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芳芳
大通的山（嘛就）平又宽/尖扎的黄河呀清又蓝
谁把散心的花儿漫/四月八南山上搭高台
丁香艳（呀就）梨花白/听者嘛团团围成了圈
尕妹的水红花（呀就）阿哥的白牡丹/台上那个谁呀背过了脸
一把把老泪揩不干/人说她年年（嘛就）唱少年
回回都唱到泪涟涟/尕老汉头勾下不开言
老婆婆嘴里面悄声着念/自顾自地笑了为哪般
那年我十八你二十三/唱得那满场叫红了天
听得我呆坐着湿了眼/翻山越岭南山来（呀就）
漫不完的花儿与少年
打开手机，不经意间看到我的好友、花儿传承人索南在美国、加拿大演出的消息。高兴之余，思绪一下子飞到几年前在青海南山听花儿的场面，以及我们“下回一起下乡”的约定。
仔细算来，我与索南相识已有8年，真希望他越唱越好，艺术生命常青。第一次见到他，是数年前在北京某次民族民间歌曲比赛后台，那时他刚获得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颁发的《首届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证书。而与他的友谊，也见证了我与那世代传唱在河湟大地上的花儿的不解之缘。
结缘花儿往西走
那年4月的一天，索南告诉我：青海大通山的花儿会是5月1日至3日，南山的花儿会则在5月8日至10日间。多年前在青海采访索南时，说到以后有花儿会就喊我，结果接下来的两年都在忙，没有去成。于是这下立刻决定去听，弥补多年来的遗憾。是的，我知道，这么多年，在我心里一直有花儿在召唤。
我的家乡是座海滨小城，父母家楼下不远处有家青海循化的小伙子开的拉面店。有回我去吃面，一听循化人，问他是否是撒拉族，他很惊讶，连连点头说从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后来聊到花儿以及那一带的花儿歌手时，他断定我一定在青海工作过，不然不可能对当地那么熟，对花儿这么熟，居然还知道当地的花儿明星！
第一次听到花儿，是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举办的某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上，认识索南、张存秀、马俊也是通过那次比赛。听张存秀唱《白牡丹令》、《河州花儿令》时，觉得那花儿离我很近，打心眼儿里亲切得很，衬词虽不熟，但丝毫不觉得隔阂。那纯朴明快、转承自然的音调，总觉得仿佛在哪里听过。旋律上口，忍不住经常哼在嘴边。我的大学同学兔子甚至因此送给我一个西北味道的绰号：“尕妹妹”。
读研时某次听讲座，一位青海师大人文学院的老师给大家讲“花儿”，于是才知道：花儿产生并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山西等省区，流传在汉、回、土、撒拉、藏、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间，以情歌为主。甘肃、宁夏等地称“花儿”，青海称“少年”，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河湟花儿有极强的口头程式，音乐非常丰富，多民族文化交融，比兴题材多种多样，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是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有人考证，洮岷花儿最早源于羌族民歌。洮岷花儿的传播路线是洮河流域；河湟花儿的传播路线是从大夏河到兰州，再由黄河上溯到湟水流域。那位讲座的老师说：尕，是“小，可爱的意思。”听到这里，兔子同学与我相视一笑。
那老师讲完后，同学们要他唱一段，老师说他五音不全。这时，我的朋友说“我们有同学会唱！”我赶紧瞟她一眼，低了头。结果，老师说：“哦，真的吗？那这样就来唱一段吧。”于是，几个人喊着我的名字，“上去上去！”我只得站起来，在嬉笑和推搡声中站在台前。多年以后，仍记得那天我穿了件下摆挺宽蓝格子长袖衬衫，扎了个马尾，挽了挽袖子，对着台下的老师和同学，开始放声唱了几段：
尕妹妹的个大门上浪三浪呀
心儿里跳得慌呀
想看我（呃）的个尕妹妹的好模样呀妹妹
山丹红花开哟
听说我的个尕妹妹
病下（哈）了喂
阿哥子莫急坏呀
称上了些个冰糖着
看你来呀妹妹
山丹红花开哟
……
后来才知道，我一口气唱完的那三段分别是《妹妹的山丹花》、《牡丹令》和《阿哥的白牡丹》。唱的时候自顾自，完全不看别人。在掌声中走下台，我居然也不脸红。老师问，是青海人吗？是西北人吗？——不是不是。那怎么会唱呢？——擂台赛上听来的。
若干年后，当我和藏族朋友在一起唱他们的酒歌，在傈僳族村寨里喝完米酒趁醉意涌上之前迅速记下对方唱的歌，和彝族的朋友一起唱“打歌”，和蒙古族的朋友在餐桌前唱起长调，和裕固族的女孩子一起哼起《哭嫁歌》……总有人问：你是哪里人？怎么会唱我们的歌？
我是哪里人，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歌声让我们相识。相逢是首歌。与其说我喜欢民歌，不如说是民歌喜欢我。任何民歌旋律，基本上听上两遍，我都能原本地哼出来，谱都不用记，不带错的。家里有人在搞民乐，我偏偏没学这个，只是不知某个时刻生长起来的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前些年，我在青海调查花儿的传承情况，感觉乐观，公园随时见到有人即兴对唱起段段花儿，每年农历六月六的花儿会，村子里总是自发地聚集了很多人买门票，10元、5元不等。于是知道，这片河湟大地、自古“河湟古羌”人的地盘，是盛产花儿的。再往后，那首叫做《拉夜川》的花儿里提到的“凉州、嘉峪关、沙塘川”这些地方，我都转悠到过。
十几岁时，索南在一家面馆打工，他的回族老板让他报名参加电视里的花儿比赛，结果得了少年组的第一名。后来，他又拿了西北五省区的奖，得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亲手颁发的传承人证书，还差点进了部队文工团。索南是青海平安驿的藏族人，花儿正宗的传承人。
还记得当时见到索南时，他正在争取进入青海省歌舞团，并不属于任何单位。我们聊到民间传承人的待遇问题，当年李松介绍他和一个公司签约，不料那公司很快散掉。当年参赛的原生态歌手里，那个“羊倌”石占明的状况最好，进了“二炮”，住房和家属的工作问题都得到解决，阿宝签的某公司据说待遇也很不错。
那时候我考虑的问题是：体制收编和市场认可，是否是民族民间文化得以持续传承发展的根本保证？怎样解决民间艺人的尴尬处境？当时，对于传承问题还远没达到时下的热度。这些年一路走来，答案也逐渐浮现、日渐清晰。不久，索南进入了青海省群众艺术馆，而这次邀请我参加的花儿会，就是群艺馆组织的活动。
南山漫不完的花儿与少年
去四月八花儿会，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第一天是曲艺演出，一大早和群艺馆老师们一道赶到西宁市郊的南山。阴天，非常冷，高原上有风，观众寥寥，来唱曲艺的多是老人，有青海道情、打搅儿等传统表演，歌唱内容各式各样，孝敬老人、歌颂生活，形式非常活泼，随编随唱。回去的路上，大家说其实第二天才是正式的花儿会，不知啥时候结束。
“唱起花儿来，哪还有个完！”摄像的老师说。“演员都是人来疯。”一位老师说。
第二天一早，在后台帮群艺馆的工作人员忙前忙后，我迎头看见张存秀老师。只见她穿了一身正装裙和中跟皮鞋，比电视里显年轻，身材也高挑。她说自己是50岁的人了，很不像。我刚说完“保养得好”，另一边的温桂兰老师接话道：“哪有我保养得好！我都60岁了！”大家一起笑。我笑看着她正在抹粉，60岁了，穿着一身鲜艳桃红的衫裤来唱花儿，头发烫了卷儿。这时候看见的还有索南和他媳妇卓玛。穿了身大红色撒拉族服装的卓玛边化妆边和我聊天，管我叫“老师”。
太阳高起来，花儿会的第一个节目是《花儿联唱》。张存秀老师第一个出场，唱的《妹妹的山丹花》。人渐渐地多起来，太阳底下人们散坐着，很快围成里三层外三层。等到温桂兰老师出场时，已经快结束了。她唱的《眼泪的花儿飘远了》《花儿与少年》，“少年爱上了白牡丹，白牡丹爱上了少年”，唱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不停地揩眼睛。旁边的人对我说：“她每次来唱，都哭，真哭。”60岁的她，一身桃红，背过脸一下一下地擦眼泪。
那么小的一个台子，观众团团围坐成圈。这样一个场子，竟然充满这样充沛的戏剧张力。我感到一种叫做生命力的东西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间，在满脸皱纹的面庞里，在满树怒放的白梨花间，还在身旁人们的笑声里。
索南一出场，主持人报上“西北五省花儿歌王”的称号。他还年轻，比我都小。他的嗓子格外透亮，台风也大方。参加活动的前几天，他刚从韩国演出回来。唱着花儿出国，这在以前是他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些歌手里面，刘永梅唱的《相思病》格外让我印象深刻。作为花儿的代表作，我几年前听过。它属于典型的民间叙事诗，讲的是情人相思，音调真挚哀婉，总共四句，段段重复，每句之后加了衬词“岗给岗”或“岗岗给”，转承自然。当刘永梅站在台上用哭腔唱到“阳世里的三间里（岗呀给）/我俩没团圆来么（给儿岗）/死到个就阴间里（岗给岗）/我俩才团圆来么（给儿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感觉她唱尽了千百年来爱的忧伤，也唱尽了自己心底深处的惆怅。唱完之后，她问大家：“你们酸不酸呐？”身边的老太太喊：“哎呀，我们酸死掉了！”我在满场的老头老太太中间悄悄抹掉泪水。回家以后，把这首《相思病》放给已经是某网站主编的兔子同学听。她低头听着，抬头冒出一句：“这起承转合，太牛了！”
马俊最后一个登场。群艺馆的老师说他总是最后一个到，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他才来。我留心听他唱，以致于忘记了拍摄。只见他带一回族白帽，轻松自如地立在台上，从“尕妹妹的大门上浪三浪”开始，直唱到《解放大西北》，声音清亮，表情生动极了，惟妙惟肖，声音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一句话，他是个角儿，仿佛有种魔力，一下子把这个简陋的台子变得高大敞亮起来。显然，此刻这个台子是他一个人的。
这就是民间音乐带来的纯粹的快乐，我再次领受。这种感觉，比在这之前音乐厅听音乐会来得自然，比在歌剧院里听歌剧更亲切。它质朴，迷人，野性，粗糙，表达的东西非常简单。可是，它情感充沛，元神四溢，生命力足具，冲口而出。这些被称为花儿的民歌，有明媚的爱情和出门人的艰难，有时代的幽怨，有亘古不绝的离别和等待，满山遍野，世世代代。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还在，只要有生命，就有爱，就会有花儿顽强而绚丽地盛开。
翻山越岭南山来呀，漫不完的花儿与少年……（责编晓林）