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谋面
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接替汤永贵）担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干部司要我立即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使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当时，国际大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东欧剧变加速，苏联解体在即，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作为“经互会”成员之一的古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外贸市场、资金来源和军事支撑，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岛”。而身旁的美国则乘机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对古巴的压力，特别是强化持续达30年的经济封锁，妄图“以压促变”。美国国会成立“争取古巴自由决策小组”，确定了在一年内搞垮卡斯特罗政权的目标。受美国政府支持的古巴流亡分子则忙着招兵买马，组织“还乡团”，进行军事训练，扬言要在1990年年底打回哈瓦那过“圣诞节”。
西方舆论和外交界人士纷纷猜测，古巴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我国国内有关部门对此十分关注，也不无疑虑。外交部一些同事知道我要去古巴工作时，都不约而同地问我：“目前古巴的形势怎样，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入侵，古巴能不能顶住？”有的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可要做好跟卡斯特罗上山打游击的准备啊！”
正是在这种风云变幻无常、形势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我如期登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纽约，途经墨西哥城，于9月1日抵达哈瓦那，入驻中国大使馆。
一到哈瓦那，我就被那里紧张的备战气氛所感染。一方面，我抓紧听取使馆各处室汇报，了解古巴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最新情况和政策走向，特别是了解美国对古巴的战略、策略和近期的行动计划，对古巴能不能顶住美国的压力，能不能保持革命政权的长期稳定这个核心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评估。另一方面，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备战工作，如在使馆院内打井、安装发电机、储备粮食、制订应急方案、明确人员分工、健全组织领导等，以应对不测事件的发生。
我抵达古巴不满一周，于9月6日递交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但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驻古巴大使夫妇的邀请，出席大使的离任告别招待会。何曾料到，我与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竟是在这一场合中实现的。
10月5日夜晚，秋高气爽，皓月当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园草坪上灯火通明，挤满了欢声笑语的宾客，气氛十分热烈。蓦地，我发现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被人们团团围住。此人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满脸长须，神采奕奕。啊！那不就是卡斯特罗嘛？
我正思索着是否要向卡斯特罗致意问候时，古巴外交部礼宾总司长来到了我跟前。他得知我到古巴后还未见过卡斯特罗，便友好地主动表示，可以介绍我与主席见面，并带我进入大楼门厅，让我在那儿等候。
卡斯特罗主席，古巴人习惯叫他“总司令”，或者亲切地直呼其名——“菲德尔”。我边等候边观察总司令的动静。数分钟后，见总司令朝大楼走来，礼宾总司长在前头开道。行至离我不远处，总司长忙把我引向前去并给总司令介绍。
“总司令，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抢先向他问候。总司令用深邃而明亮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大使，欢迎欢迎！”
“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到哈瓦那的。在任职期间，我将为促进中古友谊而努力，希望能得到主席阁下的支持和帮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两国是好朋友，我经常去中国大使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聚谈好吧。”
我连忙表示赞同，并请总司令抽时间去中国使馆做客，我随时恭候。总司令一边点头、一边与我握手告别，然后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转身进入了贵宾室。
我同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这一瞬间的交谈，我自然感到不甚满足，但我十分理解，在此种场合不便说得太多。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不期而遇为我们以后的交往、进而建立信任和友谊拉开了序幕。
使馆常客
卡斯特罗主席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当年，旅居古巴的许多华侨、华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他领导的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他也十分清楚，早在19世纪下半叶，华侨在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两次战争中，踊跃参加起义军，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日常生活中，他爱好中国饭。他告诉我，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期间，经常去唐人街中餐馆吃“杂碎汤”，又便宜又好吃。后来，他还学会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鱼就是其中之一。他熟悉中国人的传统民风，常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勇敢”“守纪律”“承受能力强”等。
在三年的大使岁月里，我经常应邀去革命宫、何塞·马蒂广场或其他场合出席古巴政府举行的各种庆典、仪式和外事活动。卡斯特罗也多次来中国使馆做客，有时还不请自来。每次来了，总会待上四五个小时，直到宾主尽欢。每年我馆举行“十一”国庆招待会，他通常都会出席。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卡斯特罗年年给使馆送来古巴特产，如鱼翅、大龙虾之类。
我馆工作人员希望与卡斯特罗合影或请他签名留念，他一般都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我举行晚宴招待卡斯特罗。结束前，夫人镇坤手拿菜单问总司令可否签名留念，他欣然同意，兴致勃勃地说：“饭菜吃完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随即提笔写道：“我完成了任务，这并非我的功劳，而是美味的中国佳肴的功劳，是古老和革命的中国的极其周到的热情与礼貌的功劳。”并以这一题词“献给大使夫人”。
另一次，我在使馆宴请卡斯特罗。进餐前，卡斯特罗在大使馆会客室稍事休息后，应邀与我们使馆几个主要外交官到大厅合影。他发现一个青年人站在大厅一角观看，便问我：“这是谁？”我说：“他是我的儿子，近日来古巴探亲休假的。”又问，“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告诉他，“他是从旧金山来的，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听罢，他笑着向我儿子招手说：“过来，我们一起照相。”就这样，我们一家人与卡斯特罗进入了同一个镜头。
我馆换了工作人员，卡斯特罗一见是新面孔，便拉着坐在自己身边，慈祥亲切地问这问那，促膝交谈。为感谢厨师的辛勤劳动，在宴会结束前，卡斯特罗常把厨师请来，给他们敬酒，还称赞饭菜做得好。我馆工作人员无不说卡斯特罗是“中国使馆的好朋友”。
聚焦中国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关注、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和熟悉，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说他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该当之无愧。
为了认识和研究中国，并结合古巴的国情和特点借鉴中国的经验，卡斯特罗派出了许多代表团赴中国考察访问。近几年，上自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政府部长，下至专业技术人员，赴华访问的连年不断。菲德尔的哥哥、农业部顾问拉蒙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对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包括企业家、经贸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内，只要有时间，卡斯特罗都会热情接见。每次会见，对中国代表团来说，都无异于接受一次考试。他不仅谈话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而且提问具体、实在，经常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比如，在与陈慕华副委员长、轻工业部长、卫生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等会见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知识渊博、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从中国的农业、水利、机械、粮食、经济作物到灾情；从工业生产、组织管理、产品销售到劳动工资；从能源到交通；从中医、中药到计划生育；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到中外合资企业；从对外开放城市到深圳特区；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到外汇管理；从台湾、香港、西藏、华侨到中国统一，等等，他无所不问，无所不谈。就是他来使馆做客时，也都要带一堆问题来，即使许多问题他已有相当了解。我虽然每次都预先做些准备，但仍难免会有“答不上”或“答不全”的情况。
卡斯特罗如此关注中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领导古巴军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就十分注重研究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军队建设原则，并结合古巴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当时，毛主席的小册子和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古巴起义军中广为流传。
我清楚地记得，在与我接触和会见中国代表团时，卡斯特罗多次谈及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说他看过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章，深感“长征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称赞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历经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国领导人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非常正确，没有否定历史，没有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结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感遗憾。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卡斯特罗近年来关注的焦点。凡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以及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他都及时阅读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古巴党政高级官员都这样做。为此，古共中央曾选编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说，今后要出版更多介绍中国的书，中国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
卡斯特罗对新中国取得的每一成就如同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1991年4月的一天，我请他到使馆做客。席间，他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有秩序地进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改革。”“中国只有1亿公顷耕地，但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还强调指出，“解决如此众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旧中国做得到吗？我经常向外宾举这个例子，说明新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对古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下一世纪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巨人”。
进口中国自行车
在进入困难时期的头几年，古巴经济连年大幅度下滑。1990年我刚到哈瓦那时，各方面的困难已经显露了出来。以城市交通为例，由于石油供应不足，行驶在首都大街上和公路上的车辆一天天的在减少。公共汽车压缩了数量和班次，私人小汽车的石油配额一减再减，排长队等车的现象随处可见。
当地时间2016年4月1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出席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如何上学？职工如何上班？病人如何就医？居民如何出行？一连串的问题紧迫地摆在卡斯特罗主席面前。
1990年10月下旬，我国轻工业部部长曾宪林应邀率团对古巴进行友好访问。卡斯特罗亲切会见了他们。在我为该团访古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卡斯特罗介绍古巴的情况时说：由于苏联推迟和大幅度减少石油供应，不仅使古巴的工农业生产难以正常运转，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交通运输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代表团，作为应急措施，古巴政府已做出从中国进口一批自行车的决定。访问结束前，曾部长以中国政府名义向古巴政府赠送了100辆自行车。后来，卡斯特罗还把他骑着中国自行车的几张照片回赠了我们。
1991年上半年，来自中国的首批50万辆自行车抵达古巴。接着又进口了20万辆。古巴政府为此在各地技术学校内设立自行车装配厂，培训了一批组装、维修人员。自行车一经装好，就立即分配到首都和各大城市的机关、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职工和居民家庭，部分用作对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奖励。
从这时起，中国的永久牌、飞鸽牌和凤凰牌三大名牌自行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南来北往的自行车络绎不绝，与当时北京的情况差不多，为哈瓦那平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1990年11月初，哈瓦那举行第八届国际博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派团参展。博览会闭幕那天，卡斯特罗在革命宫举行大型招待会，各国参展团和驻古巴的外交使节共200多人应邀出席。卡斯特罗在大厅门口迎接并自始至终陪伴着客人，整个招待会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
招待会后期，卡斯特罗在人群中突然高高举起手中的几张大幅自行车图片，并大声地说：“这是中国的自行车。骑自行车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作为交通工具，二是可用于锻炼身体，三是不污染空气，有利于环保。现在不仅中国人普遍骑自行车，欧美一些国家骑自行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古巴今后也要鼓励居民多骑自行车。”
直到这时，我和贸促会参展团长任巧玲仍无机会接近卡斯特罗。我找到在场的古巴外交部礼宾官，告诉他中国参展团长想见一见卡斯特罗主席，他非常友好地让我们一旁等候。大约过了10分钟，礼宾官叫我们紧紧跟着他，由他在前面开道，总算挤到了卡斯特罗身旁。他见中国参展团团长是一位女士，就十分礼貌地请我们俩同他一起到墙边的椅子落座。这时全场的眼光都注视着我们，许多闪光灯同时闪动。任巧玲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这次参展的情况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是自行车王国，骑自行车的人最多。古巴决定从中国进口自行车。”
1991年5月下旬，以中组部副部长赵宗鼐为团长的中共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受到了卡斯特罗的亲切会见。他在革命宫的会客室与赵团长交谈一阵之后，便起身带领大家往外走。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跟着他沿着走廊东转西拐，最后进入了一个房间。
令我惊奇的是，这房间原来是卡斯特罗的自行车陈列室。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自行车，有中国的，也有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卡斯特罗走到一辆中国产自行车旁说：“中国的自行车，虽然比欧美国家的自行车重一些，但比较结实耐用，既可以载人，又可以载货。目前古巴需要这种自行车。”
另一件使我惊奇的事出现在1993年5月1日。当天上午，约100万哈瓦那市民在革命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反对美国长期封锁制裁古巴。我与各国驻古使节应邀出席。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卡斯特罗登上主席台，向后续的群众队伍频频招手致意。在步行人群的后头，有10多万人骑着或推着自行车缓缓进入广场。当这条长龙以方阵队形通过主席台时，广场变成了一片自行车的海洋。这种气势磅礴、情景壮观的自行车大游行在古巴是史无前例的，它生动地展示了古巴人民克服困难和反对霸权的坚强意志。
为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难的问题，古巴在从中国进口自行车的同时，决定利用中国提供的经援贷款建造自行车厂。经两国政府商定，由中方提供原材料、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古方负责解决地皮、电力、厂房和有关配套设施。地址选在首都哈瓦那以东的圣克拉腊市，那里原有一家自行车修理厂。
新建的圣克拉腊自行车厂是古巴几家自行车厂中最大的一家，由上海永久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承建。设计规模为年产自行车15万辆。1994年12月，中国自行车专家组来到圣克拉腊市承接任务。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安装了成套设备，为古巴培训了100多名技术骨干，并指导生产了1.3万辆自行车。到1996年4月，自行车厂全部竣工，如期交付使用。
自行车文化在古巴获得了一片沃土。为使自行车本地化，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和居民需要，聪明的古巴人对中国自行车作了一些改进。随着自行车进入众多居民家庭，古巴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爱心献给中国灾区
1991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我国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普降暴雨，有些地方连降特大暴雨，致使安徽、河南等省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凶猛的洪水冲毁了大片农田，淹没了数以万计的乡镇和村庄，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威胁和破坏。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深为关切，及时向灾区军民发出了抗洪抢险的紧急动员令。对此，不仅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一批批运往灾区，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纷纷解囊相助，而且外国政府、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也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友谊之手。
7月12日，我国驻古使馆办公室接到电话，说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执行秘书卡洛斯·拉赫紧急约见我。要谈什么事？对方没有透露。当日下午，我和译员张小强准时来到古巴党中央和政府所在地——革命宫。进入大厅，礼宾官迎上前来带领我们走到拉赫办公室。
“我们知道中国发生了大水灾，是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拉赫开口便问。
我简要地作了介绍，说明今年汛期来得早，汛情猛。安徽省在一个月内降下了全年近一半的雨量，全省倒塌民房数十万间，大部分农田被淹没，平地成了汪洋。安徽、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灾情之重，百年罕见。
拉赫关切地说：“菲德尔对中国的水灾十分关心。他从外交部得知中国有关灾情的信息后，要我立即找中国大使，转达他对受灾的中国兄弟的亲切慰问。同时，借此机会转告他的决定，古巴拟向灾区捐赠5000吨糖。但不知道这是否合适？”拉赫接着解释说，“如你所知，目前古巴处于特殊时期，经济很困难，拿不出别的什么来，只能以这点糖来表达我们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兄弟的声援和慰问”。
我立即答应“尽速报告国内”，并以中国政府和灾区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告辞后，拉赫热情地把我们送到革命宫大门口。
7月22日下午，为答复古方，我再次前往革命宫拜会拉赫。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卡斯特罗主席的这一番好意，并指出此举“充分体现了古巴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对灾区人民的一个极大支持和鼓舞”。
拉赫问道：“近来灾区有无新的消息？”
我告诉他，前一段抗洪救灾工作，经过灾区广大军民的顽强奋战，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根据以往经验和有关方面预测，8月份才是主汛期，更大的暴雨可能还在后头，今后的防汛抗洪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拉赫忙走过去，拿起电话交谈了一阵，然后回到座位上说：“刚才的电话是菲德尔打来的，询问同大使谈话的情况。菲德尔同志还决定，除糖之外，再向灾区捐送一些东西，可能灾区人民用得上。这些东西包括干扰素、人体表皮生长素、乙型脑炎疫苗等药品，约合1300万美元。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接受，药品将尽快送去。”
此后不久，古巴外贸部副部长佩德罗·阿尔瓦雷斯约我去外贸部，佩德罗是我的老朋友。当我和译员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还有几位陌生人在那里。
佩德罗向我逐一介绍在座的各位之后说：“拉赫同志把向中国运送药品的工作交给外贸部，这是很光荣的任务。”接着，他让乙型脑炎疫苗等药物研究部门的几位负责人讲述了药品保存和运输途中应注意的事项。
佩德罗最后说，古方将派两名专家先去北京，同有关部门商谈具体交接技术问题。他们往返机票、食宿费用及空运药品的费用均由古方负责。
那段时间，卡斯特罗曾多次接见我国访古代表团，每次都不忘询问灾区情况。记得当年8月初，中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率团到古巴访问，并观摩在哈瓦那举行的第11届泛美运动会。3日晚，我为代表团访古举行欢迎宴会，卡斯特罗应邀来使馆做客。
晚上8点半，卡斯特罗像往常一样，身着橄榄绿军装，头戴军帽，脚穿军靴，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大使官邸，微笑着与等候在大门口的伍绍祖团长和使馆领导成员一一握手、拥抱。他高大的身躯、满脸的大胡须和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以既威严又亲切的感觉。
在会客室刚一坐下，卡斯特罗就急切地问及中国水灾的情况，并要查看地图。在场作陪的使馆政务参赞李金章立刻将备用的一张中国大地图展现在他面前。
卡斯特罗边看边问：灾区的部位在哪里？面积多大？人口多少？种植什么作物？一年播种几次？年降雨量多少？河流分布情况如何？等等。伍绍祖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我怀着赞赏的心情告诉卡斯特罗，古巴捐赠物品的价值是“各国政府中最大的”，众多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消息。
卡斯特罗谦逊地说：“古巴是个小国，力量很有限。”并表示，“如有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做的，愿意继续提供合作与帮助”。
几个月过去了。卡斯特罗又一次接见中国代表团。我有幸再一次见到他，并向他报告说：“中国的抗洪救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灾区一没有饿死人；二没有冻死人；三没有发生流行性疾病。目前，灾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进展顺利，社会秩序正常良好。”
卡斯特罗听后十分高兴，颇为感慨地说：“这样大的灾害如果发生在旧中国，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冻死，更多的人会无家可归。你们的奇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支持北京“申奥”
1991年，北京首次申办第27届奥运会。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英国曼彻斯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城市，也先后提交了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报告。进入1992年，各申办国的竞争活动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
1992年5月，国内发来指示，要求使馆抓紧做好对驻在国有关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与文化参赞商量，决定先由我出面邀请古巴奥委会主席冈萨雷斯和国家体委领导人来使馆做客。
5月20日晚，哈瓦那天空明净，气候宜人。冈萨雷斯夫妇等客人应邀准时来到使馆。陈镇坤和文化参赞李庭玉出席作陪。由于在场的客人都是古巴体育界的重要人物，体育运动自然成了当晚的热门话题。
首先，我告诉客人，我对古巴体育了解不多，只是从一些国际比赛中知道古巴的棒球、拳击、田径和男女排球都很出色，名列世界前茅。当然，对我来说，感受最深的还是古巴女排。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排经常与古巴女排比赛。两队不是在国际比赛场上同台竞技，就是在中国或古巴进行双边交流。古巴女排高超的技术和顽强的战斗风格征服了众多电视观众。一时间，“加勒比黑色旋风”成为中国人对古巴女排的美称。
“古巴国家不大，人口只有1100万。你们是怎样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呢？”我好奇地问古巴朋友。
接着，冈萨雷斯兴奋地向我介绍了古巴体育走过的道路。1959年革命胜利以前，古巴只有极少数人参加拳击和垒球运动。历届政府几乎都不给体育拨款。一些私人俱乐部的成员也只是以打网球或游泳作为消遣。包括黑人和穷人在内的广大劳动者，没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条件和权利。革命胜利使古巴的体育事业获得了新生。
古巴的体育事业能有今天，是与卡斯特罗分不开的。菲德尔本人是个体育能手。学生时代，在棒球、篮球、足球、射击等方面都表现突出。他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当然不限于他个人的爱好，关键还是在于他对体育的看法和见解。从革命胜利时起，他多次说过：“体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共有的一种权利。对人民来说，体育是生活标准、是福利、是健康、是幸福，也是荣誉。”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古巴新政府成立后，很快宣布取消体育职业化，实行免费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等多项措施。政府连年投资在全国城乡兴建体育场馆，开办各级体育学校和培训中心，经常组织全国性比赛，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吸引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投入到棒球、拳击、排球、篮球、足球和田径等各种体育运动中。
宴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后，我对冈萨雷斯说：“你已知道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事。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她既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她有条件和能力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中古两国是友好国家，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殷切期望能得到你们的坚定支持。”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古巴坚决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虽然申办的国家有好几个，他们也希望得到古巴的支持。但最后只能选一个。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选择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冈萨雷斯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我对古巴的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
尤其令我振奋的是，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话直接出自卡斯特罗主席之口。
1992年8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刘华秋对古巴进行工作访问。17日下午，卡斯特罗在革命宫接见了他。当晚，使馆为刘副部长举行欢迎宴会，我特地请卡斯特罗参加。在谈到北京申办奥运会的问题时，卡斯特罗直率地说：“我希望中国举办奥运会。目前竞争者不少，这些国家也要求我们支持。从历史上看，申请者采取各种办法，有的甚至使用金钱来拉票。但古巴支持中国，这是我们最终的选择。”
卡斯特罗认为，奥运会的主办权不应由少数富国操纵或包办。第三世界也有一些国家有条件和能力举办奥运会，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申请了也很难成功。他指出：“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古巴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鼓舞。”
卡斯特罗满怀激情地说，“到2000年，我要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那时，也许我已退休了。即使我死了，也请把我的遗骨带到北京去，让我的幽灵在那里游荡”，亲眼看看北京的壮举和精彩！
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终于在北京胜利举行。卡斯特罗虽然正在养病，但他仍然十分关注运动会的进展情况。运动会结束后，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东道主出色的组织工作，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了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俭朴生活依旧
在去古巴之前，我就听说过，卡斯特罗主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政清廉，生活俭朴，不图奢华，不搞特殊化，与平民百姓没有两样。在与他的接触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首先，卡斯特罗的穿着是很“特别”的。从1959年革命胜利时起，直到今天，他除了出国访问和出席国际会议换上正装——西服外，平时总是军装不离身。他靠部队发给他的几套军服，年复一年地对付了几十年。他外出办事从不坐豪华轿车。吸雪茄烟是他唯一的嗜好，但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他说戒就戒了。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戴的那只日本产“精工”手表，其外壳和表带都是塑料制的。据称，此表市面上只值20多美元。他一再说：“这只表已跟随我多年，我是不会轻易扔掉它的。”
那几年，我有幸陪同我国访古代表团，两次去卡斯特罗在革命宫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除了书多以外，其他陈设十分简单。在他经常接待外宾的小会客室里，全部家具只有一套一张三人座和两张单人座组成的皮沙发。由于我们代表团的人员较多，坐不下，不得不临时找来几把木椅子。看得出来，这套沙发和中间的那张茶几已经相当陈旧了，但是主人无意换掉它们。
当有记者问到他的工资收入和财产问题时，卡斯特罗公开说：“我确实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些比索。”“我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从工资里我要交党费，一定百分比的房租。”“我的工资以25比索合一美元计算的话，每月约30美元。但我饿不死。”“物质上我什么也不缺。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需求。”他坦言：“如果说哪个古巴革命领导人在外国某个银行有存款，那就让他们去找吧。谁要是能找到一处，那么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1991年4月25日，作者邀请卡斯特罗主席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做客。图为卡斯特罗与作者交谈在我们使馆餐桌上发生的与卡斯特罗有关的两件小事，使我的心灵受到很大震动，终生难忘。
一次是1991年的一天，卡斯特罗出席我为他举行的友好晚宴，我用中国的国酒茅台款待他。酒席过半，当招待员给他添酒时，我发现酒杯里有一个小黑点，不知是什么，于是轻声示意招待员另换一杯。不料，此意被不懂中文的卡斯特罗猜着了，他马上端起小酒杯一饮而尽，并说：“这不能倒掉，12亿中国人有多少人能喝上茅台呢？”
另有一次，也是发生在我宴请他的餐桌上。习惯用筷子的卡斯特罗不小心掉了一块菜在桌面上。坐在他身旁的镇坤正准备用餐巾处理时，他眼疾手快，立即用筷子夹起来吃了。他边吃边说：“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白白浪费它！”席间，我们常礼貌地给他添菜。他总是说：“我吃多少由我自己添，你们添多了，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我们注意到，他从不把饭菜留在自己的盘子里让人倒掉。
饯行晚宴
1993年8月22日晚，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两兄弟为我任职期满离任回国举行饯行晚宴。宴会在哈瓦那小湖区的一座宾馆举行。
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及夫人、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比尔玛·埃斯平，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委员和部长会议执行秘书卡洛斯·拉赫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罗伯托·罗瓦伊纳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胡里奥·卡萨斯中将及夫人，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古中友协主席邵黄将军及夫人等先期到达。晚上11时许，刚刚处理完一桩急事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带着特别助理佩雷斯·罗克匆匆赶到宴会厅。这位身材魁梧、满脸大胡子的总司令，此时仍像往常一样，头戴军帽，身着军服，脚蹬军靴，宛如刚从战场凯旋一般。我和镇坤首先迎上前去握手，向总司令问好。总司令用那深邃、锐利而慈祥、亲切的目光投向我，使我精神为之一振。
卡斯特罗在我的对面落座后，扫视了一下餐桌，问我：“大使，我们用中国饭招待你，不感到奇怪吗？这像不像中国饭？”
“很像，是道地的中国广东风味。”我赞赏地回答。
邵黄将军解释说：“这是劳尔的主意。他说过，这顿饭有特殊意义，要吃中国饭。蔬菜是自己种的，姐姐是主厨。”
卡斯特罗端起桂花陈酒，尝了一口，问我：“大使是1990年来的吧？”
“是的。那年8月，我来哈瓦那之日，正值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特殊阶段之时。”
卡斯特罗睁大浓眉下明亮的眼睛，带着严肃、坚定的神情说：“三年顶过去了。你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目前，古巴仍处于困难时期，形势还很严峻。但是，困难和压力压不垮我们。我们有决心克服困难，坚持革命，誓死捍卫革命成果，誓死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这是古巴唯一正确的选择。”
卡斯特罗的这一席话，三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听他说过，只是今天听起来，我的心情是振奋多于沉重。我接过他的话说：“三年来，我在哈瓦那和外地结识了许多古巴朋友。我发现，虽然各人职业不同，经历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崇敬。越是在困难时刻，就越加显示出他们坚强、勇敢、乐观向上、团结战斗的民族性格和英雄气概。”
“现在，拉丁美洲有越来越多的人钦佩古巴的勇气。我们的勇气不是自杀的勇气，而是胜利的勇气。我们有决心为理想而奋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卡斯特罗挥动手臂，发出了铿锵的声音。
“当前古巴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我认为，这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我说，“有充分的理由使我相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古巴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克服面临的困难，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进！”
话题又回到了两国关系。近几年来，同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侵略的斗争一样，古巴政府也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如在台湾、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古巴不畏强暴，主持正义，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同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
面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我高兴地说：“与三年前相比，中古关系在中国领导人和卡斯特罗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推动下，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感到满意。”
“的确，古中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很好。这是双方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应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发展对华关系是古巴坚定不移的方针。愿古中友谊天长地久，像中国长城一样永存！”卡斯特罗说这番话时显露出欣慰和期盼的目光。
想起我与卡斯特罗交往的一些往事，我真诚地说：“我衷心感谢主席和古巴政府在我任职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和友好合作，我不可能顺利执行和完成我的使命。”
“这几年，你做了许多友好工作，同我们的合作也很好。遗憾的是大使就要走了。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卡斯特罗一边说，一边举起了祝福的酒杯。
此时，劳尔看了我一眼，对总司令说：“我刚才说过，大使将去秘鲁工作，是双重代表，既代表中国，也代表古巴。”总司令点点头，会心地笑了。
我立即站起身来，怀着深深的敬意回敬卡斯特罗一杯：“请总司令相信，今后，无论我在何地，做何工作，我都将为发展中古关系、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继续努力。衷心祝愿主席健康长寿！祝愿古巴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愿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这次晚宴，从一开始，我就沉浸在友谊与欢乐之中，忘却了分秒流逝的时光。经镇坤提醒，一看表针，我恍然发现此时已是翌日凌晨3点多了。我相机整了整餐巾，向卡斯特罗表示歉意：“真对不起，我占用总司令太多的时间了。一顿饭竟然时跨两天，创下了最高纪录。”
“吃中国饭，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休息。”卡斯特罗惬意地说。
见我告辞了，卡斯特罗也站起身来。劳尔转身从后面桌子上拿起一件工艺木雕给总司令看，说：“这是以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名义送给大使的，是古巴艺术家的作品。”
卡斯特罗手举木雕，端详了一下，对我说：“美人鱼，这是友谊的象征，作个纪念吧！”并让劳尔把木雕交到我手里。
我接过木雕，激动地说：“太好了！这是极有意义的礼物，充分体现了古巴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深厚情谊。我将永远珍藏它！”
随后，埃斯平手捧一束鲜花对镇坤说：“这是以古巴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名义送给你的，希望你的生活像花一样美丽！”镇坤把鲜花抱在怀里，高兴地与她拥抱，向她致谢。接着，镇坤走到卡斯特罗面前，满怀敬意地表示：“我应该把鲜花献给我们最尊敬的总司令！”卡斯特罗亲切地说：“这花还是应该献给你！”
卡斯特罗和劳尔陪我们走出餐厅。我们来到大楼前院。依照劳尔的安排，我和镇坤站在卡斯特罗两侧，劳尔和埃斯平靠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台阶上合影留念。■
作者曾担任中国驻古巴、秘鲁大使，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外交部外交笔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