有战犯几乎都不敢相信，不少人误认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
在外出参观之前，不少罪犯心里紧张，担心到社会上参观会被受害者认出来，进行报复。实际上，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接待，没发生一次他们担心的那种挨打受骂的情况。在实际经历中，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善良和胸襟。例如，在沈阳郊区大青村参观时，有一位老大娘向日本罪犯诉说在伪满期间遭受的种种痛苦后，竟然泰然说道：“只要你们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中国人民是不会报复你们的。”听完此话，罪犯们纷纷跪地请罪。
在外出参观前，有些罪犯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只是舆论的宣传，实际情况不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好。外出参观后，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们亲眼所见新中国城乡各地处处是建设的工地，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新中国成立几年间的变化之大，让他们感到惊讶。例如，主宰掠夺我国经济的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参观鞍钢时，看到鞍钢新建的九号高炉，惊叹不已，他连连称道：“我原以为鞍钢没有日本人指导只能种高粱，没想到新中国成立才几年，钢铁工业变化之大，比伪满洲国时期还要好。”
外出参观之前，绝大多数日本战犯的坦白认罪只限于口头和纸上，“让罪犯们到曾经犯罪的地方接受现实教育”（周总理语）后，罪犯们的认罪、悔罪成为发自真心的。组织日本战犯到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遗址等多处日军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址参观时，所有在场的日本战犯都跪地不起，自发地向我死难同胞默哀。他们哭声不绝，请求中国政府加重处罚自己。战犯们回到战犯管理所后，看守人员送来了热饭菜，罪犯们普遍怀着悔罪的心情不肯进餐，纷纷表示，我们对中国人民作恶多端，罪恶难饶，现在我们却活在人世间，实在是太卑鄙了！我们甘心情愿，恳求中国政府判处我们死刑！
1956年6、7月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罪行严重的45名日本战犯分四次在沈阳、太原进行公开审判。审判结果是没有一个死刑，没有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者为8至20年。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这个消息，不仅震惊了日本，也震撼了全世界。一时间，新中国对在押日本战犯“一个不杀”的政策成为各国新闻媒体追踪的热点。
金源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的重大决定是非常正确的。1955年末，他随高检“东北工作团”负责人李甫山和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去北京汇报工作时，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们时说：“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其实在这之前，高检“东北工作团”经过近三年的侦讯、调查、取证，拟将1017名日本战犯列为重点侦讯对象，并将其中70余名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听了周总理宣布的决定之后，他们都没有当场表示不同的意见。返回抚顺后，他们向全体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不少干部，尤其是吃过日本侵略者苦头的同志都表示“想不通”。当“东北工作团”负责人二次进京向周总理作汇报时，周总理很耐心地说：“不是下面的思想不通，恐怕是你们的思想不通。你们的思想要通了，下面的思想怎么会不通呢。”周总理还说：“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在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无需20年，仅16年以后，就看到了中央预见的正确。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及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正式率团访问中国。9月29日，日本抢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作者系新华社辽宁分社原记者，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