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设置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发端。人们摆脱刻板的教条主义，回归实事求是；摆脱计划经济的局限，按市场规律办事。“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成为挣脱僵化思想束缚、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先声。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始于深圳蛇口。四十年来，深圳经济跨越式增长。1979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GDP）仅1.97亿元，人均GDP606元。2017年，深圳GDP2.24万亿元，人均GDP18.31万元。2017年，深圳GDP略高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5位的省级行政区划，人均GDP在内地大中城市排第1，是全国平均水平（8836美元）的3倍多。
今天的深圳，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强企业，吸引了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视察深圳期间指出：“深圳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蛇口先行先试；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广东“第一个吃螃蟹”；蛇口工业区的领头人袁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些改革开放的先驱皆已作古，但他们的胆识与智慧，担当与胸怀，成为中国改革者特有的气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了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建议，要求“第一个吃螃蟹”；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区，鼓励改革者“杀出一条血路来”；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改革开放，不惜“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种种豪情与悲壮，足见当时改革者面临的艰难险阻。要转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愚昧观念，要打破“姓资姓社”的思想迷思，必须具备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邓小平青少年时代赴法勤工俭学，战争时期经历枪林弹雨，“文革”时期面对命运起落。袁庚参加过抗日武装，做过情报工作，当过外交官，“文革”时被陷害囚于秦城监狱。这些杰出的共产党人经历大风大浪，炼就一身胆魄和远见卓识；经受革命斗争的粹炼，成就了宽广胸襟和超人智慧。这是改革先行者的必要条件。
袁庚说：“蛇口的发展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面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和未知前景，面对旧有制度规则和传统观念的挑战，启蒙思想、创新理念是必然之路，也是必由之路。1981年，蛇口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经济观念和时间效率观念淡漠的20世纪80年代，不啻于“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1979年之前，中国采用“大锅饭”的平均分配原则。蛇口工业区按经济规律办事，率先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率先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由此摆脱了人与单位的依附关系，促进了人们的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率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
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始于蛇口。每一项制度的创设与改革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都考验着各级领导者和改革者的智慧与胆识。在这一过程中，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信息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渐渐形成，“开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时代气息、最具创新气息的精神文明”。
在改革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既便是只有百余户村民的南岭村，带头人的勇气担当也是改变贫困状况的先决条件。1974年，担任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的张伟基因为带领村里人搞副业而受了一年的批判。1979年，村里种的柿子卖给国有收购点只有9分钱一斤，自己加工后在市场可以卖到1元钱一斤。但是加工卖钱的行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批判。张伟基质疑：“如果大家受穷，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
改革开放后，为吸引外资到村里办厂，需要贷款170万元，面对村民的担心，张伟基大胆承诺“还不起我来还”。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市政府举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深圳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举11号牌者）以525万元的价格，获得了市政府拍卖的一块8588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使用期限50年。1984年，南岭村率先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制，当年就实行了股份分红。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刚刚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合并，成立了村委会。张伟基率先提出“一张白纸投票”的匿名选举方式，成为基层民主自治的最早尝试。
土地是命根子。宝安区怀德村（今怀德社区）的带头人不走寻常路，坚持以集体土地资源保值增值为核心。当大多数村集体卖地分红、卖地建厂房时，他们买下20万平方米土地，并陆续回收居民宅基地50多块、房屋400多栋。土地集中连片开发，用于厂房建设和商业发展。这一颇具远见的举措，使怀德村逐步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现代化企业演变，走上了资产资源资本化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这些基层党员干部的改革胆识，源自贫穷生活的经历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摄于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前，深圳是闭塞的小县城，一河之隔的香港则是国际金融大都会。巨大的反差，形成强烈的刺激。开启国门，开启眼界，开放思想；走出国门，感知世界，学习先进的科技与不同的文化。深圳改革开放的历程印证了一个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在位于深圳市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年展览正在举办。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国务院派出考察团赴国外考察，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酝酿全面改革，对外开放。1978年5月，为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探索经济技术合作新方式，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央政府考察团赴西欧五国考察。这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
到发达的国家去开眼界、取真经、引资金，这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举措。
1980年1月，蛇口正式招商引资，向世界发出投资邀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0年，蛇口组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瑞（士）机械工程有限公司”。1982年，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进出口商品并收取外币的购物中心开业。1983年，蛇口建立第一家日资企业“三洋电机（蛇口）公司……
1983年9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蛇口港区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南岭村的张伟基虽是一介农民，但也意识到与外商合作将为这个村庄带来一线生机。1979年，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张伟基每天带着村民去当地最高档的酒店蹲守，寻找与港商合作的机会，最终，引来港商在南岭村投资建厂。
张伟基退休后，儿子张育彪被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南岭村改制为社区后，张育彪担任社区党委书记。生于1974年的张育彪见证了父辈的创业历程，也经历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现代化都市的转变。他对于南岭村的规划已跳脱出小小的村庄、社区，而是着眼于全世界。
四十年前，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012年，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要求深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探索新路”。
1979年5月6日，南岭村曾经有过一次100多名村民“逃港”事件，张伟基的妻子也在其中，那年他们的儿子张育彪只有5岁。当时的南岭村是宝安县一个仅有百余户居民的小村庄，生产靠贷款、粮食靠返销、生活靠救济。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启动，南岭村的发展也由此开始。穷怕了的村民在张伟基的带领下，从与港商合作起步，充分利用集体力量，逐渐发展起工业、旅游业、商贸业，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1984年，南岭村率先办起村医院，实行统筹医疗，工厂里的外来劳务工者每人每月交2元统筹医疗费，在村医院看病不用花钱。1986年，南岭村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区，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飞跃。到1991年底，南岭村人均集体分配超过1万元。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张伟基借势带领南岭村先后建成4个工业区，引进国内外十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1994年，深圳颁布《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南岭村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村民人人持股，年年分红。
从2015年开始，南岭村着重股权投资，与清华大学的清华启迪合作建设科技园，共同成立投资基金，南岭村占50%股权；以1.2亿元收购了一家投资公司，斥资3亿元设立深圳市首个社区股份公司创投基金。如今任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的张育彪的目标是“三年左右培育1至2家南岭村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带着村民去敲钟上市。”
在宝安区，怀德社区的集体经济持有者——怀德股份合作公司，通过统筹规划社区土地资源，目前运作有4大土地自主开发项目：怀德公元、怀德峰景、怀德航港国际、怀德旧村改造。同时，怀德社区坚持实体经济发展，改造建设现代航空物流园，重点发展航空物流、智能仓储、供应链管理，新建高新科技产业园，通过产权换股权模式，引入5家上市企业、100家高新科技企业，打造300亿元产值规模的专业化园区。最早实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竹园宾馆。
1990年，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举行董事候选人答辩会。本刊资料怀德新一轮的发展规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通过资本运作，投资金融领域，探索购买优质资产、股权等获取收益。2016年，以怀德股份合作公司入股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占股5.15%成为第一大股东，每年实现投资收益分红7190万元。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经营、独立开发，实现资本运作利益最大化。
由淡朗姆酒、青柠、苏打水和薄荷制成的鸡尾酒Mojito，在北京的酒吧里被音译为“莫吉托”，在深圳的餐馆中则被称作“梦奇多”。这与深圳年轻人多、梦想多、机会多的城市特质十分匹配。
深圳奇迹般地崛起。38年前，这里的人口仅33万，最高楼只有3层；今天，人口超过2000万，100米以上摩天大楼近1000栋，实现100%城市化，外来人口占95%以上，平均年龄只有32.5岁。
今天的深圳依然是创业者的乐园、创新者的思想库。承继了四十年前深圳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大胆突破陈规旧习，改革者的敢试敢闯为和年轻人的开辟一片自由天地的特质，今天深圳市政府因其国际化的眼光、服务型的导向而深得创业者、创新者的赞誉。
深圳市政府深知人才对于这个年轻城市发展的关键作用，优化重构人才政策，实施“英鹏计划”“孔雀计划”等吸引海内外各类高端人才的计划，特别是推出针对国际人才的系列政策，以全球视野面向全球招才引智。
龙威，39岁，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是BP石油公司岩心数字化与智能决策技术的领军人物。他率领的团队获得2017年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及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团队”项目资助。
他眼中的深圳是创新的城市，开明开放，观念国际化。他不仅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更感受到服务型政府的务实、高效。大疆、比亚迪、招商、平安、中信、华为……诸多名扬海内外的企业，都有深圳市政府的扶持与帮助。
佘振定，35岁，清华大学生物材料方向博士。在深圳十年，佘振定带领研发团队研发的人工皮肤，适用于大面积真皮缺损的再生修复与功能重建，成为国内首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市场潜力逾百亿元。他创立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将科研成果产业化。
佘振定说，深圳市政府制定的多种上下游产业配套政策，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为年轻的创业者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公司的年轻人居住在政府建设的安居房中，免受拥挤的通勤之苦，年轻的团队享受工作之乐和生活之乐。
曹文静，32岁，深圳“第二代移民”。父母一代放弃传统且舒适生活到深圳创业打拼的经历成为“深二代”子弟们的榜样，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他们注入了不惧失败的勇气。曹文静在大鹏新区与人合作投入500万元资金，开办一间现代风格的民宿。自称从小学习成绩不佳的曹文静在这里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之所在。
李佳鸿，生于1994年，第二代深圳人，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在希尔顿、威斯汀酒店实习过，却选择到曹文静的乡间民宿打工。他的理由是：“在五星级酒店服务，你能跟客人谈生活，谈工作，谈各自的经历吗？不能。但是，在民宿，你只要为客人端上一杯茶，就可以谈论这些。”这个男孩子一脸严肃地描述自己的未来：20-40岁替他人打工；40-60岁离开这座城市追求新经历；60-80岁落叶归根再回到深圳。
这些年轻人生在深圳最好的时期，他们爱这个城市。自由且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既懂得珍惜，也敢于尝试。他们因深圳而幸福，深圳因他们而幸运。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深南大道。摄影曾湘敏/人民画报
空中俯瞰今日深南大道。40年来，深南大道见证着深圳的改革与变迁。视觉中国供图
蛇口建成国内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三洋打工妹也成为蛇口当年最具象征性的群体。
1984年，当时全国最高建筑—深圳国贸中心大厦封顶。摄影江式高
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内，参观者在20世纪90年代蛇口制造的收录机、电视机等展品前驻足参观。摄影王蕾/人民画报经济高速发展，人与社会如何随之进步？2017年，深圳市提出推进市民文明素养提升“六大行动”：修心，养德，守法，尚智，崇文，健体。在深圳市政府看来，改革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不仅应具有高新技术能力，更需具备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怀德社区干部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居民能够“精神比物质更丰富，脑袋比口袋更富有”。
潘氏为怀德村的大姓，北宋末年，从河南荥阳迁徙至此，“怀德”，意为怀念祖德。村口的祠堂毁于“文革”。20世纪90年代，在当时的村干部的带领下，族人集资重修了祠堂。如今，在现代社区治理当中，祠堂文化和家风家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怀德社区正在探寻既提高社会自主管理能力，又提升个人素质的现代化社区治理之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区域长、街长、巷长、楼栋长层级的自治管理架构，辅之以律师、心理咨询师、禁毒社工、养老机构，扶持培育社会组织，以文体娱乐、慈善关爱、社会服务等方式，从事治安管理、社区关怀、环境卫生、矛盾调解、社区文化建设等工作。个人素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得到加强。今日的深圳，人口超过2000万，百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近千栋。摄影乔舟
当年，蛇口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响在深圳蛇口五湾与六湾之间的一道山梁上。如今，五湾与六湾之间是平坦宽阔的工业一路，与工业一路相依相伴的，就是曾经响遍全国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摄影陈建/人民画报张伟基在被选举为南岭村党支部书记的那天曾经承诺：让村民吃饱饭，住新房，有钱花，健康长寿。几十年过去，这些承诺已经实现：2015年，该村年人均收入超过15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30亿元。在年轻一代书记张育彪主政的今天，其愿望已不限于物质的丰富，而向着人的进步与完善发展。
“我们南岭村倡导的是共建、共享。这里的人个个都上班。什么都不干、靠收租的包租公是受鄙视的。那种一夜暴富的土豪生活，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邻里之间的人情味最重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邻里相助的温暖感、看得见的乡愁，才是南岭村最吸引人的地方。”张育彪说。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深圳聚集起财富，也培育出健康的社会。20世纪90年代，来过深圳的人记忆最深的可能是频频发生的偷窃、城市环境的脏乱。如今的深圳，秩序井然，充满善意：机动车礼让，服务贴心，微笑的面孔处处可见。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说，深圳“是一座爱心之城、志愿者之城，平均每10人就有1名志愿者”。其目标是建设“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省时要求深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深圳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缩影；深圳的改革开放历程足以证明，思想解放、对外开放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不二路径。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深圳市委宣传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提供）今日的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