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他16岁时离开家乡就读梧州中西学堂，受到该校同盟会会员胡汉民等教师所传播的民主、民族思想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行径深恶痛绝，萌生了投身革命、救国救民的思想。“救国就要当军人”是他的信念，为此弃文从武，进入广东陆军中学，从而确定了他毕生的事业。1910年他被广东选送考取了当时设在保定的全国唯一一所高等军事学校---陆军预备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陆军大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推动下，参加了反清革命斗争。1911年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由姚雨平任军长。父亲与姚雨平在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有同窗之谊，被姚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了“全军北上行动方案”等作战计划，在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师参谋长。
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掌握大权后，南北议和，开始裁军，父亲所在部队全员遣散。父亲回到陆大完成学业。此时广东处于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暴力统治下，广东来的几位同学已受到辛亥革命的锻炼和洗礼，不愿回粤供职为虎作伥，正在商议何去何从时，正巧军校遴选优秀毕业生取代高薪聘用的日本教官，学校通知父亲，因他一贯成绩优异，决定留其出任教官兼陆军部军事编辑局编修。在任教期间，父亲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他的学生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的高级将官，如国防部长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黄旭初等。因此父亲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孙中山开府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是年冬，父亲回乡省亲，途径广州与挚友邓铿会晤。邓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时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早年父亲在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兵营当排长时，邓是连长，两人关系甚笃。父亲与邓铿深入交谈，更加认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才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毅然放弃了陆大的编修局长职位，接受邓的邀请，留在粤军第一师任副官长并由邓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升任第一师参谋长。在孙中山授意下，邓铿将全师2万多人的整顿与训练全权委托给了父亲。父亲对这项任务勤守职责，治军严谨，待人公平，设法罗至了一批有朝气的青年军官提拔重用，其中邓演达、叶挺、陈铭枢、张发奎、黄琪翔、徐景唐、钱大钧、叶剑英、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陈诚、薛岳、余汉谋、朱晖日、黄振球、戴戟、严重等不仅成为第一师骨干，而且在后来的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成为著名的高级将领。父亲通过对军官侧重政治教育，对士兵侧重军事训练的方式，使第一师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
1921年11月孙中山在桂林建立了北伐军总指挥部，为的是实现他自成立同盟会以来的“以两广为根据地，出师北伐，统一全国，进而在这国土上建立起民主主义政权”的伟大理想。此时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已经狂妄自大起来，不想再听命于孙中山，不想粤军为北伐效力，千方百计阻止孙中山的计划。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是完全站在孙中山这一边的。1922年3月陈炯明的党羽暗杀了邓铿。6月又围攻并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师当时正在北伐途中，攻占了赣州，准备攻打南昌。父亲与梁鸿楷师长奉孙中山密令率第一师回师平叛，但因第一师内拥陈派势力强大，平叛计划失败。一直在永丰（中山）舰上指挥作战的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孤军无援，便怀着无可奈何的沉重心情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北伐宣告失败。父亲伤心失望，辞职离去。此时孙中山对第一师和父亲依然非常关注，寄予厚望，特派他的警卫团长陈可钰（原第一师参谋长）来见父亲，要他留在第一师，等待时机夺回兵权。父亲遵照孙中山的秘密指示，重返第一师继续任参谋长，暗中联络第一师中思想倾向孙中山的干部，伺机起事。10月，孙中山将驻扎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东路“讨贼军”，又于同年冬，委派桂军、滇军等部组织西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父亲派人与讨贼军联络，暗中配合。次年1月，父亲率第一师两个团及工兵营在前线起义，与讨贼军并肩作战，广州光复。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父亲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孙中山委派他兼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处长。
1923年5月父亲奉命率部讨伐桂系军阀沈鸿英,占领了广西重镇梧州。西江既定，孙中山决定设立“西江善后督办总署”，西江善后督办的权力很大，孙中山在训令中指出，“所有西江流域由梧州至江门以及四邑各地方，一切善后事宜，责成西江善后督办切实办理。”孙中山手下元老众多，不少人想得到这个职位，但孙中山认为父亲平定西江功劳最大，且大智大勇，干练忠诚，破格委任父亲为西江善后督办。对此出人意料的任命，军政前辈议论纷纷，谓父亲资望太浅，不应据此高位。父亲自己也有顾虑，表示不能就任，决意固辞。但孙中山力排众议，坚持要父亲出任该职，他在给邓演达的信中说，“至李师长西江督办之名义，非此无以统一该路之财政。”
父亲对孙中山的信任深为感动，军人首重服从，即委重任，自当勇敢担当，不畏人言，毅然接受新职。父亲任职后，使广州大本营的革命力量扩展到西江各县，并从财政上大力支持大本营，孙中山返广州后，革命政府的大部分经费靠西江善后督办署上缴支持，可以说广州政府完全依赖位于西江的第一师在当地的税收来维持。对当时广西省的人事任命，孙中山都会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俸给外不苟取毫发，编制内不安排一人，一师官兵军饷均由广东调拨，未取广西地方一分钱。当时的广东各路军阀滞留颇多，形势混乱，第一师不得不回广东征战，父亲便将梧州地区的管理交给当时驻扎在梧州的广西将领黄绍竑督办副主任。黄在其所著《五十回忆》中写道：“过去在广西，历来统治者总是把管辖区视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从中谋取私利。自己却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味追求玩乐。但当李济深率第一师进了梧州，这种风气一扫而光。即使身为善后督办，掌握所有大权，他却没有滥用职权。李听取民众的意见，将军政和经济大权全权委托我，却没有向我要一分钱。而实际上，当时的革命政府经济上困难重重，前线的供给又不够及时，他的部队拿不到军饷，有时还得饿着肚子上战场。有一次甚至10天没有粮食，李济深不得不派邓演达回广东要钱。形势如此严峻，他仍没想过用梧州的钱。他的言行不仅在当地老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促进了以后广东、广西之间的革命合作。”黄绍竑说：“任公两袖清风来，两袖清风出，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广东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仇恨。1924年夏，香港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伙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组织商团武装，企图在广州建立“商人政府”，反对革命。孙中山下令拦截了陈廉伯向英商南利洋行购入的大批枪械并通缉陈，陈指使广州商团以罢市威胁政府，通电全省各县商团，命令他们驱逐县长，宣告独立。到8月25日，全省有一百多个城镇陆续罢市。28日，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中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领事团向广东省长提出抗议和警告。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革命阵营内部围绕商团叛乱事件产生严重分歧。10月10日，广州人民纪念武昌起义的游行队伍与商团岗哨发生冲突，商团竟开枪打死二十余人，伤数十人，并构筑堡垒，封锁市区，发动武装暴乱。父亲向孙中山请缨平乱。孙中山决心镇压商团叛乱，父亲率部回师广州参与战斗，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为了培养军事干部，父亲在肇庆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任命戴戟为堂长，邓演达为特约教官，黄琪翔、钱大钧等都来讲武堂训练军队，为两广的革命队伍培训军官充实基层，也为后来的黄埔军校提供了人才和经验。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先后任命父亲为筹备委员、教练部主任，后升任副校长。这段时间父亲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孙中山的知人善任，破格提拔才使父亲的军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他在粤军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父亲来说，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他重任在肩，努力工作，在各方面给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以大力支持，不负所望，屡建奇功，统一两广于国民政府之下，为实现孙中山夙愿，进行北伐，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3月24日父亲主持了梧州各界追悼大会，发表演说，宣读了祭文，并写下“痛失民权权首谁招我国国魂”等挽联。孙中山生前曾3次到梧州从事革命活动，4月23日，父亲召集梧州各界代表开会，倡议在孙中山巡视过的北山顶兴建中山纪念堂。纪念堂于1926年奠基，1928年夏动工，1930年10月落成，为中国最早兴建完成的中山纪念堂。父亲在任职广东期间，为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及中山纪念碑奠基立石。广州中山纪念堂成为当今存在最大最雄伟的中山纪念堂。
1959年10月，父亲在临终前作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刻骨铭心的期盼。父亲从青年时代开始投身革命事业，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在此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缅怀先辈的事迹，以表达对他们的深切怀念，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竭尽绵薄，以告慰为民主革命事业毕生奋斗的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