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在郑家屯念书的时候，张作霖带领巡防营剿土匪进驻于此，指挥部就设在于文斗的粮栈院内。于文斗与张作霖交往甚密，张每看到于凤至都满口称赞她聪明贤惠、标致大方。有一天，张作霖偶然得知，于凤至的八字显示她是“凤命”，不禁喜上心头：儿子张学良是“将门虎子”，于凤至是“凤命千金”，可谓天赐良缘。张作霖遂托亲信向于家提亲，张学良10岁、于凤至12岁时即订婚，并于五年后结婚。
婚后，于凤至回家省亲，看到家乡还没有学校，回去和张学良一说，张先后两次汇去两万现大洋，修了两栋砖瓦结构校舍，命名为“新民小学”。学校聘请于凤至的哥哥于凤翥为董事长，刘春田为校长，教员有周祝三、葛东升等人。学生一律免费入学，教师工资和学校经费由东北边防司令部教育秘书处直接拨发。
张家权高势大，门庭显赫，但于凤至从没有因此而盛气凌人，而是仍然温雅如初，手不释卷，常赴东北大学听课，以求新知。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队里从团长、旅长升到军长，并代父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张学良统兵出征前，于凤至都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物品，亲往军营慰问；战时又赴后方医院慰劳受伤将士，因而深得将士们感激，使之在战场上莫不奋勇当先，效命捐躯。
对于公益事业、慈善团体，于凤至亦积极提倡赞助。她尤为重视教育，热情鼓动张学良在各地开建中小学。每逢奉天省举行体育运动大会，于凤至均以私蓄资助奖品并登台颁发，深得众望。当时，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妇女界多要求她出任要职，但于凤至从不为之所动，而是平居治家，诸事俭约，对公婆孝敬恭顺，对丈夫相敬如宾，对佣人和蔼善良，因此深得张家上下的尊重与敬爱。
张学良一向把于凤至称为“大姐”，两人伉俪情深。于凤至看到张学良终日操劳，而自己不能在军政事务上为他分忧，便想给他物色一个高水平的贤内助。这时，于凤至发现赵一荻给张学良的印象很好。她也很喜欢赵一荻，认为赵不但长相出众，而且聪明过人，精通外语，是一位有才有识的女性。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于凤至便让他把赵一荻接到沈阳当他的随身秘书，还在帅府外购置了一幢小楼，专门给她住。于凤至如张学良一样亲热地称之为“小妹”，赵一荻临产时，于凤至还为她缝做幼儿衣裤。赵一荻对于凤至亦特别敬重，称她为大姐，两人情同姊妹。
于凤至生活照因于凤至是长媳，帅府内许多事务均由她出面料理，件件都做得精心周到。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张作霖乘专列路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埋设的炸药炸亡。当时日本人在沈阳附近已调集重兵，如果死讯传出，日本人就会趁机出兵。因此，张作霖的寿夫人（即五夫人）和于凤至、参议长臧式毅、医官杜泽先密议：对外只说大帅身受轻伤，不日即可痊愈。帅府只许进不许出。由于帅府内保守机密，诸般事项一如往常。于凤至按时“给张作霖送饭”，饭量日渐增加，每逢送完饭，于还对帅府人员说：“父帅的伤快好了，用不了几天就能下地啦。”日本人摸不到底细，特意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夫人和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以探病为由，到帅府观察动静。她们进入帅府后，但见平静如常，尤为意外的是寿夫人和于凤至竟然盛装出迎，满面春风。日本人大失所望，出兵行动不得不偃旗息鼓。张作霖死后，手握重权的奉天军参谋长兼东北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从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与其心腹常荫槐串通一气，处处与他作梗。张学良意欲易帜，归服南京中央政府，但杨、常因别有用心，坚决反对。日本是外敌，杨、常是内患，内患不除，里勾外连必然酿成大祸。然而杨宇霆在东北军里是有功之臣，去留难以决断。一天夜里，张学良久久不能入睡。于凤至深知他的心情，为了助他早作决断，便说：“汉卿，我用银圆给你算一卦，看看如何？”说着拿起一块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站起来说：“如果是人头像着地就除掉杨、常；人头像冲上就留。”她手一撒，银圆落地，恰恰是人头像着地。于凤至说：“汉卿，你看，人头像着地啦。”张学良说：“我不相信那一套，那能顶什么用？”于凤至说：“你不相信，我再扔一次看看。”第二次扔完，仍然是人头像着地，又扔第三次，还是如此。其实，于凤至是有意将人头像冲下将银圆扔到地上的。张学良因此下了决心，以打牌为名请来杨、常，令其饮弹毙命，根除了内患。
东北沦陷后，举国上下民怨沸腾，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心神不安，内疚不已。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使张学良有所觉醒，内心里产生了向往。他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仅是对良个人，并已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将士。”于凤至深知张学良的沉重心情，期望找机会劝说他。一天，于凤至的女儿张闾瑛做了一件红裙子，高兴地穿给爸爸妈妈看。于凤至借机问闾瑛：“你喜欢红色？”闾瑛天真地回答说：“我喜欢红色，妈，你喜不喜欢红色？”张学良在一旁听母女一问一答，若有所思。闾瑛又撒娇地问他：“爸爸，你喜不喜欢红色？”张学良深知于凤至此举的深义，点了点头说：“我也喜欢红色。”
日本侵占了东北，国内群情激愤，蒋介石却利用这个机会，意图把张学良调离东北军，以便自己下令派东北军去“围剿”陕北红军。他特意对张学良说：“现在民怨难平，就像一个小船载了两个人，遇见了险情，必先下一个人方可无虞，现在不是你下台，就是我下台。”于是张学良辞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务，飞往南京“养病”，又于1933年4月带于凤至到意大利“考察”。当蒋介石派人调遣东北军时，将士们表示必须张学良亲自下令才能开拔，蒋介石只好拍电报追回张学良，并委任张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然而到西安之后，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发动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宋美龄和宋子文自然想到了于凤至：她曾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由她给张学良写封信，叫张学良放回蒋介石，她必然应允。不料于凤至当即回绝了这一要求：“西安事变，我没在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说汉卿从来不让我过问他的政事，就是写了信也没用。”她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张学良。
1930年，蒋介石在私邸接见国民党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及夫人的合影。从左至右：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
宋美龄、于凤至、宋霭龄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恨在心。张学良把蒋送到南京后，即被秘密软禁起来。于凤至接到电报后急忙回国。蒋介石把张学良和于凤至秘密押送到湖南沅陵县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由一个特务头子及其妻子进行严密监视。于凤至对张学良百般慰藉，为了排忧解愁，二人共同写诗画画，有时打打网球。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夫妻情谊，使张学良深得宽慰。此间，张学良曾给于凤至写了一首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
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
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中表达了张学良对于凤至的敬爱，并隐露出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愤慨。
当张学良被蒋介石押往台湾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于凤至忍痛割舍了夫妻深情，让赵一荻陪同张学良赴台，自己带领子女去美国，担负起抚养的重任。此间，于凤至曾几次去台湾看望张学良和赵一荻。
后来，张学良信奉了基督教，而接受洗礼的教徒必须遵循一夫一妻制。为此，张学良给于凤至去信征求意见。于凤至回信说：“我同意和你办离婚手续，愿你早日和一荻补办婚礼，成为合法夫妻。这不但为了接受洗礼，更重要的是因为赵四小姐在你身边多年，尚没有个正当名分，这对孩子们也有某些影响。我在晚年能成全你和一荻的好事，我也深感欣慰。”于是，1964年7月4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北补办了婚礼。■
作者系辽宁省公主岭市政协文史办干部，该文系其采访于凤至的侄子，张学良的老部下荆有岩、郭维城、陈大章等，并参照有关史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