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明明编辑刘洋图尹夕远
出了北京的五道口地铁站的南口，左转两个弯，就是华清嘉园。在小区15号楼20层，两间二居室被打通成一个600多平米的空间，名曰“706青年空间”。
最多的时候，这个空间可以住满50个房客。住宿区里的上下铺狭窄、简陋，每个床位每月租金2000多元也不便宜。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青年在706青年空间聚集起来。“看中这里的氛围。”入住者说。
就算晚上9点，你依然能看到有人坐在大厅地板上筹备展览，办公室坐满员工，有人在餐厅招呼大家去吃自己做的饭；沿着左边楼梯上去的图书馆，整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社科类图书，住客和参加活动的人都可以自由取阅；沿着右边楼梯上去是间小活动室，有人正准备健身，有人正计划在这举办沙龙；从这里出去就是天台，那里放置了一些桌椅，有人坐着聊天，有人在旁边自顾自地弹着吉他。
这里就像他们梦中的乌托邦，可以“探索生活更多可能”。
“不正常”青年们
21岁的张雅馨在法国学法律，刚读大一。还在南京读高中时，她在网上看到许多人在706青年空间的页面上讨论各类问题，经常会跑去围观、转载文章、认识作者。
2013年暑假，张雅馨来北京办事。饭后，朋友说，“带你去706参观一下”。当天，一个品酒师正在天台做品酒会，许多人在那里喝酒、聊天，“感觉都很有思想”，有人给她讲了他们从五道口暴走到天安门广场的事情，让她觉得这里的人“有点不太正常，但又很好玩”。
当大学老师要求他们要完成暑期实习时，她立刻就联络了706青年空间，成为这里的志愿者。从6月1日开始，她已经连续工作了两个月，每天接待房客、安排住宿、辅助其他活动。虽包吃住，但她不拿工资且任务繁重，日常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周末也会被各种活动塞满。
刚到706青年空间，张雅馨就被准备留学的房客赵春皓每天拉着聊天，一聊就到凌晨4点。大她3岁的赵春皓爱好哲学，在706青年空间举办了一系列“苏格拉底对话”活动，张雅馨是主持人，两个人从哲学聊到感情，“脑洞特别大”。
“学校有时候挺无聊的，大家想的都是眼前那些事儿。如果你要拉一个人聊聊历史或者哲学就会很奇怪。”张雅馨说。如果有机会来北京工作，她应该会选择在706青年空间住上一阵，“如果不来这儿，很难找到一个地方能遇到这么多神奇的人。”
706青年空间，对这类神奇的人有巨大的吸引力。1990年出生的戚泽明就是其中一员，他是706青年空间住得最久的住客。大三那年，因为“想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戚泽明选择休学。之后，他去参加“到中国农村基层锻炼一年”的青年发展项目。再之后，他决定来北京创业。
在休学的一年中，戚泽明意识到：如果要找工作，自己永远都无出头之日，只有一个之前没人进入的行业才能承载“出人头地”的目标。“之前就对演讲视频感兴趣，网上能找到的演讲视频都看完了”，戚泽明选择了服务有讲故事和演讲需求的人，做一个“类似美国总统撰稿人”的角色。
但矛盾还在：戚泽明希望成为商人，总在聊商业模式和融资，偶尔还会炫一下朋友圈里的最大咖—中欧商学院的一位课程主任；同时，他又觉得名和利都不是他的目标，那只是有价值的事情被市场认可后的自然结果。他找到了一个新词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新的自由人”。
理想和现实，金钱和事业，是706青年空间近乎不变的主题。最近，生于1986年的胡伟就在做一个“结构思想者派对”的系列活动，活动每期都会就一个主题对话一个人，已经举办的两期对话主题分别为“为了金钱而工作是人类理所当然的宿命吗？”“若人生如戏，我们每个人是否都需要演技？”接近100人的微信群会就这些问题持续讨论，不能到现场的人也会让群友分享活动现场录音。
学哲学的胡伟至今单身，也没什么朋友。他总是穿一件不合时宜的褐色西装，在咖啡厅拿出蓝色的运动水壶喝水，大声在公众场合聊隐私：得过抑郁症、不婚主义者、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换感情，他认为自己“特别荒诞、行为怪异，只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不想被任何人打乱”。他有稳定的工作：他是网剧策划，最近在他的推动下，公司正准备拍摄一部哲学主题的网剧；但他需要一个沟通的平台，706青年空间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
除了张雅馨、戚泽明和胡伟，这里的住客更多的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准备出国、考研，需要短暂过渡的人。这些人平时几乎毫无交叉，但706青年空间容纳了他们，并且带给他们找到兴趣相同的朋友的可能，以及探索自我成长的可能。
自然生长
汇聚这些人，正是706青年空间最初的设想；这些人衍生的价值，寄托着706青年空间成长的希望。
2012年2月，12个不同学校的年轻人，或者因为学校活动、或者因为朋友介绍而相识，每个人都投了5000~10000元，“大家一起凑了点钱，租了个场地，希望办些活动。”706青年空间创始人之一程宝忠说。
即便没有清晰地看到，他们也隐约感受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大量人口迅速涌入城市，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瓦解；另一方面，高校扩招的步伐远超学校变化的脚步，青年学生并没有从学校中找到归属感，但他们需要优质的公共空间。
四个月里，这里举办了40多场沙龙，钱理群、秦晖、刘苏里、梁晓燕、许知远、张鸣、周濂，还有很多记者甚至修行者都曾来到这里和青年们分享知识和阅历，这里很快成了许多青年心中的“朝圣之地”。
“在这里面，我觉得自己又重新读了一遍大学。”在程宝忠看来，大学的分配太随机，其中的竞争成分也太多，706则提供了更多的开放和更多元的价值观，“很充实”。
不过，随着暑假的到来，出国的、创业的、工作的……12个人走了一大半，恰逢房租到期，唯一全职在做这件事情的邬方荣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能，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时，邬方荣有个朋友在做一个“健与行”的公益项目—去云南香格里拉游学，类似风靡一时的禅修班。邬方荣参与了前期筹备，于是就跟着一起去了香格里拉，暂时关闭了706青年空间。
在云南那个与世隔绝的藏族村子里，二三十个人每晚围坐在篝火旁边，聊哲学、聊宗教、聊政治，“那是一种回归的状态”—邬方荣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场景—“我们就只是纯粹地面向自己的内心。”邬方荣决心重新开放706青年空间，他相信常态化的类似空间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有交流的氛围和机会。回到北京后，他马上就重新租了房子。
2012年10月，706青年空间在追梦网发起众筹，“寻找1001位主人，再造有书有灵魂的706独立青年空间”，两个月内，437位主人汇来了127875元。之后半年，这都是追梦网最大的一笔众筹。
召集众筹文章中的一段话，被认为是邬方荣和其他小伙伴创办706的初衷：“我们需要在北京五道口附近做一个足够温暖的独立青年空间，有更多的藏书和CD，可以打造这样一个氛围，让无数有意思的、怀抱理想和梦想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可以聚到一起，随意看书，聊天，也可以自由举办沙龙读书会和戏剧表演等等活动，通过彼此，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发掘更多的价值观，和发现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性。原来生活如此多姿多彩，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变自我和世界的。”
当时，12人创始团队只剩下4个人，但更多的志愿者开始投身这里。白天，大家聚在一起策划活动和寻找嘉宾；晚上，女生睡沙发，男生就直接睡在客厅地板上，“大家都有很多热情在里面，而兴趣是非常有凝聚力的。”程宝忠说。
2013年年中，706空间搬离最开始的地址，租下华清嘉园15栋顶层的一间二居室，上下两层加顶层露台，大概有300平。很多人慕名拜访、参加活动，“我们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程宝忠回忆，人越来越多，有人晚上回不去或者想住在这里，青旅应运而生；随着活动增多，这里开始供应咖啡等饮品。后来，咖啡和床位就成了706青年空间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都不能让空间壮大。程宝忠承认，他们之前并没有什么长远计划，“甚至半年计划都没有”，大家更多是聚在一起做些临时起意的事情，“一直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他甚至认为，就算运营者不在了，这个组织依然可以运行和发酵下去，“它的机制已经建立了，势能也还在，靠志愿者的力量也能维持下去。”
理想与商业
2013年年中，刚搬入15号楼时，邬方荣和当时还留着的几个创始人开始慎重考虑：706青年空间到底该走向哪里？
从青年启蒙空间到教育公司，再到公益项目，几个人围绕着怎么让这里变成社会企业激烈争论，“吵来吵去，吵了两三个月。”邬方荣回忆，吵得最激烈时，一个创始人就躺在客厅，告诉他们：“我不想在这里待了，这里让我很伤心，我要去旅游了。”邬方荣过去踹他，“不行，你是很重要的元老，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邬方荣说，既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在短时期内都很难改变，那就只能让青年空间自然地往前走。谁觉得看不到希望或者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变味了，谁就选择先离开。生性比较温和的邬方荣觉得，可以慢慢探索一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用特别快做决定。
不久后，706青年空间的slogan从“一代人有一代人梦想的声音”变为了“探索生活更多可能”，乌托邦开始向现实靠拢。
到2015年1月，当初的12个创始人中只有邬方荣和程宝忠还在坚持，他们又租下隔壁的二居室，活动开始多样化，合作机构也在增多。按照程宝忠的说法：一个组织如果做了三年，不死就说明它有生命力。但三年的重复还是让他们倦怠，他们想把事情做好，也要维持正常生活。
从2014年11月开始，程宝忠到各地青年公寓进行市场考察，结果发现各个公寓“都在坑里面，很艰难”，他怀疑706是不是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但到了2016年，他们决定还是要继续做，因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符合消费升级的趋势，并且在创造价值”。
2015年5月，706青年空间注册了公司，开始尝试“生活实验室”、“自治委员会”等创意。更重要的，邬方荣和程宝忠开始思考：怎么把手上的几件事情做好？他们把这些东西逐个拿出来进行讨论和细化。
6月，他们甚至启动了旅行创业项目“达人旅行”，借助706空间的学生资源，他们找到一些各地的当地人，由他们发起项目，“本质上就是当地游”，但会挖掘一些非旅游景点的东西，这样计划看起来文艺而清新；他们还租下隔壁13号楼的三个房间，30个租客很快填满这些房间。
现在，邬方荣和程宝忠又把旅游项目分割出去，并且对706青年空间的业务进行了规划：新媒体更强调生活方式，他们会尝试各种方式，也会孵化团队来推动品牌输出；“共享社区”的入住者需要经过审核，让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大学毕业后3~5年的过渡期中共同学习和成长，这个过渡期决定了他们能否脱离社会对自己的定义，找到和坚持自己；“生活实验室”可能免费，找一些小有成绩的人一起居住和工作，大家可以合作项目，变成半工作、半住宿的关系。
虽然还没有找到很明确的商业模式，但程宝忠认为，在这个“后互联网”时代，社交模式已经从熟人社会、虚拟空间进化到了线下聚会，而他们所服务的是青年中的一小部分，是“一群有想法的文艺青年”。
至今，他和邬方荣每人每月只拿5000元左右的工资，刚刚研究生毕业的程宝忠觉得自己“现阶段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在2012年邬方荣甚至向朋友、亲戚借钱，补贴了706青年空间一年多。
自我探索
不只706青年空间，在这之后成立的30多个青年空间都在思考怎样生存和发展。
706青年空间的来访者已经超过5万，还成了北京前十位的线下活动主办方之一，但邬方荣和程宝忠还是常有争执。邬方荣“不太有规划，更喜欢不确定性”，他不希望将706青年空间快速商业化；程宝忠则希望能快点进行各类尝试。和以前不同的是，两个人学会了讲道理，找共识。现在，邬方荣负责活动策划和共享数据，程宝忠负责商务合作、内部管理和内容生产。他们对空间的价值有共识，在独生子女时代，这里能让那些走出校园和游离在集体之外的人找到归属。但随着没钱交房租、发工资的事情不断发生，所有人都必须思考商业与理想：“真正无欲平等的乌托邦不存在，必须要加入商业化基础性的东西，才可以鼓励更多人进入这个行业，那才是真正的乌托邦。”邬方荣认为，单独的个体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需要一个空间、一个氛围，互相碰撞。
白戚泽应该认同这个想法。1990年出生的他大学毕业后在青年志工作了一年半，很快就心生厌倦，“10年之后，我可能每天到处飞、见客户、见被访者，拿出洞察，做成报告卖给客户。这不是我特别期待的生活。”
白戚泽裸辞了，同时不停思考个人使命。直到有一天，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将白戚泽描述为“超级连接者”，白戚泽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提起来就会哭，真正有使命感的事儿”。
经过反复分析，Someet于2015年3月正式上线，白戚泽希望通过线下活动连接年轻人，这些活动都由用户自己发起、自己筛选、自己组织。他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变得更加独立、更有个体意识，Someet可以通过连接和分型让他们知道用什么方式去社交、建立关系、探索个人兴趣，甚至输出个人价值和天赋。一年多来，Someet已经在北京举办了3000场活动，并正在上海和广州复制。
比白戚泽大一岁的沈博伦大学毕业进入一家活动公司后，也很快陷入困惑，“当时特迷茫，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工作和生活没有激情。”和身边朋友聊天后，沈博伦发现和他类似状态的人很多，从大学到社会的3-5年过渡期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有一天，沈博伦的大学室友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工作究竟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意义？这对你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感觉当时被说中了。”沈博伦开始思考，并决定辞职去创造一些独立的、属于自己的价值。
2013年7月辞职后，沈博伦开始了名为“＋box”的项目。三年间，+box项目在中国的10个城市对话了1000余位青年，年龄跨度大约在18-40岁之间。每段对话以被访者对世界的一个疑问开启，现场记录，后期剪辑，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每日发布。
在沈博伦看来，提出问题非常重要，提问意味着质疑和反思，内省是年轻人改变生活状态的必经之路。他希望通过收集问题，看到更多年轻人的选择，记录这些真实丰富的青年生存现状，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启发更多年轻人提出问题，学会思考，主动选择。
就像Airbnb和Uber，程宝忠和邬方荣想将包括品牌和渠道在内的一切资源分享出来，和青年们互动，用大量小而美的产品实现社群经济的目标。他们想用706青年空间把大量青年集中起来，再把这些人和五道口的优质公司、机构连接起来，用他们的创意营造出一个优质的公共空间。之前，他们希望这里可以让青年们的灵魂得到休息；现在，他们还希望这里可以帮助青年们实现想法。
邬方荣因此也是一个超级连接者，他的微信已经加满了5000人，跟人聊天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回想起做706青年空间的这几年，他会告诉你这么一个场景：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陪他在天台上喝酒聊天，直到天亮，抬头，太阳正从天台上空缓缓升起，橙黄、柔和、温暖的夕阳照耀在天台上，那时候的他，最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