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前夕的国家摔跤队训练馆，这里是全国约两万名古典式摔跤运动员的最高殿堂“好！继续滚！拿分！出劲！稳住！快点！咬牙！”一名教练跪趴在一旁喊叫着。场上对抗的俩人面相狰狞，紧绷的肌肉线条根根分明，彼此贴身推搡、僵持、打旋、缠绕，黄豆般密集的汗珠顺身体倾泻而下。
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还有3天，紧张的气氛早已渗透到了古典跤国家队队员们生活的边边角角。食堂里的液晶电视来回播放着央视五套的奥运会新闻，摔跤馆门厅里电子屏幕上的奥运会倒计时精确到了秒，场馆里“今日蓄势，里约爆发”、“2016不拿金牌誓不休”等红底白字的横幅已经蒙上了一层灰。
场馆里各种细微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快速挪移下跤鞋与地面的尖利摩擦声，皮肉猛烈撞击发出的清脆拍打声，霎时翻转倒地后的闷响，接近体能极限时的低沉嘶吼和拿分后狂喜的喊叫。
这里是全国约两万名古典式摔跤运动员的最高殿堂。从59公斤到130公斤6个重量级的全国前三名都被征调来了这里。2013年11月28日，男子古典跤国家队正式组建，7名教练，近20名队员围绕12名重点选手，开始了长达982天的集训。
按照训练规则，每个级别先圈定两名重点队员，形成竞争机制，再通过锦标赛成绩和队内选拔确定排名。二号选手等同于一号选手的替补，其他队员在训练初期和他们一起爬坡，一直到2016年4月亚洲区选拔赛之前，围绕被选中的最后6名奥运会资格赛征战选手的针对性训练开始显露。
对最终出现在奥运赛场的运动员来说，这是一条来之不易的荆棘之路。而把他们送上这条路的，除了教练、家人，更多的是一个个挥洒着汗水和血泪的陪练。
陪练是一个时常被忽略的群体，他们本身的资质并不差，曾经也是经过层层选拔才进入这个圈子的尖子生，但竞技体育的唯成绩论使得多数人只能成为光环背面的影子。
在这个金字塔结构的系统中，几乎所有摔跤运动员都是从充当陪练、替人洗衣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水平不够甚至连做陪练的资格都没有。
配角
从下榻的奥体中心运动员公寓步行到国家摔跤队训练馆只需要两分钟。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下，从上午9点10分到晚上9点，李乐和他的队友们过了近两个月三点一线的集训生活。每天平均训练8小时，只有周三下午和周日上午才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1994年出生的李乐属于国家队编外成员之一,山西省队掏钱临时派他来专门陪练本省奥运选手王路敏。奥运会资格赛尘埃落定之后，国家队针对男子古典跤打进比赛的5人开始了最后四五十天的特训。
摔跤是一项综合性对抗运动，包含了田径的爆发力和耐力、体操的柔韧、举重的力量、智慧以及场上应变能力。这项源于雅典奥林匹克的古老肉搏运动，在国内一直是乏人问津的小众项目，央视五套甚至没有奥运会摔跤项目的转播。
古典式摔跤是意译，直译指希腊罗马式摔跤。它的技术动作多达几千个，光站立动作就有400余种。与自由式摔跤不同，古典跤在比赛时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腰部以下的部位。
除了技术和规则上的门槛，中国男子跤低迷的关注度也缘于奖牌数的匮乏。作为“浅优势项目”，男子古典跤的最好战绩不过是常永祥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过一块银牌，及他的师父盛泽田曾在三届奥运会蝉联季军。在全队折戟伦敦奥运会后，“包括中央台都不看好我们，《人在奥运年》采访的是女子摔跤队”，现任国家队教练常永祥告诉《博客天下》。
在目前的体育管理体制下，拿不到成绩意味着级别的缩减和国家投入的削弱。悉尼奥运会上如果古典跤没拿奖牌，全运会就会取消古典跤的后备力量。那一年盛泽田保住了古典跤铜牌，之后在培养
20岁以下年轻选手的城市运动会上，古典跤的级别得到了保留，自由跤却被砍掉了3个级别。
成绩也与收入直接挂钩。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众多项目中，摔跤队薪资属于最低的一档。男子古典跤国家队的正编队员每月拿1500元的国家津贴，比冠军队伍少一半。总教练盛泽田在国家队的补贴和省里的工资一年总计约七八万元，而他在秦皇岛集训时遇到的少年篮球队教练月收入超过2万。
如果说摔跤不过是中国出征里约奥运军团的配角，那古典跤陪练更是配角的配角。
车轮战是典型的陪练项目。场馆里铺着10块靛蓝色摔跤垫，长宽均为12米。正中分布着一个直径9米的橙色圆环。同一级别的古典跤选手在陪练的配合下，每天在圆环内完成肩上过背摔、夹颈背、抱腰过胸等动作。陪练做一项动作配合要被摔40下，一堂课可能被摔上百回。
除正常训练外，陪练还需要在心理和生活上对主力队员进行照顾，比如在主力队员降体重时陪跑、陪对方聊天帮助他缓解赛前压力，或在训练时给对方的水壶续杯、补充蛋白粉和糖水等。王路敏胯部劳损严重，筋全粘连到一块，李乐就会给他做一做牵拉，按一按帮他揉开，晚上再给他洗洗衣服、刷刷鞋。
这是完全簇新的一届国家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5人全是新人，队里年纪最小的是95后，最大的30岁，大部分都是90后。
在国家队教练郑攀眼中，这批刚出来的运动员很难在一个周期内达到世界冠军的水平。“从一开始盛总教练就灌输一个思想，天天就盯着这几个(重点)练，练两年半才练成这个样子，不然根本就没戏。”
对陪练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来国家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国际比赛，然而出国比赛的名额有限，除了金字塔尖的那几个人，大部分人只能沦为陪练。28岁的张祥龙在国家队待过7年，陪练了3届奥运会，只在2009年打过一次亚锦赛。
陪练并非一劳永逸，一旦成绩下滑，随时会被洗牌。每半年举办的锦标赛、冠军赛结束之后，成绩好的运动员会被征调来，状态不好的运动员则会被调走。古典跤近20个非重点成员中，从第一期一直跟到现在的陪练只有一半。
有时候张祥龙觉得陪练确实挺可怜，到最后比赛都比赛不上，还在这儿拼命付出。“两个人平常打实战在一起摔，你是陪练把主力伤了，你可能自己都责备自己，更不用说教练。”奥运会前夕，即将出战75公斤级别的杨斌在秦皇岛训练时眼角被摔开了，外教一下就火了，一直在那里大声质问陪练。
“反过来要是主力把陪练伤了，教练就两句话，‘赶快下去，下去休息’。”张祥龙苦笑了一下，“陪练只能自己跑到边上拿个冰袋敷着，那会儿就感觉挺……”
“每年陪练有多少人，是不公平啊。你说竞技体育不残忍你怎么能提高？不可能，就像你登珠穆朗玛峰，最后上去也就一个人，剩下的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你要证明的就是挑战极限。”盛泽田说。
来自安徽蒙城的李乐出生于体育世家，哥哥姐姐都练摔跤，家里有个叔叔外号是“亚洲铁牛”轮回
国家队队员们实力差距微弱，白热化的队内竞争此消彼长，陪练和被陪练的身份有着戏剧化的流动性。
逆袭上位的励志故事也曾上演。郑攀已经到国家队11年了，和同为教练的盛江、常永祥一起参与过3届奥运会集训，3人中年纪最小的他曾做过后两人的陪练。在2005-2008年的周期，他身为专职陪练，没有任何比赛任务，却在2009年全运会上突出重围拿了冠军，并在随后的两届国家队集训中成为一二号种子选手。
在他印象里，在古典跤国家队练一个周期就拿全运会冠军几乎没有先例，一般队员从陪练到冠军最少需要8年的时间。
对摔跤运动员来说，陪练是进阶的必经之路，比赛输赢无法预测，主力和陪衬往往也仅一线之隔。
小级别队员们的实力特别相近，是竞争最强的一个组别。25岁的田企业曾是59公斤级的头号种子，在2014年全国锦标赛拿了冠军。奥运会第一站选拔赛他未能如愿打进。第二站亚锦赛队里的二号种子王路敏成功突围，田企业便在之后的集训中自动降为二号选手，成为王路敏的陪练之一。
从重点队员沦为陪练的滋味非常微妙。有时候看着这5名选手训练后疲惫的模样，田企业也曾渴望那个累的人是自己，想象着那种肉体疲倦、内心充实的感觉。他深知谁也不甘心当陪练，但置身于这个行业，在必要的时刻做出自我牺牲是必备素质。
对一些常年陪跑的运动员来说，被调到国家队集训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体验。
属于队里高龄成员的张祥龙偶尔会心里抵触，不想来国家队。在这里当陪练训练量会下降很多，车轮战时，一个陪练一站两小时，上场就摔二三十分钟，有时候站得身上冷了就没心情摔了，这是他挺怵的东西。相反，回省队自己就可以当主力，备战明年的全运会。但是一个级别的全国前几名都在国家队，与这些顶级选手长期在一起较量，不失为一个难得的自我提升的机会。
更加年轻的陪练在内心铆着一股劲儿，默念着总有一天会超越主力队员。
“来这边都是有成绩的，在省队都是当大哥，来这儿谁愿意当小弟啊。我来陪练王路敏，自己也在提高。他技术好，跟他摔如果不吃他的动作，在全国就会是顶尖的。总有一天他会摔不过我。”李乐说。
这种剑拔弩张的竞争并未影响到队员们之间的感情。实力相当的田企业和王路敏是竞争对手，私底下关系却挺好。平常教练青睐练得好有成绩的、身体条件好的队员，张祥龙年轻时也曾有嫉妒心，会刻意疏远种子选手。年纪大了后他渐渐想通了，心态越发淡然，对自己的水平有了更加客观的认知。
对于微妙的队内竞争关系，李乐内心看得很透。队友们每天在一块儿摸爬滚打、一起流汗，培养出了一种战友间的默契，一上场却必须像仇人一样拼了命干才会互相提高。可场上就算打起来了，场下还是好兄弟，“不会因为谁上谁下而坏了兄弟感情”。明知道两个人只能竞争一个名额，彼此都会全力以赴。一方竞争上了，另一方会更踏实地陪练。
有时候也会有不公。来自各省队的教练会重点关照本省队员，这在各个国家队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完成统一安排的训练任务后，各地方队教练会给同省队员额外开开小课、加强力量。
郑攀曾是这种地方利益博弈下的牺牲品。2009年至2012年是郑攀状态最好、身体恢复最快的黄金周期，二十五六岁的他心气十足。进入国家队后他有一个执念，一定要打入奥运会。然而，身为主力的他却没有得到重点选手应有的针对性训练，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甚至沦为同级别竞争对手的陪练，“每天就过来跑跑步，自己找两个好哥们摔几分钟”。
他也曾跟主教练谈过，为了国家荣誉他可以做出所有的付出，可以当一个陪练，但不希望看到自己每天就这样慢慢退步。可最终郑攀没有打进那届奥运会，中国66公斤这个级别也没能杀进奥运。“这是整体的失败。”他说。
实验
这一天练习力量。中年发福的盛泽田光着膀子，和队员们在垫上尽兴地踢起了排球。半小时球类运动后5名奥运选手进入针对性训练，快速拽拉30秒皮条增强肌肉耐力，之后和陪练进行一分钟的站立对抗摔，再弓下身去练习8组“跪撑”—提抱起陪练的腰部后翻滚摔地，最后再“甩壶铃”50次，双手依次将重量20到30公斤的哑铃举过肩。这样的训练一堂课要循环3次。皮条、哑铃上面汗渍涔涔，摔跤垫上更是积起了一汪汪汗水，整个训练馆氤氲着一层薄雾般的水汽。
这一期的国家队集训更像是一次大浪淘沙的模拟实验。体育总局摔跤部的领导请来了韩国外教刘永泰指导全新的技术，盛泽田作为中方组总教练予以配合协调。
依照老奥运会冠军标准的刘永泰教练起初非常严苛，有几次训练从早上6点训练到上午9点，休息15分钟再训练到11点半，有时候甚至从下午两点半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队员们私下难免闹情绪。
24岁的张虎军刚进国家队的第一年每天出操4次。早操跑五圈400米，1分零5秒一圈，无论是59公斤还是130公斤，有一个人掉队所有人重新开跑。整个队伍曾经在田径场罚跑过40圈，之后又罚做1个小时的俯卧撑。
这样的强度让张虎军一度对训练产生恐惧，晚上在床上躺着不敢闭眼，生怕一睁眼又要经受新一天的磨炼。练得特别累的时候，他的脑子却很清醒，在床上辗转反侧，凌晨四五点钟都睡不着。
田企业明白刘永泰教练的意图—尽管每个人有个体差异，但大家都要考一百分。一旦达不到教练的要求，他就会不停折腾、磨砺你。
在常永祥眼中，这种高耗能的训练模式其实并不科学。但他理解这是韩国教练的一种方式方法，为的是一视同仁、整体提高。
羽毛球、乒乓球乃至篮球、体操等项目的日常训练量被常永祥视为“健身”。除了柔道、拳击等重竞技项目，他直言没有哪个国家队能做到每堂课这样高强度、高密度地训练。
被问及这样是否会损耗队员的运动寿命时，盛泽田说：“那是肯定的。韩国教练过度训练也正常，疲劳练伤的也有。说白了就是一种实验，总有人被刷下来。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没有拿过奥运会冠军，是不是按照他这个模式，怎么去拿，在训练中怎么更好地科学化，中间不受伤解决不了问题，(根据运动员承受力)随时减量调量，这都给我们以后打下基础。”
除了日常的魔鬼训练，降体重是所有摔跤运动员的梦魇。欧洲人减重一般不会超过3公斤，亚洲人相对减得比较多。亚洲人的身体力量普遍比欧美小，战术上通常采取控制体重、以大打小的方式，才能跟欧洲抗衡。
李乐曾经一次性减了10公斤，最后10天每天只吃一根黄瓜和一个西红柿。最难熬的是穿上降体重服跑步，降重服的材料跟雨衣一样不透气以锁住热量，跑了40分钟依然出不了汗，因为身上已经没有多余脂肪了。
郑攀今年曾连续3周降了3次体重，有次跑步一个小时降了4公斤多，后来一想到降体重心里就瘆得慌，还没训练就喘不上来气。降体重的强烈不适使他筋疲力竭，有种喝醉了濒死的感觉，感觉一口气顶不上来就会口吐白沫、抽筋倒地。最后他只能凭着残余的一丁点意志力坚持下来。
“作为一个摔跤运动员值得人敬佩，降体重不是一般人能降的。”郑攀说。
很多有自制力也很努力的运动员受不了这个罪，都会半途而废。曾经和田企业一起在安徽省队训练的一二十人，现在只剩下了他，“因为太折磨人了”。
伤病
摔跤是近体对抗项目，受伤几率极大。在国家队，撞开眼角、眉骨、嘴角算最小的轻伤。日常训练中不可避免会“挠一下、抠一下”，很多队员的头上脖子上都有各种新鲜的疤痕。多数队员甚至练出了一双“摔跤耳”—耳廓因长期碰撞高高隆起，变形挤压在一起。
提到跟腱断裂，常永祥认为这根本不算伤。队员中有人胸大肌断裂凹陷，有人腿部的十字韧带断裂做了大手术，有人锁骨断裂缝进了钢针。他本人也曾在2013年连续3次受伤，手指骨折、肩膀脱臼、脚踝骨裂，有时当场推回去，复位后继续比赛。
张祥龙对伤病的体味更加苦涩。语气谦和的他年轻时也曾狂傲过，有几年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因为脚伤误了一次全运会，之间又错过了一次奥运会预选赛，这彻底扭转了他的运动员生涯。
他一直记得2011年11月18日山东淄博的那场比赛。上午进行到1/4决赛，隔壁垫子上同省的常永祥已经赢了，本来他还盘算着如果俩人打进决赛，拿过奥运会银牌的常永祥或许会让自己拿一次冠军。
局面很好，他有点放松，正沉浸在即将夺冠的美梦中，对手涉嫌违规踩了他一下脚，正好垫子有个缝儿，右脚一下子陷进去脱位了，整个脚面翻转了过来，用手推了半天推不回去。张祥龙脑袋一片空白，被人直接用担架抬下了场。
当时他以为只是骨头错位，复位后拍片检查骨头没事，便放松了警惕，其实韧带已经断了，在床上躺了两三周都下不了床。之后摔跤时张祥龙总觉得踩不实，教练急了说你休息了小半年怎么还跟不上训练。最后到北医三院把鞋一脱，大夫告诉他：你要还想练的话就做手术吧。
2012年3月底，张祥龙做了手术，6、7月份终于跟上了训练。荒废了大半年后，次年全运会预赛他没能打进，比赛地点正是他当初的受伤地—山东淄博。
“受伤是一个运动员最不想碰的东西，内心最复杂，不练吧舍不得放不下，练吧确实挺痛苦。”张祥龙说。
除了比赛和训练中意外受伤，队员们眼中还有过度训练把自己练伤的。作为国家队的精神旗帜，郑攀是公认的劳模，一上场训练就是一百码，把自己练到趴下、黑屏乃至吐出血滴为止。他体内的肌酸激酶曾经练到过四千多，一般人顶不住就会休克死亡。
对于31岁的郑攀，这是他12年摔跤生涯中最后一次赢得奥运会入场券的机会。里约奥运会的4站预选赛他都参加了。尽管从被摔对象成长为国家队66公斤级头号选手，强烈的求胜欲和过度透支的身体却使他奥运梦碎。
2015年世锦赛由于过分追求胜利，信心满满的郑攀没有注意恢复，各项测试指标都显示身体过劳，心脏测试仪测出窦性停搏有点危险，普通人一般两秒多一点，他接近3秒钟才跳一次，很可能睡眠猝死。
第二站预选赛郑攀首局以6:0领先，因为太想要赢了，在还有两分就可以把头年的世界冠军直接干掉的时候追分追得太狠，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最后被对方7:6反超。之后两站他只是想着把体重降下来，身体的强烈反应让他再没有心思去打比赛。
以往练习时肆无忌惮的李乐现在也有所顾虑。他的左手手指一直是酥麻的，由于颈椎突出造成神经压迫。医生告诉他，之前有个排球国家队的队员症状跟他一样，后来不注意康复就瘫痪了。
在安徽省体校，教练曾给田企业说过这样一句话：练走一拨，受不了这个罪了，降体重苦、摔跤苦；练伤一拨，没办法了坚持不下去了真的练不了了，剩下的就是冠军。
“教练的眼中只有成绩，国家需要的也是成绩。你练伤了你可以下去，第二个人再上来，后面排队的可多了。像王路敏他有伤坚持训练，如果老是请假，后面有人就顶上来了。受伤是避免不了的，在陪练的过程中受伤了自认倒霉，谁会可怜你。”李乐一字一句轻声说道。
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还有3天，紧张的气氛早已渗透到了古典跤国家队队员们生活的边边角角出路
队里的90后们私下穿牛仔短裤、休闲上衣或是短袖衬衫，蹬新百伦运动鞋，看不起娘炮的小鲜肉，分不太清楚鹿晗和吴亦凡。闲暇时看快手、映客、YY直播的搞笑视频或者玩QQ斗地主，去KTV会点朴树的《平凡之路》、马頔的《南山南》，周六晚上会偷偷出去附近的小饭馆喝上几瓶啤酒。
很多队员来自农村，家里双亲务农，成为运动员荣归故里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象征着某种程度的尊严和物质保障。
张祥龙来自“摔跤之乡”山西忻州，对摔跤的认知来源于村里庙会上的“挠羊跤”。这些连摔6人的“挠羊汉”是十来岁的他眼中的英雄。后来同村出了一个三届全运会古典跤冠军张泽田，村里面人一说“张三回来了”，县长、乡长等有威望的老人都会过去接见，小平房的丁字路口停着十几辆车、一地鞭炮，这让年幼的张祥龙很是羡慕。
摔了16年后，张祥龙觉得自己的上升空间慢慢缩紧，小辈们向上顶得太厉害，让他喘不过来气，天天在垫子上来来回回的日常也显得枯燥无味。身体疲惫时，他会偶尔偷下懒自我调节，心情烦闷就会在夏季的暴雨天出去淋淋雨，绕着奥体中心一走三四圈，或者去训练馆后面的荷花塘喂一米长的鲤鱼。
田企业经常一个人在空旷的场馆发呆，队友们走了他会自己加练三四十分钟，练一练器械、摔一摔布人，之后对着黑压压的暮色让大脑放空，这让他觉得舒服自在。
18岁进省队以后，田企业就有了通过练体育挣钱的意识。他从小开始拿成绩，在体校3年没有交过伙食费和学费，进省队后挣的工资已可以让他补贴家用。“这行不挣钱但对我们来说还行，够生活。”
他始终向往衣锦还乡。2016年回到老家蒙城县，县长到他家慰问。备战奥运会、法国站拿冠军等各项成绩，都被老家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报道了出来。“好多人转发，发小也都觉得倍儿有面子。”
年纪大了，张祥龙越发珍惜在一起“滚蛋蛋”的时间。周围的人都陆续下队不练了，有人回家结婚，有人家人不让练了，家里有点条件的在外边找了份工作。最初只是想回村挠个羊装牛x的他并不奢求什么，“这次回山西省体校能把工作解决的话，也是摔跤给自己带来的一碗饭”。
外表爽朗活泼的张虎军内心早就不想练了，13年的漫长训练中，他不时心生退意。
来自陕西榆林神木县的他心底清楚：“领导、教练培养你这么长时间，说不练就不练，你就没有条件让人家给你分配什么。”教练对于他同样是最好的职业出路，但为了多挣钱，他也不排除转行的可能性。
性格木讷的李乐内心很清醒，年仅22岁的他给自己划了一个3年的大限，身上的伤病让他不想再苦苦坚持，琢磨着拿不到成绩带着一身伤病退役还不如早点退。但每每想到这儿他都有点不甘心，依然攒着一股劲儿想要打进奥运会。
他和一块长大的发小说不到一块去，有些人已经结婚生子，在家乡开了修车店或者继承家业，每次回家他们在饭局上说着家长里短或者吹牛互掐，李乐就在一旁默默听着。
有时候李乐庆幸没有留在蚌埠市怀远县，出来见识见识挺好。发小们的生意都张罗得不错，但是他坚信“我们练体育的荣誉他们再有钱都没法比”。
在总教练盛泽田眼中，从全国两万名摔跤运动员中脱颖而出的这30人，最终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取得好成绩，在工作上有一个好归宿。
国家安排工作的标准是全运会冠军和奥运会前三名，成绩稍微次一点的可以安排到各个地市。以往的退役队员很多人当了健身教练、保安，也有人回去考大学、做了特警或是司机。
“这个项目比较落后，运动员出路比较窄。必须要有成绩，国家各方面政策才能照顾你。”盛泽田说。
8月6日，国家摔跤馆门厅里的奥运会倒计时定格在了0时0分0秒，这天是这届男子古典跤国家队的最后半天集训，晚上有一个简短的奥运会选手欢送仪式。次日成员们开始陆续返回自己所在的省市，开始备战同样四年一届的全运会。
告别的那晚，队员们大多因为即将返乡兴奋不已，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争
相和远征的5名选手握手合影。在他们眼里，这5个人俨然已是凯旋的英雄。
李乐有一丝羡慕，不禁在脑海里勾勒有一天自己可以披上象征最高荣誉的红黄战袍为国出征，成为所有人视线焦点时的那份自豪。
第二天人去馆空，国家摔跤队训练馆里的10块摔跤垫将会被高高地摞到一起，直到明年全运会结束、国家队再次组建的时候重新铺上，以迎接下一拨熟悉抑或陌生的面孔，开始又一个长达3年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